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和梁啟超有著師生之誼，但是以田均一為代表的學生們自從組建了勞工黨之後，在思想上就同這位老師越走越遠了。
究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梁啟超始終停留在原地不肯繼續向前，而田均一等學生們卻已經義無反顧的走上了革命之路。而這一切的起因就在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康梁原本是有機會主動帶著這幫年輕人走向革命道路的，但是康有為的頑固保守和梁啟超軟弱，最終就是讓雙方分道揚鑣了。
在沙俄的入侵下，朝廷迫不得已頒發了大赦，以召開國會挽回人心，對於康梁的保皇會來說自然是一個好消息。不過慈禧不願意赦免康有為，使得保皇會內部發生了分裂，康有為認為大家要共同進退，所以不能接受朝廷這種區別對待的赦免令，但其他人認為應當先回國參加國會參與立憲，只要立了憲法就可以赦免康有為了。
康有為當然不同意這種把自己撇在一旁的主張，要是等立憲會開完自己再回去，那麼他這些年在外不是白白流浪受罪了么。因此康有為以保皇大義責備眾人，主張朝廷不還政於光緒就不接受赦免令，試圖以此阻止眾人和朝廷妥協的想法。
但今非昔比，當初被朝廷視為生死大敵的維新派在武漢勞工黨面前已經成為了無足輕重之輩，哪怕是那些主張立憲的地方開明士紳，現在都不肯搭理保皇會了。因為康有為打著解救光緒的名義募捐，結果卻把錢花在了自己身上，這件事被革命黨給捅了出去，因此保皇會的聲譽大壞。
革命黨之所以要藉此事攻擊保皇會，是因為雙方要爭取的群體有著很大的重合，大家都需要海外的華僑捐款維持活動，也需要國內的有產階級的響應以維持自己的政治聲望，而保皇會先天就比革命黨容易得到海外華僑和國內有產者的支持，因為保皇會不主張暴力革命，只是要求改良，自然更得有產者的青睞。
比如，康有為在海外打著光緒衣帶詔的名義四處向華僑募捐時，那些有錢人都是相當慷慨的。但是孫文這樣的革命黨向華僑募捐，則幾乎只有那些華僑中的底層在支持。但詭異的是，拿著海外華僑底層捐款的革命黨，卻口口聲聲要捍衛有產者的權利。
正因為雙方之間的衝突直接涉及到了自身的生存，所以革命黨和保皇會之間的鬥爭尤為激烈，特別是在革命黨聯合組織了同盟會之後，雙方的鬥爭就出現了逆轉。
因聯合起來的同盟會本質上也是各省進步知識分子之聯合，而保皇會只是一群落魄的改良主義者和失敗的政客的集合體，後者除了支持光緒親政外幾乎沒有任何新的理論發展，但是在庚子國恥之後，國內的士紳們都認為改良已經沒法挽救大清了，哪怕讓光緒親政也是一樣。
這樣的局勢下，革命和立憲就壓倒了改良主義，成為了國內知識分子的主流認知，而立憲其實就是不流血的革命，和改良主義關係不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者還不能算是同盟會，而是建立了武漢政權的勞工黨，但是勞工黨不用向海外華僑募捐，也旗幟鮮明的提出了土地改革，使得勞工黨和有產階級之間有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此一來，反倒是同盟會和保皇會之間為了爭奪有產者和華僑的支持，沒法緩和雙方的關係了。
朝廷開放黨禁，連孫文這樣的革命黨都赦免了，孫文領導的同盟會自然就立刻返回國內宣傳起三民主義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了。慈禧頒發了迴鑾新政的諭令後，受到打擊最大的其實就是他們這些革命黨，因為有產者支持革命，要麼是認同了革命理念，要麼就是被反動派逼的無路可走了。
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不僅打破了許多改良主義者的幻夢，更是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憤怒，因此庚子國恥後有著大批的知識分子選擇了革命，認為不打倒滿人的政權，中國就不可能有什麼未來。但是迴鑾新政的頒發，又讓清政府拉回了不少人，而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建立則又把革命中的激進主義者給吸引過去了。
所以在俄國向中國正式宣戰之前，革命黨和保皇會的日子一樣難熬，正是熬不下去了，大家才會報團取暖成立了同盟會。老實說，但凡還覺得自己的組織是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和其他理念不同的組織合併在一起么。
因此，孫文得知朝廷開放黨禁後，便立刻派人在上海、廣州建立了同盟會的宣傳機構，試圖擴大同盟會的影響力，以贏得國內民眾的支持。不過同盟會的行為首先讓保皇會感到了不滿，要是讓同盟會把國內的有產者拉攏過去了，保皇會還怎麼生存下去？
因此梁啟超在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政聞社，並以此展開了對於同盟會的攻擊，不過梁啟超攻擊的主要還是孫文的三民主義，因為同盟會內部的其他主張僅僅只有一個主張，都沒有提出過什麼具體的內容，自然也就沒什麼可撥的，倒是三民主義雖然到處都是自相矛盾的言論，但至少還是一套真正的理論。
梁啟超是維新派的真正靈魂人物，雖然保皇會是康有為領導的，但是保皇會的一些主要施政理念都來自於梁啟超，而作為公車上書的領導者之一，他在國內外的名聲此時還是壓倒了孫文的。他對於三民主義的攻擊，實際上反而宣傳了三民主義，讓那些原本對三民主義一無所知的人群從他筆下了解了三民主義。
而在同盟會這邊，雖然梁啟超的文章讓孫文這一系的人感到了焦頭爛額，他們不得不對梁啟超攻擊的革命理念進行澄清，但這也不是沒有好處的。
一個是三民主義在外人眼中成為了同盟會的主義，於是孫文也就真正成為了同盟會的領袖；另一個則是，在澄清三民主義的矛盾之處時，以朱執信和胡漢民為首的孫文追隨者對三民主義打了補丁，使之漸漸成熟了起來。
1905年7月到1906年2月，這場改良主義對革命主義的論戰最終奠定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也形成了改良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者和無產階級革命者在理念上的三足鼎立。朝廷也好、袁世凱領導的北洋集團也好，各地的立憲派也好，都沒能在這場論戰中有插嘴的餘地。
三方中最穩固的還是勞工黨，此前勞工黨已經提出各種有利於勞工階層的政治理念，通過這場論戰，勞工党進一步確立了自己是勞工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地位。雖然這讓不少對勞工黨有所期待的有產者和知識分子感到了失望，但卻穩定了勞工黨內部的思想。
隨著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建立，加上沙俄入侵給武漢創造出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時間，北洋新軍被沙俄牽制不能南下，其他各省壓根就沒能力對付武漢這個強大的軍政集團，這可不是一群拿著農具造反的農民，而是一個有能力用機槍大炮武裝自己的工農集團，各省拿著刀槍或落後火藥武器的巡防營壓根沒法和武漢的工農紅軍對抗，就連列強不也是默認了武漢對長江中上游航道的控制權了么。
因此武漢雖然名義上大肆擴軍，從兵變前的一師一旅，到了1905年11月已經擴建了9個師約9.6萬人。但相對於武漢現在所控制的湖北、湖南、川南、豫西、贛西等地的人口和面積而言，工農紅軍的擴張其實是相當溫和的，勞工黨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經濟建設上。
漢口-漢陽地區在建成了一座鐵路橋和公路橋後已經開始在建第三座橋樑，兩地之間設立了完善的公交系統，之前在漢口少量主幹道運營的有軌電車已經通到了漢陽地區。而這一地區的城市人口也突破了150萬，漢口的工商業和漢陽的重化工工廠就和春天裡的春筍一樣，一天一個樣。
1901年之前，湖廣地區的糧食加工率約為5%，但是到了1905年11月，這個比例已經提升到了37%。過去武漢很少進口熱帶作物，向海外出口工業品的金額幾乎是零。
但是到了1905年11月，大量的椰干被運到了武漢，在這裡榨油製作成肥皂後向南洋及太平洋諸島出口。其中來自德國太平洋殖民地的椰干佔據了80%，過去德國人都是把這些椰干運回國去進行加工，但是現在德國人發覺把椰干運到中國加工，然後把肥皂就地銷售其實更方便。
諾魯以及附近的另外兩個磷酸鹽島，雖然有著豐富的磷酸鹽，但是在上面開採規模最大的公司其實是英國人阿爾伯特·埃利斯，因為英國人可以就近向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等地出口，而德國則需要運回歐洲才能變現，因此反而不能對這些資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現在么，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需要大量的化肥，而又有著廉價勞動力可以輸出。於是向中國出口磷酸鹽，僱傭中國勞工開發太平洋殖民地就成了很好的生意。在這樣的充分合作下，德屬太平洋殖民地的各類資源都被開發了出來，而武漢也就成為了一些初級工業品的出口地。
由於經濟發展的太好，不少勞工黨成員已經開始從革命思想轉向了建設思想。有的人甚至認為，為了加快建設，應當壓制工人的消費提高工廠的積累。這種思想至少還有著先建設後分配成果的內容在內。
但也有的人就走的比較遠了，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其實也不錯，和德國資本家們的合作，使得武漢迅速的大變樣了，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也許是過分了，畢竟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要求剝奪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控制，但是這樣干，誰還敢給你投資呢？
正是這場論戰，將黨內的思想重新整理了一遍，把一些脫離了勞工主義的黨員給清理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