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接受了日本人的勸說發起了對錦州的反擊戰，還有個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了預算的分配問題。
鴉片戰爭時期，大清帝國的財政收入為4000萬兩白銀，同治年間上升到了6000萬兩，甲午期間增加到了8000萬兩，1903年時接近2億兩。
這種財政收入的增長是和新稅源的開闢密切相關的，鴉片戰爭時期九成以上的財政收入都是田賦，但是到了1903年田賦在財政收入中只佔到了33.8%，而關稅厘金則佔到了50.9%，厘金為各省督撫所控制，關稅則在洋人手中。
袁世凱之所以能夠養得起北洋，一方面直隸地區的財政收入在全國排第三，1904年後湖廣已經不向中央繳納財政收入，因此也就不再排名，1904年之前湖廣位列第四約在1800萬兩，而直隸地區年收入2165萬。
排在直隸之前的是廣東，約2300餘萬兩，排名第一的江蘇則接近4600萬兩，比廣東和直隸加起來還多，所以今年蘇北受到水災時，朝廷最關心的就是蘇北的災情，若是江蘇不能儘快恢複過來，那麼明年的財政收入都要受到很大的影響了。
不過雖然大清的歲入接近了2億兩，但是大多數都是和固定支出向對應的，真正能夠動用的活錢也就只有關余和厘金收入。國會的預算分配，其實就是對上交給中央的關余和厘金這部分收入的分配。
在國會打倒了後黨之前，這些收入都掌握在了慈禧和滿人親貴的手中，這也是義和團事件後兩宮出逃形成的大清財政新格局。哪怕袁世凱現在擔任了國務會議主席一職，他也沒法從國會手中拿到這筆收入的支配權，因為他沒法迫使洋人和督撫承認自己是中國政權的唯一代表。
在洋人看來，國會至少在名義上代表了中國各方勢力的共同體，國會所簽字的東西，個別勢力是沒法推翻的，他們雖然看好袁世凱，但並不認為現在的北洋有能力推翻國會，這就意味著他們對於袁世凱的支持很可能打了水漂。而督撫們同樣不會選擇袁世凱來代表自己，這意味著他們成為了北洋的附庸，下面的人也就會放棄對於他們的支持。
因此現在只有國會才能從洋人手中拿到關余，從地方督撫手中拿到厘金收入，自然國會也就順利成章的拿到了預算分配的權力。當然這幾個月內國會對於預算的支出管理，基本上還是能夠讓各省感到滿意的，畢竟武漢今年為戰爭支出、省外的賑災和建設上支付了超過8000萬兩的賬單，這已經接近中央預算開支的一半了。
在日常生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活動其實就兩件事，徵稅和開支。一個能夠向地方徵稅，然後把錢花出去的朝廷才有資格稱自己為中央，滿清之所以在義和團事件之後還能維持下去，就是它還能保住對地方的徵稅權力。
國會把後黨打倒之後，傳統的滿人王朝其實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各地督撫向中央交稅，不是出於對愛新覺羅家族的效忠和畏懼滿人的武力，而是認為國會代表著國民的意志，也承認了國會用於管理國家的權力。
假如撇開國會這個中央政府的話，那麼下面的地方勢力也只有武漢更像是中央政府了，因為北洋除了收本地的稅賦外，壓根收不到其他地方的稅，而北洋收到的稅賦也不可能花到外省去，這就是為什麼北洋只是一個地方勢力的原因。
袁世凱現在也只能接受國會在預算上的支配權，因為沒有了國會他就收不到地方上的稅賦。而想要讓國會把預算分給自己，要麼搞建設，要麼是為了戰爭。以收復錦州為名義，要求獲得預算顯然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在日本加入戰爭之後，南北國民都有一種勝利在望的興奮感，他們迫切的希望朝廷儘快出兵和日本一起把俄國人從滿洲驅逐出去，從而洗刷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的屈辱。在這樣的激進情緒中，任何穩重的主張顯然都是不合時宜的。
因此，袁世凱也學著武漢操弄人心的手段，把收復錦州的行動鼓吹了一下，也確實讓他收穫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支持，就連同盟會的一些人都發電支持了他。因此他也成功的從國會那裡要到了一筆預算，為收復錦州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和武漢的合作，並不僅僅讓袁世凱獲得了一個國務會議主席的名頭，也讓他對北洋六鎮及直隸地區的武裝力量進行了重新整頓，使得他對於北洋一系的武力控制力獲得了增強。
此前朝廷雖然給了北洋六個鎮的編製，但是第一鎮的番號給了旗人組成的新軍，袁世凱壓根控制不住，其他幾鎮也都安插了滿人官兵以做監視。比如良弼剛剛回國不到兩年，袁世凱就不得不將其任命為第八標統帶官，以滿足滿人對北洋武力控制的慾望。
對於朝廷來說，滿人是最可信任的，其次是派出學習的留學生，最後才是北洋自己培養的軍官。鐵良南下之前就在北洋各鎮中大肆安插外來者，就是想要打破袁世凱私人控制北洋武力的局面。
當然，滿人實在是缺乏人才，像良弼這樣願意前往海外學習軍事的滿人實在不多，回來之後驟然提拔，連基層都沒待過，自然也就說不上對北洋加以控制了，反倒是這些滿人和留學生進入北洋後就立刻獲得了高位，引發了北洋基層軍官的不滿，認為這些人搶了自己的位置，使得他們上進無門，倒是更令北洋團結在了袁世凱身邊。
現在么，趁著國會對滿人掌權者的清算，袁世凱也開始了在北洋軍中的清理運動，將那些強塞進來的滿人官兵又調離了出去，從而把北洋六鎮真正變成了以自己為首的軍事集團。
毅軍薑桂題部，駐直隸的淮軍各營，這些過去只是和北洋有著歷史淵源但沒有上下級關係的軍隊，現在也被袁世凱整編成了北洋系統的一部分，從而讓直隸的武裝力量完全從屬於北洋系統了。京城近郊的滿人三大營和步兵統領衙門，現在完全成為了一個擺設，京城之內的治安歸於京城警察廳，京城近郊的安危則被北洋第六鎮所管理。
假如沒有武漢在側，袁世凱此時對於北京的控制力實際上已經超過了淮系最強盛的時期，從這個角度去看，京城滿人稱袁世凱是活曹操，也不算是空穴來風。不過現在有武漢在旁虎視眈眈，袁世凱也不得不先賺些軍功來維護自己的聲望先了。
就如徐世昌對袁世凱所言，「軍隊光有數量是難以壓制住武漢的野心的，若是不能在戰績上和武漢相抗衡，那麼我們就不可能反抗武漢提出的要求。」
袁世凱是認同這位好友的看法的，軍隊人數再多，要是不能打又有什麼用呢？列強幾千上萬人就敢對中國動用武力，難道是大清兵力不足嗎？顯然是人家根本沒把大清幾十萬軍隊放在眼裡。俄國人輕率的發起對華作戰，也是因為在義和團事件中，大清軍隊表現出的軟弱無能，所以俄軍認為一兩萬人就可以打到北京城，迫使清國簽訂投降協議了。
湖北新軍是什麼人？這是幾百人就敢前往西藏對抗上萬英軍，並把戰火引入到印度的存在，也是在對俄戰爭中堅持不懈，圍殲了一支俄軍偏師的存在。在這樣的軍隊面前展現自己的人數顯然是沒有意義的，不要說嚇不到湖北人，就連各地的督撫恐怕都未必會服氣。
因此，想要贏得湖北人的尊重，並獲得各地督撫的真誠支持，那麼至少北洋軍要在戰場上拿出一點成績來。於是袁世凱準備妥當之後，便下令段祺瑞率領北洋第三鎮從承德向朝陽進攻，馮國璋沿著關內外鐵路向錦州進攻，意圖趁著俄軍滿洲主力為日軍所牽制的時機，奪回錦州。
應該來說，隨著日軍加入戰爭後，西面中國軍隊不緊不慢的跟隨俄軍撤退的進軍，確實讓俄軍高層產生了迷惑。庫羅帕特金就一度認為中國人應該只有堅守壕溝的膽量，只要俄軍不去主動進攻，那麼中國軍隊是沒有膽量來進攻俄軍的陣地的。
特別是在日軍在南北兩個戰場大展拳腳後，庫羅帕特金為了加強對日作戰的戰力，已經開始偷偷的從西滿支隊抽調炮兵部隊和步兵部隊了。當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時，俄軍興城、葫蘆島一帶的守軍已經抽調了不少到錦州城，錦州的俄軍都已經開始向奉天轉移了。
於是，馮國璋、傅慈祥率北洋第二、四鎮、工農紅軍第13師近9萬人從綏中出發向興城進攻時，打了俄軍一個措手不及。雖然俄軍在興城一帶設立了壕溝和機槍陣地，但是因為日軍的大舉進攻，庫羅帕特金把興城的機槍都調了回去，火炮數量也減少了一半，畢竟此時整個滿洲俄軍的機槍數量也只有56挺，這個數量不包括旅順和海參崴的機槍數量。
傅慈祥當然不會採用俄軍的衝鋒戰術去填壕溝，在這種突破壕溝的進攻戰術上，工農紅軍可以說是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畢竟工農紅軍一開始就是通過攻防演習來不斷完善自己的塹壕戰術的，武漢也給他們配備了破壞鐵絲網和進行塹壕戰的工具和武器。
而俄軍把機槍撤走又減少了前線的火炮數量，又大大的降低了進攻方的困難。傅慈祥指揮的第13師，很快就突破了俄軍在興城的防禦陣地，並毫不遲疑的向著俄軍後方展開了突擊，使得俄軍沒能在葫蘆島、塔城重組防線，開戰後的第10天，傅慈祥所部已經突破了錦州南面最重要的塔山要隘，進入到了開闊的錦州平原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