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黑格上校終於撐不下去，決定撤向賈木納河左岸的古瓦哈蒂去。隨著羅伯特.坎利夫.洛將軍部隊的投降，提斯塔河以西不僅完全失去了英軍的蹤跡，就連賈木納河右岸的阿薩姆游擊隊也積極的行動了起來。
在所謂的比哈爾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這些阿薩姆游擊隊開始對賈木納河右岸的城鎮進行了封鎖，並對那些伐木公司和茶園展開了進攻。這種戰術讓英軍疲於奔命，游擊隊的實力其實並不強，但是在中國人的教導下，這些游擊隊開始越來越會利用本地複雜的山林和英軍進行周旋。
於是英軍很快就發現，他們實際上不是在戰鬥，而是在和游擊隊捉迷藏，但是一個不小心自己就會成為游擊隊的獵物，這讓英軍的士氣越來越低落，而比哈爾人民解放軍也開始渡過提斯塔河，雖然數量不多，但是卻發動了宣傳攻勢。
英軍中的印度士兵是最先泄氣的，他們覺得友軍已經被打敗了，自己待在這個突出部，實際上是處在了中國人和本地游擊隊的包圍圈內。中國人的宣傳聽起來也相當的有誘惑力，只要他們放下武器投降，那麼就可以被遣送回恆河南面去，就不用在阿薩姆邦的叢林中白白丟掉自己的性命了。
對於才剛剛轉為職業軍人的印度士兵來說，這樣的政治宣傳確實很有誘惑力，反正連英國人都投降了，他們失敗也是遲早的事，為什麼要在叢林里每天跋涉冒著被游擊隊員冷槍射擊的風險。他們現在放下武器不僅可以早點離開戰場，也不用擔心什麼懲罰了，畢竟被俘虜的人可多了去了，沒有理由只針對他們這些抵抗到最後的人。
印度士兵開始在作戰時主動繳槍投降，然後也確實被優待送離了。到了一月下旬，投降的已經從個別士兵發展到了整班、整排的印度士兵的投降了，甚至連英國士兵都加入進去了，因為中國人派出的不僅僅有印度士兵的宣傳員，甚至都開始出現英國士兵的宣傳員了。
一開始英國士兵是很有侵略者的自覺性的，他們認為本地的土人一定不會放過自己，所以在戰場上總是頑強的戰鬥到最後，實在沒有希望了才會放下武器，這點和印度士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只有在自己這邊佔有優勢時，英軍中的印度士兵才是比較頑強的。
不過隨著中國軍隊優待俘虜的政策開始傳揚開來，有些英國士兵在西藏和大吉嶺經歷過兩次被俘，很快就把自己的經驗告訴給了戰友，因此英國士兵認為向中國人投降還是比較安全的，至少不用擔心放下武器後被報復。
此外中國軍隊對俘虜的政治宣傳，放下武器的英軍雖然能夠受到優待，但也必須要接受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一開始也許很難被英國人接受，印度人倒是比較容易接受，畢竟英軍中的印度士兵是受壓迫的最底層，英國士兵至少還有印度人可以欺負一下。
不過英國士兵在本方不斷遭到失敗之後，也終於開始認真的聽取了中國人的政治宣傳，不了解勝利者的想法，失敗者很容易丟掉自己的性命。假如中國人在戰場上連連失敗的話，他們自然是懶得理會這樣的宣傳的。而英國本土來的士兵，是不同於來自於其海外殖民地的士兵，他們特別的敬畏權威，於是面對中國人的政治宣傳，倒是真有幾個英國士兵覺得留下來和印度人民戰鬥，比回去受長官壓迫強。
林信義立刻把這些轉向人民立場的英國士兵安排進了宣傳部門，用來向阿薩姆邦的英國士兵做宣傳。這些英國宣傳員的出現相當的打擊英軍的士氣，再加上游擊隊封鎖了對城市的供應，軍隊的糧食也漸漸開始不足，黑格上校於是決定撤退。
當然，加爾各答無力派出軍隊對印度人民委員會進行平叛，也讓黑格上校認為自己在賈木納河北岸的堅持失去了意義。他和部下們之所以還能堅持下去，是對加爾各答的反擊抱有期望的，畢竟大英帝國怎麼能夠這麼輕易的認輸呢？
但是加爾各答不久沒有立刻派兵進行反撲，反而派了談判小組去談判了，聽到這個消息之後，黑格上校及其部下們頓時大失所望，撤退也就正式提上了日程。
在游擊隊的封鎖道路下，英軍想要從各個村鎮集合起來，然後渡過賈木納河去，顯然也是一個相當棘手的任務。不過黑格上校吸取了大吉嶺和西里西古兩次逃亡的經驗，還是完成了這一任務，2月6日-2月10日，4個多營的英軍成功的渡過了賈木納河，撤到了古瓦哈蒂。
不過黑格上校的成功撤離，也就意味著把賈木納河以北地區都丟給了中國人和游擊隊，這下布拉馬普特拉河的兩岸也開始出現了反抗英國人的游擊隊了。英國人在這一地區的控制範圍大大的縮小了，封閉的曼尼普爾土邦也受到了震動。
對於加爾各答來說，原本用來防範中國人的山下東西兩防禦區域算是完全被打破了，基欽納勛爵和英國將領們焦頭爛額，開始重新調整防線。一些英軍軍官認為，不如把那加蘭以北地區放棄掉算了，要是想要堅持在那裡的駐軍，就會遭到和黑格上校一樣的困難，被地方上的游擊隊重重封鎖，路上損失的物資比駐軍消耗的要多的多。
面對加爾各答所面臨的嚴峻局勢，威爾士親王夫婦終於決定結束對印度的訪問，預備打道返回歐洲去了。作為一名海軍軍官出身的王儲，喬治很清楚自己夫妻待在加爾各答牽制了太多的英軍力量，他們離開之後反而能夠讓基欽納勛爵有餘力去應對咄咄逼人的中國人了。
當然，這樣的離開在印度人眼中頗有一種落荒而逃的意思，大英帝國的威嚴出現了一條深刻的裂痕，就連國大黨的成員都開始覺得，英國也並不是永遠都能強大下去的。
居住在倫敦的達達拜·瑙羅吉，國大黨的奠基人，也從報紙上看到了印度人民委員會發表的政治主張，雖然他並不認同暴力革命，但是對於印度人民委員會的政治主張卻是部分認同的，認為不勾銷那些本不該強加於印度人民身上的負債，那麼印度的財富就會不斷外流，而印度人民也就沒法擺脫貧困。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了國大黨溫和派的來信，希望能夠回印度主持大局。一方面為了彌補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裂縫，另一方面是阻止激進派主導國大黨。
隨著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和群眾運動的不斷發展，激進派已經越來越得到了人民的認同，因此激進派要求讓提拉克成為國大黨年會主席，或者他們將退出國大黨另外成立一黨加入印度人民委員會。
國大黨主流是反對加入由勞工黨組建的印度人民委員會的，他們認為印度人民委員會煽動民眾暴力反抗英國統治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加入這個組織會讓國大黨也失去合法的地位，此外印度人民委員會還煽動底層農民反抗地主，這是國大黨主流難以認同的，面對勞工黨的邀請，國大黨的主流當然是反對接受。
但是當前民族主義運動的高漲，使得極端派獲得了大量民眾的支持，溫和派發覺自己已經很難控制住局勢了，畢竟現在的國大黨只是一個上層精英的俱樂部黨，若是被民眾拋棄的話，他們過去30年來的努力就等於是白費了。
國大黨之所以能夠向英屬印度政府索要自治權力，就是在於他們認為自己代表著印度民族的力量，這一點過去印度人民從來沒有否認過，因為除了國大黨之外沒有第二個政治團體願意代表他們說話。這也是國大黨一開始痛恨勞工黨和穆斯林聯盟的原因，因為他們在爭奪國大黨代表印度民族發聲的權力。
比如現在國大黨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穆斯林聯盟分走了一部分穆斯林群眾的支持，勞工黨領導的印度人民委員會又分走了北印度數百萬群眾的支持，假如極端派在這個時候脫離國大黨，再組建新黨加入人民委員會，那麼全印的國大黨支持者都要發生分裂了。
因此，哪怕溫和派再怎麼不認同激進派的主張，也絕不能讓激進派就這麼退出國大黨，這將會重創國大黨的根基。在這個時候，他們只能尋找德高望重的國大黨元勛達達拜·瑙羅吉出來收拾局面了。瑙羅吉決定啟程返回印度，因為他覺得這個時候國大黨確實不適合分裂。
倫敦雖然對印度人民委員會發表的政治宣言不屑一顧，認為這些印度人簡直是痴人說夢，年輕的議員溫斯頓.丘吉爾向下議院的議員對此發表演講-「…絕不屈服，絕不妥協，我們必須要讓那些中國人和印度人知道，大英帝國絕不後退。」
只是英屬印度政府的英國官員們發現，當下的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後退，而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是否願意停止前進。在比哈爾邦的拉傑默哈爾丘陵和焦達訥格布爾高原的邊緣地區，印度農民的反抗正在進一步擴大。這一地區受到壓迫最深的是鴉片種植園的契約工人和那些一無所有的山民，殖民地經濟的發展使得那些被排斥於殖民地經濟之外和最底層的農民都陷入了一種生活水準不斷下降的噩夢。
從北方來的勞工黨成員把在北方茶園及鄉村取得的發動農民反抗的經驗帶到這一地區之後，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的契約工人和山民加入了游擊隊，並開始侵奪當地的基層治理權。這是英屬印度政府遇到的最大、麻煩，比那些游擊隊更令他們感到頭疼。
一名英國警官要管理200到300平方英里的地區，最底層的印度警察一個月只有4到5盧比，這點錢顯然是不足以讓他們去對抗擁有武裝的游擊隊的。而基層治權的被侵奪又造成了稅收的流失和更多的反殖民統治的人群，孟加拉地區的形勢越來越壞。
相比之下，旁遮普地區的抗稅行動簡直是太溫和了，那些旁遮普農民壓根就不會跑到別的地盤上去破壞其他地區的社會秩序，所以英國人可以集中兵力對付這些抗稅的農民。而旁遮普的地主們也不可能團結起來，當英軍佔據優勢的時候，他們就開始變成順民了。
比如金廟的神職人員，甚至主張反抗英國人的農民是一群盜賊，他們甚至感謝了英軍維護了當地的秩序，使得金廟的財產沒有被農民洗劫。這些神職人員顯然已經完全脫離了錫克教最初創立時的本義，成為了統治者的幫凶。
於是，到了1906年3月，被英國人視為桀驁不馴的西北地區的抗稅行動幾乎被撲滅了，但是被英國人視為柔弱的孟加拉人的反抗，卻越演越烈，英屬政府的官員認為，至少有一千萬人已經不在政府的統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