作為《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的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倫敦外交部的一份子，雖然在明面上他並非英國外交部的正式僱員，但是他對於中國社會的調查和研究都會定時的出現在倫敦外交大臣的面前。
這大約也是英帝國主義的一種傳統，通過非正式身份的人員去和外國政要接觸，從而和這些外國政要建立起私人關係，然後利用這種私人關係實施外交和情報工作。英國對於印度的征服，曾經就多次利用了以個人身份為印度王公服務的英國人，這些英國人調查印度的各種情報並肆意挑撥印度王公之間的關係，然後為英國東印度公司進入印度打開門路。
雖然現在已經進入了20世紀，不過英國也並沒有放棄這些非正式外交的方式，因為實在是投入小而收益大，特別是在東方的封建君主制度的國家，那些君主和權臣往往都把自身的利益放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因此就越容易被這種私人關係所影響。
1897年莫理循成為《泰晤士報》駐華特派記者，但是在這之前的幾年中他多次徒步在東亞、東南亞進行旅行，調查當地的風土人情，可以說他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要比那些英國駐華外交官深刻的多。
但是，莫理循在武漢的問題上還是出現了多次的判斷錯誤，這一度讓倫敦外交部對其失去了信心，只不過英國駐華外交官的表現更加的不能令倫敦感到滿意，因此莫理循還是保住了首席對華專家的地位，畢竟他只是在武漢的問題上出現了差錯，在其他中國勢力的判斷上還是大致正確的。
因此，倫敦想要了解武漢對於遠東戰爭如何結束的想法，還是選擇了通過莫理循的眼睛和耳朵去了解，畢竟一個非正式身份的英國人不必給出什麼正式的承諾，也能讓中國人沒有負擔的暢所欲言，只有真實的了解中國人的想法，才能讓倫敦對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制定出正確的策略。
莫理循倒是能夠理解倫敦的謹慎做法，這說明中國人-特指武漢的中國人，他們成功的扭轉了甲午和庚子兩場戰爭帶給中國地位下降的惡劣影響。這兩場戰爭之後，中國的地位甚至已經低於了西亞病夫奧斯曼帝國，如果不是中國距離歐洲太過遙遠，英國已經無力再征服這樣一個單一民族的人口大國，那麼切割中國就是英國最拿手的外交手段了。
這也就說明，庚子年後中國已經淪為了被列強視為可以狩獵的獵物，而不再是列強中的一員。因此中國問題幾乎不再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意志，而取決於大英帝國和其他列強的決斷。
但是這六七年里武漢的不斷折騰，卻又改變了倫敦的看法，那就是東亞問題失去了中國的配合，任何一個列強都不能達成自己的意願，這也是俄國會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慘重的重要原因。雖然倫敦制定了阻止俄國在遠東擴張的戰略，可是這一次俄國居然輸的這麼難看，這是倫敦也沒有預料到的。
可以說，中國和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的表現，已經給歐美很大的驚嚇了。戰前各方所猜測的中日慘勝或俄國小輸的局面都沒有出現，反而出現了俄國在海陸兩個戰場雙雙慘敗的局面，這其實也等於是破壞了倫敦所想要的東亞平衡局面。
當然，對這一局面最感到驚懼的還是澳大利亞和美國，就像美國人不希望日本統治東亞一樣，澳大利亞人也不樂意見到日本成為東亞的海上霸主，而且澳大利亞人比美國更加感受到了日本的威脅，因為澳大利亞所執行的白澳政策，實質上使得澳大利亞在周邊地區得不到任何支持，且日本向南方進行擴張的話，首當其衝的就是地廣人稀的澳大利亞。
在大英帝國內部最為反對英日同盟的地區就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了，因為這兩個地區認為英日同盟實質上就是縱容日本向東南亞地區擴張，而東南亞正是澳大利亞的門戶，讓日本佔領了東南亞，澳大利亞就要直接面對日本的威脅了。倫敦為了自己的利益，卻正把澳大利亞推進了一個危險的地緣之中。
因此在澳大利亞支持白澳政策的莫理循，現在卻成為了親華人士，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可不是什麼特例，比如悉尼《每日電訊報》的駐華記者威廉·亨利·端納，現在也是一位親華人士。因為這些澳大利亞人認為，想要遏制日本向南方海洋擴張，那麼最好還是讓中國強大一些，這樣就能牽制住日本的精力，使之不能關注南方的海洋了。
這一次莫理循受命前往武漢同田均一進行溝通，端納也跟在了他身邊，這位因為追蹤遠東戰爭系列報道而開始聲名鵲起的年輕記者，對於這一趟的武漢之行充滿了期待，雖然他和倫敦外交部無關，可是他同莫理循都是澳大利亞人，因此兩人之間的關係自然要親密許多。
在火車上，閑著無事的端納也就東亞的未來向莫理循請教道：「這場戰爭結束之後，俄國在遠東的力量大損，今後東亞之問題就將取決於日本和中國。日本現在的實力雖然強於中國，可是以中國的人口和廣闊領土，其戰爭潛力卻是高於日本的，那麼日本是否會在中國成長起來之前再發動一場戰爭，以取得東亞的霸權呢？」
莫理循此時正看向火車外連綿不絕的玉米地，澳大利亞雖然有著大片的平原，不過缺乏了一些人氣，日本和東南亞雖然有著稠密的人口，可是卻又缺少這種成片的平原地形，大多是支離破碎的河谷平原，出門動輒就被山脈和叢林所隔絕視野。
也只有中國，即有適合於農耕的大片平原地帶，也有著稠密的人口，不管從哪一方面來看，中國其實都要比澳大利亞更像是文明世界，只不過中國在科技上過於落後了些。但是，這種落後於歐洲的時代感，正逐漸起著變化。
現在的中國就如同日本一樣，正在從中古時代被引入到現代文明中來，莫理循也去過日本，他看到過日本是如何從一個中世紀的農業社會向著工業社會奔跑的，那種欣欣向榮的景象實在是讓人感到讚歎且難以忘懷。
相比起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洋務運動實質上就差了許多，雖然中國同樣引入了許多機器和歐洲技|師，也派人前往歐美留學，但是只要深入的去接觸中國人，那麼就會發現這個國家的內里其實並沒有接受西方的文明，他們的思考方式依然是中國式的，這一點和日本就差的太遠了。
不過這樣的中國卻讓莫理循很是安心，因為傳統的中國人雖然排斥外人，可其實並沒有什麼攻擊性，他們對於內部的上下尊卑關係的看重，還要超過對外來人員的排斥。只要外來者能夠尊重中國人的規矩，那麼就很容易被接納進入中國社會，這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日本人雖然喜歡西洋文化，可是外來者很難融入日本人的社會圈子。
雖然莫理循出身於澳大利亞，不過他更具有大英帝國的本位意識，因此他站在大英帝國的利益上考慮，認為不過分的削弱中國人，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其實對大英帝國的在華利益其實更有好處。當然，作為一名澳大利亞人，他也很願意從澳大利亞的角度去看待東亞問題，那麼中國的興起顯然是有利於牽制日本這個新興列強的。
面對端納這位後輩兼同鄉的請教，莫理循思考再三後終於開口說道：「是的，日本的崛起顯然是以稱霸東亞大陸為目標的，不管是之前為了爭奪朝鮮半島發起的對華戰爭，還是這一次介入俄中戰爭，日本的目的都是為了打擊有能力和自己爭奪東亞大陸主導權的域內大國。
這一次戰爭，俄國人在遠東的海上和陸上的失敗，都將令俄國在短期內無法維持其在遠東的擴張勢頭，這種局勢下有著復興跡象的中國也就成為了日本在本區域內最大的競爭對手。假如有機會的話，日本當然不會放過打擊中國，奠定自己主導東亞秩序的基礎。
對於我國來說這顯然不是什麼好的結局，我們希望能夠維持東亞的平衡，所以才會支持中國和日本抵抗俄國在遠東的擴張行動，但假如最終造成了日本一家獨大，那麼這同樣是破壞了東亞的平衡。所以，我相信倫敦是不樂意見到這個局面的。
當然，中國的未來究竟該往何處去，最終還是要看中國人自己的選擇。在英日同盟的束縛下，我們不可能公開的反對日本捍衛自己利益的行動，且中國人要是真的倒向了德國人，那麼我們也只能別無選擇的支持日本，因我們不能允許德國有能力威脅到印度…」
雖然和莫理循在車上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兩人乘坐的二人間包廂很安靜，沒有什麼人來打攪他們，因此他們可以毫無避諱的進行暢談，但是端納還是敏感的意識到，其實倫敦並不清楚該如何對待中國，莫理循說了這麼多，終究還是要先確定武漢的態度才能讓倫敦做出決定。
這在倫敦的外交上其實是比較罕見的情況，不管是對德國、法國、俄國，英國的外交政策都是確定的，這些國家的立場改變並不能改變倫敦的外交政策，但是現在對於中國，倫敦的外交政策反而變得不清晰了，這其實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大英帝國的精力已經夠不上遠東地區了，因為無力在這一地區投放過多的力量，所以倫敦才會尊重這一地區的區域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