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一般是比哈爾地區最熱的季節，進入六月之後隨著雨水的到來，氣溫會迅速的下降。六月十六日，布爾尼亞地區迎來了今年第一場雷雨，結束了旱季，一場透雨過後，氣溫也從40度左右降低了至少五度，讓人不由感到神清氣爽，連空氣都變的清新起來了。
不過對於前來出差的羅伯特·內森和哈羅德·斯圖爾特來說，這依然是個糟糕的季節，畢竟往年這個時候他們本應該在夏都度假才對。不過他們也沒有抱怨太多，畢竟4月份西北地區的大地震把達蘭薩拉城完全摧毀了，政府機構只能全部前往更加不方便的西姆拉辦公。
只是現在的西姆拉還需要進行修繕及擴建，因此今年的夏都生活是不可能那麼美妙的。英屬印度政府機構在半個世紀的擴張下，政府僱員已經超過了十萬，為了維持這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的運轉，每年夏季就需要遷移1.5萬人前往夏都。
西姆拉和達蘭薩拉兩地容納了這些短期的夏季移民，但是現在么他們只能擠在一塊辦公，住的當然不會很舒適，畢竟通往西姆拉的鐵路至少要明年才能完成，在這之前想要大肆擴張西姆拉的城市規模，顯然是比較費力的。
作為加爾各答警方特別分支的負責人，羅伯特·內森和哈羅德·斯圖爾特感激自己的新任務使得他們不必去面對地震後西姆拉的住宿問題，但卻也對自己手上的新任務感到頭疼不已。
加爾各答警方特別分支最初組建的目的就是為了對付印度民族主義者中的極端派，特別是那些口口聲聲主張用暴力把英國人驅趕出印度的年青民族主義者。為了防備梅奧伯爵的悲劇重演，1869-1872年擔任印度總督的第六代梅奧伯爵是唯一一位被印度人襲擊身亡的印度總督。
梅奧伯爵的死亡驗證了查爾斯·內皮爾等將軍的悲觀預測——「這個體制不可能維持五十年。這些勇敢而能幹的土著懂得團結的那一瞬間，他們就會同時向我們撲來，我們就全完了」。
正是意識到自己所推動的英國制度導致了印度民族意識的高漲後，英國政府開始緩和同土著王公之間的關係，並開始正視印度軍隊中的種姓區分，從而穩固而不是繼續摧毀印度的地主階層。但是隨著那些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印度精英，把歐洲文化再一次引入印度之後，英國政府已經發覺，他們已經無力再繼續這種以印度地主階層作為城牆阻擋印度民族主義的浪潮了。
但是，英國人在印度的社會文化已經不能改變，雖然在印度的英國人越來越多，可這些英國人已經不再選擇融入印度社會並去改造它。梅奧伯爵的死亡讓英國人意識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家人，所以他們進一步把在印度的英國人生活和本地人隔離，他們只在印度營造出來的白人區生活並同本國人進行交往。
1872年之後來印度的英國人只為了一件事而來-發財。所以他們不會去集市閑逛，不會去看印度歌舞表演，也不會在盛大節日期間戴著金盞花花環嬉戲。對英國人來說，在印度的生活不再豐富多彩，而是銳減為俱樂部、馬球場和晚禱。
英國人認為在印度沒有生活，他們只是想要儘快賺夠錢然後回到英國鄉下去當個悠閑的鄉紳，只有英國才有真正的生活。因此英國人普遍對於印度人的生活不關心，他們只關心能否從那些印度人身上多榨取一些財富，所有的印度鐵路及水利建設，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財富，而不是為了改善印度民眾的生活。
雖然這些建設工程從客觀上提升了印度農業的發展，從而使得印度人口有了一些增長，但是英國人對於印度財富的瘋狂榨取，又抵消了生產力增長帶來的好處。19世紀最後十年，印度的人口幾乎沒有增長就是英國對印度統治快要到頭的表現。
當一個民族連繁衍人口的慾望都消失的時候，要麼就是默默無聞的消失，比如印第安人，要麼就是奮起一搏，比如五胡亂華時冉閔號召漢人起來反擊的殺胡令。
英國人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樣的威脅，事實上早在梅奧伯爵死亡的時候，倫敦就有政治精英開始考慮從印度大陸撤離的方案了，一種是被迫撤離，一種是溫和的交權。只不過正處於維多利亞極盛期的英國，很快就忘記了印度大陸上的隱憂，英帝國主義者們認為英國有足夠的力量把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給鎮壓下去。
雖然布爾戰爭之後，是否要給與印度更多的自治權力在倫敦成為了新一輪的爭論焦點，但這依舊是英國政治精英之間的爭論，和印度民族毫無關係。這就使得，印度大陸的體制處於一種上下分離的狀態中，孟加拉分割方案就是英屬政府上層的英國人對中下階層的印度精英心理完全不了解而提出的一個理想化方案。
假如沒有一種外來的力量打破依賴近15萬軍隊加上15萬警察對印度大陸建立起來的暴力鎮壓網路，那麼即便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再怎麼慷慨激昂的號召民眾反對孟加拉分割方案，也沒法對抗得了這部陳舊但依然有力的暴力機器的。
但是當外力打破了這部暴力機器的一角，哪怕僅僅是一小部分，英國人也開始覺得這部機器有些運轉不靈了。因為英國人設計這部機器的時候，主要是用來對內控制，壓根沒想過它會面臨內外夾擊的局勢。
比如中國人在布爾尼亞發動了襲擊之後，從布爾尼亞到西面戈西河邊的瑟赫爾薩的警察體制就崩解了。隨著這一地區的警察制度瓦解，該地區的地方政府也就對鄉村失去了控制，抗稅的村子一天多過一天，並從距離鐵路較遠的地區蔓延到了鐵路沿線附近。
英國人擔任的稅務官和大區的警察局長對這一局面束手無策，因為他們平日里主要依賴本地警察和軍隊對抗稅村子進行鎮壓，而地主們會給他們打聽消息和指引目標。但是在軍隊的注意力被中國人吸引之後，本地警察組織又被中國人破壞，這些對印度鄉村一無所知的英國官員就失去了以暴力鎮壓抗稅農民的客觀條件了。
羅伯特·內森和哈羅德·斯圖爾特於六月十四日抵達布爾尼亞，僅僅花了一周時間就基本了解清楚了當地抗稅事件不斷增多的原因。但是想要解決這些抗稅的農民，兩人很快就發現這簡直是個難以完成的任務，因為新招募的警察拒絕前往鄉村鎮壓抗稅農民，他們主張自己沒有武器，難以和擁有武器的農民對抗，應當讓軍隊來執行這樣的任務。
這些警察說的倒也沒錯，中國人收繳了這一地區的警察和軍隊的武器之後，將相當一部分武器彈藥交給了農民，也就是說，現在這些警察到鄉下去，面對的可不是什麼手無寸鐵的農民，而是拿著現代步槍的武裝農民。
雖然這些擁有步槍並敢於和警察對抗的武裝農民並不多，可問題在於當地的地主已經失去了在鄉村的耳目，過去他們在鄉下安置的村頭人，要麼被驅逐了，要麼和農民站在了一起，甚至還有被農民弔死的。這些居住在城市裡的地主們，現在和英國人一樣，對於鄉村的消息所知不多，實際上在城市生活的地主早就已經脫離鄉村關係，開始英國化了，他們和鄉村的聯繫都是通過管家和村頭人發生的。
當農民開始自主的管理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後，他們對於鄉村的影響力也就失去了，過去這些地主對於鄉村的控制主要通過兩個手段，土地的出租和種姓、宗教信仰，後兩者用以在精神上馴化農民，讓他們接受自己的受苦是上天註定的，前者則用來壓制那些試圖挑戰地主權威的反抗者，不肯被馴化的農民會失去土地，全家被逐出村子，這幾乎就是餓死全家的下場。
所謂印度農民對於種姓、宗教信仰有多麼的虔誠，有人寧可餓死也不肯破壞自己的種姓和背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其實歸根結底還在於土地的歸屬權上，餓死自己一個和餓死全家，他們選擇了前者而已。一旦在土地問題上獲得了解放，那麼印度農民自然也會為了土地破壞自己的種姓和宗教信仰的。
現在這些農民抓住了土地，自然就不願意再對地主俯首帖耳，這個時候所謂的種姓和宗教信仰就是個笑話，為了反抗印度教的地主，穆斯林和印度教的佃戶都聯合了起來，而為了鎮壓佃戶的反抗，穆斯林地主和印度教地主也聯合了起來，甚至達成了反對孟加拉分割方案都沒能完成的宗教聯合。
只是，羅伯特·內森和哈羅德·斯圖爾特很快就發現，本地的地主階層其實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麼的有號召力，而他們用來控制農民的手段也非常的單一，無非就是暴力鎮壓、革除種姓和驅逐出村這幾種，但在農民聯盟的幫助下，那些被驅逐出村的農民很快就返回了村子把地主的代表給趕走了。
農民聯盟，這個新組織甚至還不是本地地主們打聽出來的，而是他們從加爾各答新招募的印度警察打聽出來的。哈羅德·斯圖爾特對新招募的這批印度警察的素質非常讚賞，多次和羅伯特·內森說道：「我認為我們在本地警察招募上也該調整一下了，不能老是把他們當成鎮壓的武力來使用，我們也需要一些有腦子的印度人做我們的助手。」
羅伯特·內森雖然贊成哈羅德·斯圖爾特的觀點，但他也比較疑惑這一次有這麼多年青的印度精英加入印度警察部隊。就印度宗教的信仰來說，警察其實並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只能算是中等階層，所以高種姓的印度教徒幾乎都會選擇法律、醫生、工程師，只有中下種姓的人才會把加入警察、軍隊當成上升渠道，或者是不講究種姓的錫克人才會選擇。
因此，過去不是印度警察不招募印度的精英，而是人家看不上。但是羅伯特·內森很快就把這份疑惑拋之腦後，因為這些年青人從當地調查得來的情報質量很高，顯然是真正效忠於大英帝國的印度精英。特別是其中一位賈丁.班納吉的印度警察，不僅調查出了農民聯盟的存在，還提出了對付農民聯盟的辦法，這讓他緊急召見了對方，傾聽了他提出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