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為把土地分下去，我們就可以永遠獲得農民的支持了。重新分配土地確實可以讓農民信任我們，但這種信任和支持只是暫時的。只要當農民確信舊的地主階級沒法再從他們手中奪去土地，那麼他們就會開始謀求自己成為新的地主，這個時候，勞工黨就成為了這些試圖成為新地主的農民的眼中釘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小農經濟的終極目標就是成為地主階級，這就是物質世界的客觀規律，不是道德或什麼美好願望能夠改變的。所以，我們就成為了阻礙小農成為地主的最大障礙，自然也就會成為他們想要推翻或打倒的對象。
因此，消滅地主階級，光是進行土地改革是不夠的，還必須要徹底的斷絕從小農變成地主的上升通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消滅小土地的私有者，才能杜絕地主階級的死灰復燃，否則，我們就必然會面臨被小土地私有者圍攻而陷入失敗的困境…」
林信義在一間教室內對著幾十位培訓幹部講述著關於當前農村工作的問題和發展方向，在座的幹部們都認真的傾聽著，除了一名翻譯為其糾正一些語句外，幾乎聽不到什麼其他人講話的聲音，窗外是綠意盎然的芭蕉樹、草坪和一株碩大的榕樹，微風吹過時讓房間內非常的通氣，這確實是孟加拉最好的季節。
對於林信義來說，這段時間也是他這兩年內最安逸的時期，主要的任務就是給幹部們上課，然後糾正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出現的錯漏，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正分配給印度本地幹部們去承擔。
由於林信義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幹部培訓和農村工作上，反倒是讓亞洲民主革命聯盟在印度勞工黨及孟加拉鄉村中的聲望越來越好了。民族主義和宗教信仰確實是一種投入較小但吸引力較高的意識形態，但不管是民族或宗教，本身就代表著一個群體的共同利益，通過維護這種共同利益才形成了一個團體的共同意識。
不過建立在民族或宗教信仰上的共同意識存在著一個極大的缺陷，就是小團體的利益必然是高於大的共同體的利益，比如不列顛尼亞的利益必然是高於大英帝國的利益的，英倫三島的利益必然是高於愛爾蘭和海外殖民地的利益的，而國教徒的利益必然是高於其他宗教徒的。
所以，印度民族意識誕生之後，自然就會對盎格魯-撒克遜人殖民印度的現狀感到不滿。而同樣的，作為印度穆斯林的教徒們又會對試圖代表印度民族的印度教徒產生不滿。以上這種不斷的劃分小團體的方式，給了英國人塑造大英帝國的思想基礎，只要盎格魯-撒克遜人強化自己的共同意識，分散帝國內部其他團體的共同意識，那麼他們就能始終帶領帝國前進。
亞洲民主革命聯盟沒有在印度人民委員會內部爭奪領導印度民族的權力，而是把精力用在了塑造印度農民的勞動者共識上，自然也就獲得了印度農民的最大認可。
印度農民們在革命的實踐過程中意識到，不管是印度教、穆斯林、印度民族主義，實際上都沒有保衛他們獲得土地的力量和意願，他們倒是想要讓印度農民來保衛自己的利益，而這些利益追蹤下去，最後都會指向一個方向，就是保衛地主的利益。
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間的爭鬥，其實就是印度教地主和穆斯林地主之爭，不管誰贏得了勝利都不會把土地分給農民。至於印度民族主義者對英屬印度政府的反抗，同樣不是為了把英國人佔有的土地分給農民，而是反對英國人加大了對地主階級的剝削，他們希望英國人保留地主階級在這個國家中所佔有的財富，而不是把地主階級當成農民來進行壓榨。
國大黨在年會中、在報紙上寫的那些文字就很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他們對英國人的怨氣在於英國人把他們當成了三等車廂的乘客，而實際上他們和英國人應當共同坐在第一、二等車廂內。他們並不是為三等車廂的平民發出抱怨之言，而是為自己受到了和三等車廂平民一樣的待遇感到了不公平。
所以在印度民族運動高漲的時候，國大黨為代表的印度上層人士最大的要求就是取消孟加拉分治方案，增加英屬印度政府高層官員中印度人的比例，在副王參事會中給印度人一兩個職位，但是這些上層人士反對暴力，反對農民試圖瓜分地主土地的行動，他們認為農民對地主的反抗是天下最不道德的行為。
正因為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亮出了自己的屁股，使得農民對印度教和穆斯林上層人士都感到了失望，最終還是選擇了擁抱印度勞工黨和亞洲民主革命聯盟的主張。
在經濟上，亞洲民主革命聯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在政治上，亞洲民主革命聯盟又提出了民族自決的原則。雖然這兩個主張一開始並不是那麼的廣受歡迎，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遭到了印度地主階級的反對，民族自決也不受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待見。
印度地主階級反對耕者有其田，對於印度農民來說反響不算大，畢竟這是雙方直面的鬥爭，很少農民會認同地主階級的這個觀點。但印度民族主義者對民族自決的有限否定，還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混亂。這種混亂其實就是部分印度教精英認為印度民族有自決的權力，但是印度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則無自決之權力，比如穆斯林就非常不能接受印度教精英的看法。
於是，雖然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分別代表著印度人中兩大群體，但卻並不能壓制勞工黨的聲音，反而讓這一黨派不斷的壯大了。因此印度人民委員會中雖然有國大黨和穆斯林的代表，但勞工黨卻始終抓住了委員會的領導權力，不過印度人民委員會的的影響力主要在孟加拉，特別是北孟加拉一帶，距離孟加拉越遠，影響力則越微弱。
當這節課程完成之後，林信義正在為學員解答一些問題時，他的秘書凱沙弗拉爾.庫吉匆匆跑來向他通報，說查爾斯.貝爾再次來到了布爾尼亞，想要和他見見面。
林信義於是結束了和學員們的交流，帶著庫吉離開了教室。在路上他也挺好奇，剛剛離去不久的貝爾為什麼這麼快又回來了。在他看來，通過貝爾和英屬印度政府的交流其實就是在拖時間而已，現在的情況就是，英國拿不出力量來徹底解決印度的問題，而他也不希望刺|激英國在歐洲完全妥協，好把力量用於印度。
雖然英國人在歐洲謀求妥協的機會不大，但也並非沒有可能，假如德國能夠在海上霸權的爭奪中做出讓步，英國並不是沒有可能出賣法國先解決印度問題的，畢竟德國人不可能吞併法國，所以德國再一次擊敗法國的結果，只會帶來法國對德國更深刻的痛恨，英國最終還是有機會把法國綁在自己的戰車上的，只要英國不失去對海洋的統治權力。
至於德國會不會在海上霸權問題上做出讓步，這種判斷就很難下了，畢竟在另外一個時空里德國被英、法、俄堵死了所有的發展方向，而在這個世界中，德國的外部環境其實要好的多，至少中德之間的密切聯繫為德國的太平洋殖民地提供了發展的可能性。
此前太平洋殖民地對於德國來說只是一個雞肋，雖然太平洋殖民地有著一些補充德國經濟的原物料，比如椰乾和鳥糞石、木材，但是為了這些原物料在太平洋殖民地大肆建設，倒還不如發展非洲的殖民地，那裡不僅可以獲得更多有價值的熱帶經濟作物，距離德國也比較近，且原住民人口數量也足以開發殖民地的資源，而太平洋殖民地則什麼都缺。
但是當太平洋殖民地和中國這個勞動力富裕的國家聯繫起來之後，德國人很快就意識到了一種低廉的開發太平洋殖民地的方式和打開中國市場的正確辦法。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去開發太平洋殖民地，然後把這些資源再出售給中國，以初級產品的模式提供給德國，然後由德國向中國出售機器，這就形成了一種較為高效的三角貿易。
而這幾年德屬太平洋殖民地的快速發展，也說明了這種開發模式是有效的。在大量的太平洋殖民地的木材、椰干、魚獲向中國流動的同時，德屬太平洋殖民地的經濟也快速的發展了起來，甚至引發了澳大利亞的抗議，因為中國人向俾斯麥群島的遷移，正讓德屬太平洋殖民地形成了一個能夠對澳大利亞形成威脅的新興勢力。
在過去，俾斯麥群島上不過只有一群原住民，他們的生活和現代工業是沒有相關的，只有少數德國人帶來了一種現代的生活方式，但並不能改變俾斯麥群島的社會結構，畢竟德國人的數量實在太少。但是中國人的到來就不同了，雖然中國本土距離現代文明還很遠，但這一民族並不是不能接受現代生活，他們只是被滿人的統治給禁錮了而已。
那些來澳大利亞、紐西蘭的中國移民，都表現出了對於現代科技的接受能力，以至於澳大利亞的白種人只能通過行政手段來杜絕中國人來澳大利亞和自己競爭。假如德國人只是僱傭中國人開設種植園，那麼澳大利亞的白人政府還不會那麼激動。
但是，中德之間的工業合作，使得德國人開始僱傭中國人在群島上修建港口、城市和無線電發射台後，德屬太平洋群島就開始朝著一個有自持能力的海外軍事基地的方向發展了。然後再配上德國的海軍發展方案，澳大利亞的白人們就恐懼了，他們很擔心未來的德國會以太平洋群島為基地對澳大利亞展開進攻。
假如德國能夠消除英國人這種擔心，那麼英德之間的和平並不是不能持續的。不過對於亞洲和其他非歐洲地區來說，這可算不上什麼好消息。因為英德之間一旦妥協，也就意味著歐洲內部的戰爭概率大大下降了，基本爆發戰爭也會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而歐洲各列強要是不被打殘廢，全球的弱小民族想要獲得解放就要被大大的推遲了。
所以，林信義現在就是在釣著英國人，使英國人始終難以下定決心，那麼歐洲的衝突一旦加劇，英國人用以應對的手段就越發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