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印度人來說，反對孟加拉分割方案已經不是他們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了。這場印度民族主義運動雖然是由反對孟加拉分割方案所掀起的，但是到了1906年時印度民族開始把運動的目標轉向了更高層次，取消那些英國人所制定的歧視性法律，捍衛印度人民的尊嚴和作為人的基本權利，為印度民族的獨立鋪設道路。
這一新的目標既是印度民族主義者所渴望的印度未來，但也是在印度人民委員會的推動下形成的印度大陸各階層的新共識。由於印度勞工黨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面對國大黨無所作為的20年，許多印度知識青年實質上已經對國大黨失去了信心，這也是國大黨激進派能夠出現的原因，因為他們獲得了印度知識青年的支持。
但是，相比起印度勞工黨完整的政治綱領和嚴密的組織，國大黨激進派就如同一群學校里的學生社團那樣的幼稚，他們嚷嚷著要趕走英國人，但卻不敢同地主階級決裂，只要農民的運動從英國人轉向本地的地主階級，激進派分子就立刻畏縮了，這就使得農民對激進派喪失了信心。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佔據八九成的地區，沒有獲得農民的支持，那麼任何革命都是無法進行下去的。而地主階級顯然是不可能支持農民通過民族主義這面旗幟團結起來的，他們一邊支持國大黨內部的溫和派打壓激進派，一邊則牢牢保住了英國人的大腿，試圖從政治和武力上打擊農民的參政熱情。
在旁遮普地區，地主階級聯合了英國人把農民所組織的抗稅運動給鎮壓了下去；在馬拉塔地區，地主階級對激進派領袖提拉克施以壓力，迫使其捍衛印度教的利益，打擊穆斯林農民的反抗，迴避土地制度的問題。
可以說，印度地主階級在鄉村所具有的那種力量，迫使國大黨的激進派放棄或緩和了農民工作，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就是不想讓鄉村變得一團糟。在印度地主階級眼中，英國人佔有的其實只有城市，所以反對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只要在城市裡進行就可以了，村子裡並沒有英國人，激進派不應該到村子裡來煽動什麼革命或改革，這是在破壞鄉村的安寧。
面對英國人、黨內溫和派和地主階級的聯合絞殺下，國大黨的激進派其實只有農民和工人可以依靠，但是他們又缺乏徹底和舊的社會傳統決裂的勇氣，畢竟這些激進派大部分都屬於中上階層的家庭，他們主要的訴求是和英國人取得同等的權利，而不是為了工農的利益奉獻自己。
也許有一部分激進派分子在投入民族主義的懷抱後發現，假如不讓農民覺醒就無法完成真正的民族獨立，但大多數人還是看不到這一點，或假裝看不到這一點。
勞工黨的出現打破了印度民族主義者所面臨的困境，這一比民族主義走的更遠的勞工主義，不僅免去了他們和舊的社會傳統決裂的現實，也讓英國人和地主階級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現在，印度民族主義者可以通過勞工黨提出的主張來迫使英國人和地主階級接受自己較為溫和的主張，從而可以進行他們眼中的有序變革了。因此，激進派雖然不認同勞工黨的根本宗旨，但是對勞工黨所提出的這個現階段目標確實支持的。
而英屬印度政府也發現了印度局勢的新變化，按照某位副王參事對明托伯爵的說法，「我們現在在各地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鎮壓，正在讓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勢力不斷增強，那些被我們所打擊的印度民族主義者，現在都跑去參加印度人民委員會了。
我覺得這種行為很愚蠢，相比起這些只會口頭抗議和表演街頭鬧劇的印度民族主義者，中國人所領導的印度人民委員會才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
比哈爾地區和東孟加拉地區的形勢都快要失去控制了，印度人民委員會不斷的在這些地區的鄉村建立自己的基層組織，或者說是恢複了傳統的鄉村自治單位潘查雅特，取消了地主對村社的支配權力-司法權和徵稅權。
假如我們對這種情況放任不管，那麼很快印度農村就不再屬於大英帝國的治下了…」
英國人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印度人民委員會現在恢複的潘查雅特和傳統的潘查雅特完全不是一種東西，傳統的潘查雅特其實是各種姓的族長聚集在一起的長老會議，他們維護種姓制度和地主的利益，和底層的農民毫無關係。
但是現在印度人民委員會所恢複的潘查雅特，則是和村子土地重新分配聯繫在一起的村內民主自治單位，勞工黨則為此種自治權力提供法理依據。
在孟加拉地區，永佃戶即喬特達爾是農村的實際統治者，他們有的是城市的商人在農村購地而形成的地主，甚至有人在邦政府身居要職，他們佔有農村土地的90%，掌握城鄉之間的商業和金融，邦內的商品糧至少有十分之一掌握在他們手中。
這些喬特達爾最大的權力就是對村子所有的土地進行管理，雖然法律規定分成佃農擁有永久的、可繼承的耕種權，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種子之類的東西的話，則是50%)。事實上，由於大部分契約都是口頭的，因此面對地主的驅逐和剝削，巴加達爾並不能從法律上得到多少幫助；而對自己所收穫的糧食，他們所能分得的份額也很少能超過半數，少的只能達到四分之一。
因此分成佃農最大的願望就是登記自己的身份，好讓地主不能隨意把自己驅趕出村子。印度人民委員會抓住了這點，把村子土地管理權和潘查雅特製度結合起來，其實就是驅逐了不在村子裡的地主的權力，並保證了分成佃農的利益，村子土地的定期分配製度更是給了底層農民以希望。
當這一運動在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實際控制區進行推廣後，群眾立刻就成為了勞工黨最堅定的支持者，而地主階級在這一地區的勢力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那些周邊地區的鄉村也積極的響應了印度人民委員會的政治主張，開始自發的組織起來和地主進行鬥爭了。
這就使得印度人民委員會都不需要主動的去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周邊的農民已經為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到來做好了準備。借用某個地主較為形象的說法，「這就像是一場瘟疫，它們無孔不入，除了逃離之外，你沒有什麼可做的。」
這也是英屬印度政府認為封鎖政策已經失敗的斷定，你可以通過軍警封鎖物資的輸入輸出，但你沒法封鎖思想的輸出，勞工黨的思想正在控制區之外的地方泛濫，支持印度人民委員會的農民越來越多，游擊區的規模也越來越大，他們要封鎖的地方也越來越多。
這樣的局勢繼續下去，那麼他們就不是在封鎖印度人，而是在封鎖自己了。和勞工黨比較起來，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倒是變得可愛起來了，因為後者除了給他們增添一點新聞素材之外，很難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造成什麼威脅。
這使得明托伯爵也開始考慮，是不是該重啟和印度人民委員會的談判了。和加爾各答的氣氛越來越沉悶不同，印度人民委員會大會所在地布爾尼亞市卻是一片欣欣向榮，雖然7月的天氣正處於高溫，但是避開了中午和午後，街上的行人就開始多了起來。
此前英國人認為，印度人壓根管理不好一座城市，他們只會把城市變成一座骯髒的垃圾場，但是在布爾尼亞被解放之後，這座城市不僅沒有變成垃圾場，反而變得更加乾淨清爽了。過去英國人總是佔據了城市最好的位置，然後把自己的住所變成花園一樣的莊園，他們嚴禁印度人靠近自己的住所，對印度人居住的地區很少提供公共服務，自然印度人居住的地方就乾淨不起來。
而在勞工黨的治理下，印度人居住的城區也開始建設起了基本的公共設施，且由於對於鄉村的改造，使得從農村逃亡的農民大大的減少了，自然也就讓城市的郊區不再充滿了流浪者。勞工黨努力提高社會就業率，讓農民能夠在鄉村生存下去，讓城市的貧民能夠獲得工作，自然也就讓這一地區的城市和鄉村開始恢複活力了。
從火車上下來的安重根看到面前的布爾尼亞城，突然就生出了幾分自豪感來，雖然這裡並不是朝鮮，但是當他看到這座城市裡那些面帶笑容的印度人時，他覺得自己的工作確實是有意義的，至少他確實讓一部分人獲得了自由。
在一名等候在車站的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安重根走向了林信義所在的新辦公室，距離車站並不是很遠，也就10來分鐘的路程，一座位於樹林內的二層紅磚小樓。雖然午後的暑氣並沒有完全消去，但是踏入樹林後他頓時感覺陰涼了下來，偶爾微風吹過就更加的讓人遍體生涼了。
等候被林信義接見的人有很多，不過安重根還是在半個小時後被優先帶入了林信義的辦公室。他進門之後就先向林信義彙報了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他是怎麼建立11區的潘查雅特製度的，從中發現了那些問題，他又是怎麼處理的。
安重根足足彙報了將近45分鐘，林信義聽完後對著他說道：「你說的這些問題，其他地方也有彙報，對於這些問題的處理辦法我也看過了，我已經讓人把這些問題匯總起來，然後加入到對農會幹部的培訓教材中去了。
不過，我把你叫回來並不是詢問你現在的工作，而是有另外的工作要交給你。你先看看這份報紙。」
安重根接過報紙一目十行的看完了重點，他的表情也只是略略變的嚴肅了些，並沒有太多的變化。林信義這才對他說道：「日本對俄國人宣戰了，我之前就和你談論過朝鮮的問題。當前朝鮮之所以能保持獨立的地位，是因為俄日之間需要一個緩衝地區。
日本對俄國的宣戰，破壞了東北亞地區的平衡，這就意味著，這場戰爭不管最後誰獲得勝利，日本或俄國都會在戰後吞併朝鮮半島。」
安重根此時已經真正想明白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對此倒也沒有那麼多悲憤的情緒，他於是冷靜的向林信義問道：「我的新工作看來是和朝鮮有關，那麼我要做什麼？」
林信義注視了他一會後說道：「這場戰爭俄國不可能取勝，而日本一旦獲勝就沒人能阻止日本的帝國主義吞併朝鮮半島。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目標不僅僅在於朝鮮半島而是大陸，所以朝鮮半島只是他們第一個要吞併的目標。
這樣一來，當俄國在遠東遭到重大失敗後，東北亞地區的利益衝突主要相關方其實只有中國和日本，其他各國在本地只有次要利益，他們不可能為了朝鮮半島或滿洲和日本或中國拚命。
朝鮮的獨立地位是否能夠存在，就取決於中國和日本是否能勢均力敵。當然這是從資產階級的角度去看待的問題，如果從無產階級的角度去看待，朝鮮保持獨立其實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是消滅日中朝三國的帝國主義者和反動階級，那麼三國人民自然就會和平共處。
所以，聯盟希望你能返回朝鮮把朝鮮人民組織起來，為三國人民的聯合建立組織和做好思想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