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阮忠樞猜測著袁世凱會做出什麼樣的決斷時，卻聽對方突然出聲向他問道，「宮中現在是什麼情況？」
他立刻收回了心神，謹慎的回道：「上月初時太后身體有恙，到了上周據說已經卧床不起，卑職詢問過太醫院的醫生，說太后年事已高，加上心中鬱結，這一關恐怕是很難過的去了。」
袁世凱沉吟了半天后方才繼續問道：「皇上那邊呢？」
阮忠樞道：「皇上於前日入宮探望過太后一回，不過據說就在門外問候了一聲，連一口水都沒喝就走了。現在京中不少人都傳皇上過於涼薄了，畢竟要是沒有太后的話，又怎麼會論到他入繼大統呢…」
袁世凱擺了擺手打斷了阮忠樞的抱怨，心平氣和的說道：「這是皇上和太后之間的家事，我們這些臣子有什麼資格討論這些事？不過有件事我倒是想問問你，武漢對於君主立憲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想的？」
阮忠樞遲疑了片刻後方才回話道：「卑職查了武漢從去年以來的一系列發言，發現武漢從未有支持君主立憲方面的言論，雖然武漢方面是首先公開倡導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的，但是武漢的發言中從來沒有說要維護皇室之類的話語，倒是關於共和的言論比比皆是。
所以卑職以為，武漢召開國會的目的，恐怕不是為了實現君主立憲，而是以國會的名義打擊太后和滿人的專權，最終迫使皇上退位，從而走向共和體制。類似於一場不流血的法國大革命。」
自從放開言禁後，外國的歷史和哲學書籍就開始被大量的翻譯成中文流傳開來，特別是武漢所倡導的白話文運動，更是進一步降低了民眾閱讀書籍的難度，其中有關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書籍是最先在知識分子中流行開來的，畢竟現在的中國形勢確實和這兩段歷史時期很想像。
因此，報紙上動輒使用法國大革命或美國獨立戰爭的故事以隱喻中國政治，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因為歷史資料相當豐富，又是一個大陸君主專制國家向共和制國家轉變的時代，因此更容易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以至於連阮忠樞這樣的老派讀書人，談話時也動輒把法國大革命掛在嘴邊了。
袁世凱自然也是了解這股風向的，他自己抽空時也讀過幾本法國大革命的書籍，特別是關於拿破崙的書籍，畢竟歐洲人動輒將他稱之為東方的拿破崙，他要是不去了解下誰是拿破崙，都不知這些歐洲人到底是在誇他，還是在嘲諷他了。
一場不流血的法國大革命，對於袁世凱來說可謂是好壞參半，好處就在於他不必再擔心光緒和滿人找自己算賬了，壞處在於失去了朝廷權威的加持後，他就得以自己的聲望去和武漢對抗。
老實說，從朝鮮逃回之後他就已經失去了那種在政治上正面對戰的勇氣，在朝廷的框架下，操縱權術打擊政敵，才是他現在最為熟悉的政治鬥爭方式。但是武漢推翻了他們這些人所習慣的官場鬥爭模式，把政治鬥爭變成了正面對撞，這種莽撞的肉搏戰其實是充滿了風險的，因為失敗者連退場的機會都不會有。
在官場鬥爭中，只要你放下權力承認失敗，那麼勝利者還能放你回鄉下去當個富家翁，如戊戌變法中那些帝黨就是這麼下台的，至於走上斷頭台的六君子，是因為他們不肯認輸跑路，而不是後黨一方要趕盡殺絕，肯逃跑的康有為、梁啟超不就沒事了么。
但是武漢玩的不是官場鬥爭，而是政治團體的對抗，這種一開始就把政治理念公開宣布出來，然後要求民眾跟隨自己的做法，其實是相當不符合大清的官場慣例的。
因為這種政治團體的對抗，一開始就划出了政治上的敵我，敵我鬥爭自然是你死我活的。而戊戌變法一開始，也不過是船上的人爭奪誰來把舵的權力，並沒有說要對後黨、地主鄉紳喊打喊殺的。譚嗣同等變法派主張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主張要救活船上所有人，只不過要求某些人拿出財產來先救這條船而已。
袁世凱是很熟悉後一種變法中的權力鬥爭的，因為變法派和守舊派之間其實並沒有什麼難以逾越的鴻溝，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因此哪怕一方失敗了，還能迅速的轉到另一方去，至少對於個人來說，還是有著退路的。
像武漢這樣，一開始就把自己這邊的後路給斷了，接下來就投入到一場不勝則死的鬥爭中去，對於袁世凱這樣的舊官僚來說其實是相當的不適應的。因為他們沒辦法在前期觀望局勢了，而那些一開始站在武漢對立面的人，之後也很難再混入武漢的核心中去。
可以說，自從武漢這一勢力出現之後，中國政治就打破了表面上一團和氣的虛偽場面，那些不能適應新的鬥爭方式的舊勢力，正迅速的被這種鬥爭方式所瓦解消滅，這裡說的正是後黨和滿人。
比袁世凱更加依賴朝廷大義的正是後黨和滿人，失去了朝廷這個大義名分，後黨和滿人手中的權力就徹底的化為烏有了。比如京城的滿人宗室，過去仗著朝廷的大義名分可以對北洋及各地督撫加以牽制，因為北洋和各地督撫同樣只有依附於朝廷才能擁有各自的權力。
但是武漢打破了朝廷的大義後，原本壓制北洋及各地督撫的朝廷，瞬間就失去了那種神聖的光環，然後大家就突然發覺，他們現在需要的不是朝廷給與自己的名分統治地方，而是朝廷需要他們的支持才能維持運轉下去。於是，以慶親王為首的滿人權貴，攀附太后的漢人官員，立刻從天上跌落到了地面，他們失去了那種可以指使他人的權威。
這場戰爭更是進一步在世人面前撕破了朝廷的體面，讓天下人認識到，朝廷實質上已經失去了保衛這個國家的力量，能夠保衛這個國家的只有武漢和北洋這樣的地方勢力。在這種局勢下，還拿著朝廷給與的名位去壓制地方勢力，就真正是個笑話了。沒有武漢和北洋的背書，朝廷的命令能出得了北京城嗎？
就連普通的知識分子都已經真正的明白了過來，現在就是王朝的末年，是大爭之世，決定天下大勢的是實力而不是什麼高貴的家世和神聖的血脈。假如說主導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等年青讀書人，心中還存有挽回衰微王朝命運的念頭，那麼在1907年，拋棄舊王朝，迎接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聲音。
哪怕在政治上趨向於保守的袁世凱，也開始慢慢接受清王朝是時候結束的觀點了。當然，袁世凱之所以會生出這樣的想法，主要還是為形勢所逼迫的。在迴鑾新政之初，袁世凱還是支持王朝延續的，畢竟他的功績和權位都和這個王朝有著莫大的關係，王朝的延續是有利於他的。
假如太后能夠繼續掌握權力，並在去世之前另立新帝，那麼袁世凱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反對這個王朝的。畢竟只要他效忠這個王朝一日，就能藉助這個王朝的名義壓制其他對自己的挑戰者，只要王朝不拋棄他，他幾乎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但是武漢的出現，迫使袁世凱不得不拋棄了日暮途窮的太后，藉助光緒的名義，武漢想要擊潰北洋都不需要費什麼力氣。而拋棄了太后的袁世凱雖然保住了北洋這個小團體，可卻和光緒、滿人、忠於朝廷的清流成為了死敵。
到了這個時候，袁世凱除了推翻滿清之外，已經沒別的路可走了，因為不管誰上台，只要還承認滿清的正統性，就必然要清算他。就如同武漢現在不斷的清算後黨和滿人，完全不顧及世人的眼光，因為武漢的政治主張就是敵對這些人。
因此聽了阮忠樞對武漢在政治行為上的分析，袁世凱並沒有感到有多麼的不滿，只是覺得有些悵然，就好像畚鬥了一輩子，突然發覺自己只是白費功夫，現在又要重頭來過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態一般。
不過他很快就收回了這種無助感，轉而對著阮忠樞正色吩咐道：「繼續盯著宮內和慶邸，有什麼情況就儘快報我。另外你去和秦力山接觸一下，看看他們打算如何推動共和。這仗打到這個程度，也該考慮一下和平的問題了，他們到底是怎麼考慮戰後問題的，我想了解了解…」
想要了解武漢對和平看法的不只是袁世凱，英國人在這一問題上尤為重視武漢的立場。雖然中國人從外蒙攻入上烏丁斯克切斷了西伯利亞鐵路線的戰績讓英國人大吃了一驚，不過這種吃驚程度還是要低於俄國海軍在對日作戰中的失敗的。
作為一個通過海權確立世界霸權的帝國，英國人認為海戰的結果永遠要比陸上的戰鬥更能確定區域內的權力更替，因為組建一支陸軍只要幾年時間就夠了，中國的新式陸軍的成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像俄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哪怕丟掉了現在在遠東的60萬俄軍，花上三五年時間就能恢複其陸上的武力了。但是，想要重建一支規模以上的海軍，最少也要以十年為期限。俄國在這場遠東的海戰中實際上已經輸掉了克里米亞戰爭之後俄國海軍積蓄下來的大部分實力，幾乎一夜之間俄國就從海上強國中被除名了。
這場戰爭達到了英國人在戰前設想的最理想的結果，對英國皇家海軍造成威脅的法俄聯合艦隊已經不復存在，這樣一來英國皇家海軍要打擊的對象就只剩下德國海軍和美國海軍了，而後者還將受到日本海軍的牽制，至於法國海軍則從競爭者變成了協助者，之前岌岌可危的英國海上霸權的王座，一下子就穩定了下來。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世界正在回歸到大英帝國所塑造的地區制衡關係中，現在只要把德國這根刺拔|出|來，接下來就可以對世界進行簡單的修剪工作，從而維持住19世紀以來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榮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