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雖然在山東獲得了膠澳，並把山東劃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但是通過和武漢的對比，德國人很快就發現，兩地的發展相差的實在是太大了。
想要把山東的資源運出來就必須修建鐵路和港口，這是列強在任何一個殖民地都必須投入的基礎建設，而這些基礎建設費用自然是需要從殖民地掠奪回來的。
德國為山東鐵路公司投入的資本，最初為5400萬馬克，但是這條經過的河流太多，導致成本居高不下，到1904年就已經為鐵路建設投入了近5300萬馬克。德國人對這條鐵路寄於厚望，希望能夠帶動青島的快速發展。
但德國人把山東視為殖民地，造成了德國人和山東百姓之間的衝突，加上袁世凱又在周村開埠，分流了青島這個出貨港，於是德國人在山東投入極大，但是收回基建的成本卻很緩慢。1905年膠濟鐵路的盈餘也就16.7萬銀元，相當於30幾萬馬克，這極大的打擊了德國商人對青島建設的信心。
反觀德國在武漢的投資，因為工農兵委員會承擔了所有的基建投入，德國資本不僅可以通過向委員會進行基建工程的貸款獲得資本輸出，還大大的降低了在武漢投資設廠的投入。
德國商人認為，除了上海之外，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比武漢更適合外國人進行投資了，因為委員會取代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職能，並且他們的權力要大的多，因為他們還能為工廠解決原料的來源和運輸、銷售等問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只能負責租界以內的事務，對租界外只能通過外交交涉去影響地方官員，但對於中國地方糟糕的基礎設施同樣是無能為力的。基礎設施的缺乏，正是工業國和農業國之間根本差別，這讓後者廉價的人工沒法在高昂的運輸費用下表現出來。
但是，上海公共租界終究是英國人說了算的地方，工部局9人董事會中只有一名德國人，英國人則有七人，法租界公董局則完全是法國人的天下，上海總會更是英國人的權力象徵。雖然1902年德國人馮.都林和萊莫斯、龍特等發起興建了德國總會，但德國人依然認為在上海自己受到了英國和法國不公正的對待。
青島雖然是德國人說了算的地方，但是現在就是個鄉下小地方，完全不能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形勢。可武漢就不同了，這裡不僅擁有和上海相匹敵的龐大經濟腹地，在這裡德國更是可以藉助中國人的力量對英法進行排擠。
因此在1905年年末時，中德商會中的一部分德國商人就認為，應當把青島交還給中國人，這樣德國就不用承擔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山東基礎建設的龐大投入，反而可以參照武漢的模式，從經濟上對中國加以控制，這對於德國的工商業和銀行業來說更加的有利。
當然，按照克虜伯先生的看法，「我們距離中國實在太遠，而中國人似乎比奧斯曼人更加的善戰。很顯然，過去是滿人束縛住了中國人的戰鬥本能，當這種束縛被解除之後，中國人就爆發出了一種驚人的能量，這種能量讓中國人在山海關地區擋住了俄國人的進攻，也讓他們在印度教訓了英國人。
雖然我堅信德國軍隊依然能夠對付三倍以上的中國軍隊，因為我們有更出色的大炮，但是這個國家有4億人口，他們只是缺乏那種動員起來的組織力量，只要他們能夠達到沙皇俄國的程度，也能輕易的組織起上千萬的軍隊，而我們不可能把上百萬的德國軍隊派來遠東。
所以，這個麻煩還是留給俄國人和英國人吧。德國不需要和中國人為敵，我們需要的是從中國的建設過程中獲得最大的好處，這將會解決德國社會的許多問題…」
克虜伯不僅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向德皇發了信件說明了自己的看法，也在和中國人的商業協定中更加的嚴苛了起來，因為他不希望給中國人以不公平的借口撕毀這些商業合同，就目前來看，工農兵委員會確實有這樣的能力。
對於青島的佔領，其實是德國海軍部在堅持，當初青島是作為德國海軍在遠東的一個基地來建設的，因為德屬太平洋諸島缺乏建設海軍基地的人力和物力基礎。但是，德國海軍部佔領青島的時候並沒有預料到，自己會和英國皇家海軍真正的交戰。
當英國皇家海軍內部流傳出了突襲德國港口以消滅德國海軍大艦隊的傳聞後，德國海軍部也立刻反應了過來，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海上衝突將不僅僅是一個構思，而有可能變為現實。假如這場戰爭真的爆發了，那麼德國在海外的基地就幾乎都被英國皇家海軍艦隊給分隔了。
德國海軍部在青島的大量投入就成為了沉沒成本，因此德國工商界提出的和中國人合作交還膠澳租界地也就不是一個不可能的選項了。
提爾皮茨這樣對威廉二世說道：「假如中國人能夠保證在戰爭期間的中立，並允許德國軍艦進入青島港進行維修和停靠，那麼不是不可以考慮交還膠澳租界地。當然，最好的選擇是，當武漢掌握整個中國時，讓整個中國成為德國海軍在遠東的基地，那麼交還膠澳租界地就毫無問題了。」
青島的德國船廠本來是專門為德國海軍服務的，因為缺乏同中國商界之間的聯繫，這一船廠幾乎完全依賴德國本土的撥款維持。德國商人寧可在上海投資辦新船廠，也不肯來青島，因為這裡什麼都缺，連中國工人都缺乏，而山東是中國的人口大省。
面對這樣的困局，德國膠澳租界當局終於有了變革的想法，一方面是緩和同本地人的關係，不再把德國殖民地法律施行於此；另一方面就是尋找中國人來處理和本地人的各種交流。把青島船廠拿出來同武漢合辦，也是其中的一項政策。
在黎元洪這些人的眼中，工農兵委員會正把觸角不斷向外延伸，並開始承擔起了朝廷應當承擔而不肯承擔的責任，收回膠澳這顯然不是武漢的責任。但是在勞工黨的高層看來，歐洲的局勢已經緊張到，德國人都開始收縮海外勢力的時候了，這就意味著英國人在西藏問題上是沒有強硬的底氣的。
在此種局勢下，勞工黨中央委員會認為，應當進一步向列強借款發展本國的工業，以避免歐洲爆發戰爭時難以借到發展工業和基礎建設所需的資金，到時也可利用歐洲爆發戰爭的機會以工業品償還一部分貸款。
再加上本年度結束之後，武漢需要支付欠款本息8000餘萬兩和貸款本息1600萬美元，因此工農兵委員會打算再向德、美銀行借款5000萬美元，借新還舊。這樣的巨額借貸自然引起了工農兵委員會一部分人的擔憂，不過德國和美國的銀行家卻表現的相當有興趣，因為去年武漢的財政狀況相當的良好。
按照德華銀行的估算，武漢當前治下的人口約達6000萬，人均年財富創造額為16.34兩，總的年財富產值9.8億兩，農業產值和工業產值之比約2.3比1，武漢去年的財政收入大約佔了總財富的16%有多，也就是1.6億兩，和財政支出持平。
從目前武漢的發展來看，這不過是個起步，若是工業產能完全運轉起來，至少也是現在工業產值的一倍以上。所以，現在正是武漢工業的高速擴張期，完全不用擔心其沒有還款的能力，或者說要是對方還不上的話，光是武漢本身的價值就遠遠超過了貸款的金額了。
而在武漢上下看起來，這座城市正變得越來越巨大和面目全非了。如果說張之洞時期的漢口和漢陽讓人驚嘆的是現代工業和歐洲文明的一個縮影，但漢陽鐵廠的內里和漢口租界以外依然還是中國，那麼現在的漢口和漢陽已經變得不像是一個中國的城市了。
不是說這座城市的人種變了，而是這座城市的整個生活方式都被改變了。甚至連德國人自己都不認為這是一座完全的德國城市的複製品，西門子公司確實把自己的理念灌輸在了漢口城市的建設當中，但中國人卻並沒有變成刻板的德國人，中國人確實開始意識到了公共設施和公共道德的必要性，但也並不認為法律可以改變一切，他們更喜歡用教育和友善的幫助去改變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
就連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們也承認，工農兵委員會所主張的「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正把科技和人的生活和諧的編製在了一起，這一點在德國是難以看到的。德國崇尚的是權威法制，民眾需要的是服從權威和法律，他們並不需要理解科技到底能做些什麼，只要按照法律或說明書去使用它們就好。
工農兵委員會的這種服務理念，使得漢口、漢陽的城市擴張雖然迅猛，但卻並沒有讓城市出現大片的貧民窟，這在上海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大量的為租界服務的外省人，只能待在租界外的空地上，利用竹木和稻草搭個棚子，這樣一個棚子也還是要向租界支付租金的。
這些貧民窟不僅僅容易爆發瘟疫，也是黑幫分子的聚集地，從而成為了上海治安最壞的地方。不過，這些貧民窟也為上海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是租界發展的財富源泉，就是對於勞動力的利用率極為低下。
在武漢這邊，大量湧入的勞動者被及時的安置並利用了起來，勞動力的利用效率相當高，這令武漢城市郊區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大多數季節性的鄉村勞動者都會居住在市郊，然後乘坐公交車進入市區。假如沒有一個高效的組織在安置這一切，那麼就不可能有這樣的奇蹟，就算是柏林也一樣不能消滅貧民窟的存在。
黎元洪在漢口碼頭上岸時，發覺自己似乎有些不認識這座城市了，而他不過才大半年沒回來而已。不僅僅在於碼頭周邊新建了不少倉庫，就連來碼頭接他的交通工具都從馬車變成了一輛小型公交車，一種能乘坐7人的六輪公交車，使用的是戴姆勒汽油發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