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黨內的思想漸趨統一，但是1905年開啟的肅反行動也開始出現了黨內激烈的反對聲音。反對聲音主要來自於經濟建設部門，他們認為肅反已經從針對土豪劣紳的打擊擴大到了整個有產階級，特別是在城市內實施的抓捕行動，開始影響到了正常的經濟運轉。
而肅反委員會這邊，徐錫麟、何洪亮也對經濟建設部門老是阻擾自己辦案感到了不滿，徐錫麟在會上表示，「這些土豪劣紳動輒殺人滿門，就是為了要震懾和死者有關聯的相關人士，也是為了杜絕被報仇的可能性，我們不追查到底，農民如何敢相信我們？
他們覺得沒人會替不相干的人報仇，我們就要證明給他們看，沒有這回事，我們勞工黨就是要給自己人報仇，他們逃到哪都沒用…
我們處置的人多嗎？我覺得一點都不多，按照湖北的人口比例來說，我們處置的人也就佔了地主階級人數的十分之一，而且這其中有一半以上不算地主階級，只能算是土豪劣紳的幫凶。
因此，現在不是我們肅反搞的太厲害了，而是遠遠不夠。不讓那些土豪劣紳人人自危，讓他們親眼看到和人民對抗是什麼下場，他們怎麼可能老實下來？我認為，肅反就應當深入到城市中去，不能讓土豪劣紳有什麼安全區的想法，也不應當把精力放在湖北，還應當向周邊地區進行加強…」
不過除了肅反委員會的同志支持他之外，徐錫麟的主張遭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反對。一些人之所以把徐錫麟推到肅反委員的位置上，是因為徐錫麟本身就是紹興士紳家庭出身。
徐錫麟其實是光復會派駐武漢的代表，但是抵達武漢後覺得勞工黨的理念才是救國之道。光復會的理念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即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打倒滿人政權就算完事，但是中國是否能得救，光復會成員壓根就沒考慮過這一問題。
在革命黨中，其實孫文的三民主義真的是一根旗杆，其他人的思想也就比反清復明的會黨強一些，但是三民主義和勞工黨所主張的科學社會主義相比，又如同三字經一樣過於幼稚了。畢竟孫文壓根就沒有時間安靜下來好好思考革命理論，他不是在造反的路上，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徐錫麟於是很快就申請加入了勞工黨，他原本是要被派往做教育工作的，但是地主階級的反撲出現了肅反的需要，因此一些人希望有人能夠稍稍抑制一下工農的報復心理，於是推薦了徐錫麟擔任了肅反委員，大家都認為高度近視的徐錫麟，不過是一文弱書生，就算整天把打倒滿清政權掛在嘴邊，也不可能對漢人士紳做出什麼過分的舉動。
但接下來肅反委員會的一系列行動證明了一件事，你要是把一個暴力機關交給一個做事嚴肅認真的人，那麼就別指望這個機構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去運行。
徐錫麟雖然是個文弱書生，但是他辦事卻非常的有章程，於是肅反委員會抓人就和過篩一樣，它不是按照案子本身去進行調查的，而是根據每個縣的土地集中程度，對地主階級進行的一次大審查，在審查過程中許多陳年舊案就被翻找出來了，於是地主們就覺得很冤枉，因為這些案子並不是他們反對工農兵委員會的證據。
在大清朝，那個地主手裡沒有一兩條人命？說句難聽的，滿清入關時要不是出賣了自己同胞的漢人能當上地主？為大清出力，不就是幫助了滿人鎮壓了漢人的反抗？所以，在大清朝沒有那個地主是真正的清白人家，他們不是強盜就是強盜的後代。
當然，在這些地主眼中，他們自己當然是清白的，因為大家都是漢奸，那麼就說明漢奸才是主流，不當漢奸的都是殘害民眾的盜賊，比如張獻忠和洪秀全。山東孔家傳承兩千年，不要說跪了大元和滿清，就是英國女皇和德國皇帝也跪過，這才是真正的良善之家啊。
因此，肅反委員會翻舊賬的行為就很惹人討厭了，都是大清時候的案子，你現在卻翻出來治罪，這不是破壞團結么。也就是田均一對徐錫麟一直鼓勵支持，因此大家不好把他給拉下來，但是主張肅反已經獲得了很大成果，應當告一段落的聲音還是多了起來。
田均一和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商議後，終於還是接受了黨內的這種呼聲，畢竟當前正處於對外戰爭中，武漢本身又需要儘快發展起來，湖北的士紳勢力也遭到了極大的打擊，一些士紳已經連武漢都不敢呆了，直接跑去了上海。敢結團抱伙對抗工農兵委員會的湖北地方勢力已經差不多都被打散了，接下來按照正常的法律就可以對付這些分散的個人了，因此確實可以穩一穩人心了。
當然，雖然勞工黨中央認為大規模的肅反行動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對於黨內紀律的整頓及對地方政府、國營企業的官僚作風的整理依然不能停下。
因為截止1905年末，勞工黨成員已經超過了20萬，黨組織在全國各地都有發展，但湖北地區依舊佔據了大頭，只是大多數黨員對於黨的理念並不是那麼的了解。
一部分人加入黨是出於報恩的念頭，這些人正是在黨的組織下獲得了解放，他們忠誠的是黨而不是黨的理念；另一部分人則是順應了形勢，認為勞工黨最有前途，要想在新時代出人頭地就得入勞工黨。黨的理論距離同中國實踐的結合還很遙遠，共產黨宣言反而成為了黨內最廣泛流傳的一份文件，比資本論更加的深入人心。
面對這樣的局勢，田均一也頗感吃力，他覺得自己不是在軌道上開火車的司機，而是在大海里掌舵的船長，邊上充滿了指手畫腳的聲音，一不留神，這條船就在原地打轉了。
相比起政治工作，反倒是繁重的經濟工作讓他更覺輕鬆一些，因為經濟建設的大多數問題損失的只是金錢，而政治上的一次失敗就有可能導致革命大大的退後了。
有這樣想法的可不是只有田均一，唐才常也是深有這樣的感觸，過去他認為只要打倒了滿人專制一切都會變的好起來，因此他甚至都能接受在光緒帝的名義下建立漢人政府，這是他認為的對中國受害最小的一種革命方式。
這種期待滿人主動放下權力的想法當然是不現實的，而他所期待的漢人督撫的覺醒，最終也在東南互保協議的破產後破產了，這也是唐才常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契機，因為他確實發現了自己想像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日，清政府願意召開國會立憲了，他又開始感到了患得患失，倒不是說他想要改變想法支持立憲，而是他擔心清政府會利用召開國會立憲一事把各地勢力再一次拉攏到自己身邊，從而對武漢形成不利的局面。
因此他在私下和田均一見面時就多次談起了這個問題，想要知道田均一對於召開國會立憲一事是如何看的，他向田均一講述了自己的擔心，「…那些立憲派隱然已經成為了各省士紳之領袖。特別是在我們搞起了肅反之後，原本親近我們的東南保護會議代表，現在都向著張謇、湯壽潛、鄭孝胥這些江浙人士靠攏了，還和北方的梁啟超建立了關係。我看真要開了國會，反倒是於我勞工黨不利了。
同盟會雖然搞革命不行，但是他們有句話說的倒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之中國需要的是推倒舊房子重建，而不是在舊房子上修修補補。李鴻章修補了一輩子，也補不起大清這條破船么。我們有必要參加國會，去聽這些士紳們攻擊我們的話語嗎？」
田均一能理解唐才常的心理，兵變以來這一年多的時間，極大的改變了黨內一些同志的思想。過去黨內大多數同志認為，黨的力量太過弱小，中國的無產階級也太過弱小，指望武漢這樣一座城市去對抗一整個大清，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中國革命還是應當聯合那些開明人士並肩協力，這也是發展委員會聯合開明士紳建立合作社和企業的思想基礎。
但是經過了這一年多時間的獨立施政後，大家突然發覺，大清其實就是一幢紙房子，捅一下也就破了個大洞，壓根就沒有人願意為了大清來和自己拚命，而列強也是些紙老虎，真到了刀槍見血的時候，他們也會退縮，士紳們看起來聲勢浩大，但是在發動起來的工農面前什麼也不是。
這一年勞工黨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在經濟上的快速發展，迅速的把黨員的自信心給撐起來了。這就和小站練兵之後的袁世凱，看著國內各地的舊軍都是菜的心理是一樣的。我都已經這麼強大了，還得聽你們這些弱者告訴我該怎麼做？這不是扯淡么。
黨員們有這樣的自信當然是好事，但是田均一還是了解武漢所面臨的內外局勢的，並不是滿清變得軟弱了，而是列強之間發生了分裂，因為列強之間發生了分裂，所以滿清就失去了列強的統一支持，也就無力把力量用在鎮壓武漢的叛亂上，而列強之間的矛盾又令他們無力向遠東派出大部隊進行報復，這才有了武漢在夾縫中生存下來的機會。
因此田均一雖然希望黨員能保持對於革命勝利的信念，但也並不希望黨員為當前的現象迷惑住了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