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成渝鐵路已經修到資中，距離成都不足200公里。假如這條鐵路的修築權不是掌握在武漢手中，那麼四川總督錫良簡直要為其歡呼雀躍了，因為這條鐵路不僅是由中國人自己建設的，連築路的材料都基本選用了四川本地的石材和木材，重慶還建立了一個小型的軋鋼廠為鐵路軋制鋼軌。
過去，中國修建鐵路幾乎都需要外購建材，因為外國人說中國的木材不能用作軌木，而一根軌木就要一塊大洋，這對於中國的鐵路建設來說是相當大的財政負擔，因此只能不斷的壓縮勞動力的價格。
所以，鐵路建設雖然有利於地區交通，但是對於地方財政來說其實沒啥好處，再加上外國人修建鐵路籤訂的合同基本都規定了鐵路沿線的資源開發權力歸屬於鐵路公司所有，因此即便通車後地方上的收益也減少了許多。
因此，在京漢鐵路沒有建成之前，朝廷對於鐵路的看重其實在於政治和軍事上帶來的好處，京漢鐵路修成帶來了大量的鐵路利潤，才真正讓朝廷意識到了鐵路在經濟上的好處，不過這個時候朝廷已經失去了對於地方上的控制，連京漢鐵路都被武漢拿去了管理權，朝廷只能得到一些分紅而已。
錫良對於成渝鐵路的看法，就是為了應對西藏問題，對於中國來說，前往西藏之行路難，不僅僅在於川藏交通，也在於入川交通之難，因此成渝鐵路，或者說一開始設想的川漢鐵路，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中央對於四川的控制。
也就是說，錫良當時已經考慮西藏失去後必須要以四川為基地控制康區，不能讓英國人利用西藏的宗教信仰奪取康區，從而對川西造成威脅。只不過形勢發展比他最好的預料還好，湖北新軍不僅保住了西藏，反而進軍印度，把中印之間的分界線再次挪回到了喜馬拉雅山地區。
哪怕對武漢再有什麼怨言，錫良也不得不承認，若是沒有湖北新軍出手，那麼西藏是很難救的回來的。正因為湖北新軍在西藏、印度的連連取勝，使得川藏之間的康區喇嘛們也安分了許多。西藏遭到英軍入侵而四川又無力救援，一度讓康區喇嘛對朝廷產生了不少怨言，認為今後西藏必不歸屬於中國，因此他們也不必再為朝廷履行繁重的徭役了。
但是隨著湖北新軍在西藏大敗英軍，並趁勢收回錫金、不丹等地後，拉薩就開始對康區各喇嘛寺加強了管教，把一些不肯配合朝廷的喇嘛們調回了拉薩，從而緩和了康區喇嘛寺和四川爭奪治權的問題，甚至連瞻對問題也就此解決了，拉薩主動讓出了瞻對的控制權，使得四川可以在行政上完全的控制康區。
拉薩之所以如此處處退讓，自然不是出於對朝廷的忠誠心理，而是西藏軍政會議已經完全控制了拉薩的政治，西藏的噶廈政府對其的恭順遠遠超過了駐藏大臣衙門。中央對於西藏、山南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了。
假如這支湖北新軍依舊是效忠於朝廷的，那麼錫良是不吝給與他們最大的讚美，並會建議朝廷給與最大的優待，因為這種開疆拓土之功正是王朝能夠繼續統治下去最好的證明。但是湖北新軍並不忠誠於朝廷，他們只是忠誠於武漢工農兵委員會，這就給錫良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了。
湖北現在對外有維護疆土的功績，對內又有賑災和建設的能力，成渝鐵路的建設就是武漢展現自己統治能力的體現。在這條鐵路沒有建成之前，川人還有門戶之見，哪怕是四川的革命黨也並不待見湖北軍隊入川來革命。
在錫良看來，所謂的革命黨不過是一團散沙，革命黨上層人士雖然家庭出身良好，喊出的口號也很高尚，就是為了救國才要革命，但是革命黨的下層都是些遊手好閒的市井之徒，他們喊反清復明也好，喊革命救國也好，心裡壓根就不信，只是為了能夠在造反中出人頭地，然後魚肉鄉里罷了。
錫良的看法也不能算錯，義和團之後，四川連連爆發了農民或市民起義，但是這些起義鬧的最大的，也不過是把當地縣官趕走，然後就自己割據稱王了，壓根就沒有解放全省的意思。革命黨上層雖然有拿下成都的想法，但是他們在成都壓根發動不了多少人，就幾十到一兩百人就試圖攻下一個30萬人口的四川首府，其中光是滿城人口就有三四萬之多，這不是痴人說夢嗎？
但是，隨著武漢開啟了成渝鐵路建設後，原本一團散沙的四川革命黨，現在漸漸都聚攏到了一面旗幟下。凡是鐵路修到之所在，不管是革命黨也好，朝廷的官員也好，立刻都轉向了武漢。因為地方上的百姓已經先於他們倒向了武漢。
四川民眾此時最大的願望也就兩個，一個是求溫飽，另一個是求秩序。四川雖然號稱西南第一富庶大省，但是這種富裕和普通百姓可沒什麼關係，四川農村中以竹泥建成的土屋比比皆是，這種房子夏天雖然通氣，但是冬天卻並不禦寒，窮人只能造這種房子就代表著他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下的。
重慶、成都街頭到處都是衣不蔽體的乞丐，而四川各地最多的就是苦力，在各處鄉間小路上都能看到那些背著比自己體重還重貨物的精瘦苦力，他們在路上都不能坐下休息，只能靠著身後的一根木拐略靠一靠，因為在路上卸下貨物，就很難再憑藉自己的力量裝上去。
由此兩處就能看的出來，四川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無處可去，所謂的天府之國到了清末，實際上連本省人口都養活不了了。而在這樣的窘況下，鴉片種植業的興起，更是進一步打擊了四川的糧食產量和棉花產量，四川人的衣食都出現了問題，不過是富裕了一小部分地主而已。
底層平民既然找不到活路，加入會黨求得生存也就是必然之理，只不過會黨雖然一開始是窮人抱團取暖，但是發展到後面，會黨上層也不過是富裕了自己，並不能讓底層的會黨成員過上什麼衣食無缺的生活，因為會黨壓根就沒有解決的辦法。
這也是會黨一開始喊反清復明，之後又迅速向革命黨靠攏的原因。推翻了朝廷，自己當皇帝，自然也就能夠重新分配財富了，這點常識他們還是有的。而這也是會黨不願意讓外人進入自己地盤的原因，因為外人會分走本地的財富。
但是武漢進入四川之後，不急著攻城略地，反而搞起了建設來，這就立刻吸引到了四川民眾的支持。重慶的碼頭和工廠建設，鐵路建設，鐵路附近煤礦資源的開採，這就立刻製造出了數萬崗位，於是鐵路建成的地區，不僅解決了當地的失業問題，也帶去了新的社會秩序。這樣的革命自然立刻壓制住了四川革命黨只會破壞的革命，也令川人治川的口號難以維持下去了。
於是，隨著鐵路不斷向成都靠近，原本極力支持鐵路建設的錫良，卻又開始恐懼起這條鐵路的不斷逼近了。因為他已經意識到，這條鐵路現在已經不是一條單純的鐵路，而是代表著武漢權力的延伸。當鐵路延伸到成都，也就意味著武漢將正式接管這座城市了。
這並不是錫良的錯覺，11月份國會削去太后的尊號，康有為發文稱光緒繼承的是咸豐而非同治，八旗會議決定拆除關內各處滿城，並決定在三年內逐步取消旗餉，這一連串的變故都表明了一件事，滿人的大清已經開始崩潰了。
接到削去太后尊號和拆除滿城的通知後，錫良召集了成都的滿漢大員進行了商議。應該來說，拆除滿城、停發旗餉對成都滿人的危害性最大，但是因為成都將軍綽哈布已經前往北京，現在滿城內部並沒有人願意出頭做出決定，因此幾位滿人統領只會向錫良表示抗議，但又不敢公開對北京的決定進行反對。
在這件事上，其他非八旗官員都保持了沉默，錫良能夠看得出來，這些官員並不願意和滿人站在一起對抗朝廷的這個決定。他在心裡嘆了口氣，只能把話題轉向了另一個，「那麼這事先放一放，大家先說說，削去太后尊號一事，大家是怎麼看的？」
這下連滿城的統領們都閉口不言了，只有建昌道員趙爾豐毫不避諱的直言道：「康有為、梁啟超就是逆賊，肆意挑撥皇上和太后之間的母子之情。若無太后，能有皇上嗎？說皇上繼嗣文宗皇帝，這是把天下人都當成傻子了…」
只是趙爾豐能夠說這樣的大實話，因為他是旗人，他哥現在還是雲南總督，自然可以對北京不假顏色，但是其他人是不敢附和的。看著眾人依舊保持沉默，錫良不得不點名了四川提督馬維騏問道：「馬提督你怎麼看？你可也是太后提拔上來的。」
原本閉目養神的馬維騏張開眼瞧了錫良一言，沉默了好一會才說道：「綽哈布將軍上京之前有句話說的很好，我們都是皇上的臣子，遵從皇上的旨意這就是最大的本分。要是連這點本分都守不住了，那麼我們還怎麼讓下面的人聽從我們的話？
現在的重點不是康梁說了什麼，而是皇上說了什麼。要是總督大人覺得，皇上說的話不算，那麼誰說的話算數？我老了，腦子也不好使了，總督大人要是想說什麼，不如開誠布公的說出來，就不要讓我等猜來猜去了。」
馬維騏這話一說，堂上的官員頓時把目光都轉向了總督，錫良想了半天終究沒能說出半個字來。這種情況下他還能說什麼呢？難道說要為了太后起兵反對皇帝？就這成都城內的滿人，現在抱怨的目的也是為了找停發旗餉的出路，而不是想要發動一場兵變來逼迫朝廷收回成命。
這場會議註定無疾而終，錫良最終上了一封請辭電文，國會隨即調動端方接任四川總督，並負責解決成都滿城問題。實際上端方依舊待在武昌，四川行政就此歸入了重慶工農兵委員會。而這也就給袁世凱帶來了莫大的危機感，他覺得武漢控制的地盤越來越大，北洋實在是扛不住，謀求列強的支持並收回滿洲，就成為了北洋抗衡武漢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