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俄國人來說，英軍在西藏的受挫反而激起了他們對於征服中國的信心。在俄國人看來，中國人如此柔弱，他們僅僅用了幾百個騎兵就已經控制了庫倫，而英軍動員了近四千兵力，居然都沒能拿下一群拿著石頭和火繩槍的野蠻人，英國人的力量也未免太過名不符實了。
英國人在前期入侵西藏時，曾經廣泛的報道過自己征服野蠻人的經過，在英軍的遠征軍中就有隨軍記者。因此各國都很清楚，西藏的武備有多麼的落後，至於中國內地的軍隊，從庚子年的作戰經歷來看，各國不認為這些軍隊能夠頂什麼用場，哪怕他們拿著最新式的步槍和大炮。
畢竟困擾八國聯軍的從來不是清政府的正規軍，而是那些民團。相比起那些連大炮和步槍標尺都不會使用的政府軍，反倒是不斷騷擾襲擊後勤的民團更讓聯軍感到頭疼。當然，英軍在聯軍指揮中的糟糕表現，也讓各國大為輕蔑，只是大家都沒想到英軍居然能爛到這種程度。
原本還擔心英國會插手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糾紛，但是現在俄國上下普遍認為，英國陸軍即便插手也沒什麼可怕的，真正值得警惕的還是英國皇家海軍，但是在中俄之間並不需要海軍來解決問題，只要陸軍就已經足以解決麻煩了。
但是對於俄軍駐紮在南滿地區的中下級軍官來說，他們對於彼得堡高層的樂觀主義，特別是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從日本訪問歸來後，那種認為日本不可能向俄國發起進攻的毫無根據的樂觀主義，和對遠東俄軍無為而治的做法，感到了深刻的不滿。
和那些佔據了陸海軍高層位置的沙文分子們不同，俄軍中的一些明智的中下級軍官對於俄軍的內部問題一直持有強烈的變革慾望。
他們認為：軍中的貴族軍官大多不懂軍事，甚至連步槍都不會用，且數量很少，有些連隊只有一個軍官-連長；許多是掛大尉軍銜10年以上的老頭子。這些老頭子對於軍事的全部理解，就是崇拜拿破崙，主張軍事原則是永恆不變的。戰鬥就是士兵意志的比拼，而士兵的意志就表現在白刃戰中。
為了培養士兵的作戰意志，這些老頭子就像對付中世紀的奴隸一樣對付士兵，毆打餓肚子是家常便飯，虐待至死的士兵也並不少見。士兵猶如糞土。在這樣的軍事組織下，俄軍士兵除了服從之外，不允許有任何一點主動精神，這就是沙皇所需要的士兵，一群沒有思想的木頭人。
可怕的是，這不僅僅是軍官們的問題，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部和陸軍軍事學院，都信奉這樣的軍事組織原則。這些還有些理智的俄軍中下級軍官認為，俄軍並不懼怕和遠東任何一個國家作戰，哪怕他們聯合在一起，但是至少先得讓俄軍做好戰爭的準備，讓俄軍變成一支為了戰爭而組織的軍隊，而不是一群貴族軍官帶領下的武裝奴隸。
但是很顯然，彼得堡的高層聽不見這些聲音，或者說不願意聽到這種聲音。畢竟征服了中國可以給這些高官們帶來榮譽和利益，但是對俄軍進行變革只會得罪人，這顯然是一個不難選擇的問題。至於說日本是否會加入到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爭鬥中來，征服中國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日本無法插手俄國和中國之間的爭端，不是么。
倫敦此時更加的狼狽不堪，自由黨和工黨對保守黨的帝國擴張政策提出了更加強烈的質疑，他們質問保守黨到底是在保衛印度的安全，還是想要搞亂印度的周邊？
貝爾福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保守黨的帝國擴張政策並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扭轉的，可以說一旦失去了帝國擴張政策，那麼保守黨也就沒什麼可以吸引選民支持的旗幟了。不過，他倒是可以督促英印政府自行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倫敦將不得不接管對西藏問題的外交了。
貝爾福的電報對於英印政府來說是相當明確的，一旦倫敦接管了對西藏的外交，實質上就是承認了西藏歸屬於中國，大英帝國將會和中國進行雙邊談判，把印度和西藏撇在一邊。
英印政府顯然是不能接受這樣的結果的，因為這等於是限制了英印政府的權力，雖然英印政府也是由英國人組成的，但是他們自認是和倫敦平級，而不是低了倫敦一頭的下屬部門。事實上，這種獨立的傾向並不僅僅存在於印度政府，澳大利亞、加拿大都有著這樣的獨立思潮。
大家認為自己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而不是英國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同樣認為，殖民地的有色人種不能分享殖民地政府的權力，但是他們覺得自己是可以和倫敦一起分享大英帝國的榮譽和權力的，因為他們也是帝國臣民，效忠於同一個國王陛下。
印度總督寇松爵士也沒法接受貝爾福的命令，這不僅僅是對於英印政府的權力侵犯，同樣給他的個人前途蒙上了陰影。他不能想像，自己所主張的前進政策，最終卻成為了印度安全最大的問題。他更加不能讓英國人記住，是他把英國人送到了拉薩的絞刑架上，那麼今後誰還會信任他呢？
印度軍隊的總司令基欽納男爵也沒法接受這個結果，雖然他和總督存在著一些矛盾，但是在對於西藏問題上，兩人的立場都是一致的。作為一名帝國將軍，基欽納不能忍受英國軍隊遭受這樣的羞辱，布爾人至少還是得到了德國人的支持，他們還是白人，但西藏人既沒有先進的武器，也不是白人，英國軍隊怎麼能夠輸給這樣一群野蠻人。
基欽納男爵和寇松爵士進行了一場閉門的單獨談話。談話之後，返回司令部的男爵召見了菲利普·惠特利少校，要求他帶上一個營前往噶倫堡，然後再把當地的武裝再抽調出來，前往支援麥克唐納准將。他對少校這樣說道：「這次一定要把中國人的氣焰打下去，決不能讓那些印度人覺得，大英帝國已經連野蠻人都打不過了，那麼動蕩就會從山上蔓延到山下。」
菲利普·惠特利少校很清楚基欽納男爵在擔心什麼，寇松爵士在連任印度總督一職後，於1903年12月提出了孟加拉分治方案，這遭到了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們的不滿，國大黨內的激進派也因此主張放棄向英國人祈求改良政府的理念轉向印度民族獨立。
國大黨雖然在19世紀80年代建立，但是其在成立以來的20年里幾乎毫無作為，英國人從來沒有給與國大黨任何回應，哪怕僅僅是要求把文官考試的年紀放低到23歲。
1895年郭克雷在英國皇家委員會作證指出：印度民政、軍政部門中年薪在1萬盧比以上的官員有2388人，印度人只有60人；年薪在五千-1萬盧比的官員有4172人，印度人只有535人。這是對印度人的露骨的種族歧視。
到了1904年，英印政府中的中高級職位，印度人依然只在14-17%之間。這種局面自然是難以讓印度的知識分子們滿意的，國大黨的激進派提拉克在1895年4月於自己開辦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發起紀念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吉並為修復西瓦吉墓進行募捐，從而掀起了印度民族主義的浪潮。
為了壓制印度的民族主義，寇松爵士提出了孟加拉分治的方案。畢竟從羅馬時代開始，分而治之就是對付蠻族最好的政策，一位英國外交官如是說。而在孟加拉地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關係是和睦的，英國人的這種分治方案，無疑就是想要在孟加拉製造兩個對立的社會群體，因此自然遭到了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激烈反對。
菲利普·惠特利少校同樣厭惡印度的民族主義，所以他很清楚，當前孟加拉地區反對分治的輿論有多高，而不僅僅在孟加拉地區存在著問題，西北地區的邊疆民族對英國人統治的反感，孟買地區對於英國資本家壓榨的反對聲音，同樣都是此起彼伏。
只不過，這些反對的聲音始終未能走向武裝暴動的一步，就是因為英國武裝力量在1857年對於印度民族暴動的鎮壓，使得印度人難以再下定決心和英國以武力相抗。但是現在，一個小小的西藏地區，居然把一位英軍上校都擊斃了，這就不能不讓英軍警惕起來了，假如不能儘快的報復回來，那麼這種英國人也許已經不行了的想法就會蔓延開了。
少校鄭重的向男爵保證道：「我到了前線，一定會把那個敢於抵抗英國軍隊的中國指揮官抓起來，給楊哈斯本上校報仇雪恨。」
基欽納男爵則搖著頭說道：「只需要把他的腦袋帶回來，讓那些印度人知道對抗大英帝國的下場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一個活的中國人…」
在英印政府預備派出援軍洗刷恥辱的時候，日本海軍大樓內，齋藤次官拿了一封公文交給山本大臣後說道：「外務省發來了一件公文，他們詢問我們是否有在幫助湖廣總督培訓軍官，這些軍事培訓項目是否和湖廣新軍在西藏的軍事行動有關？」
山本大臣一臉懵的看著次官說道：「我們海軍怎麼也不可能幫助中國人培訓陸軍吧？外務省的官員是不是緊張過度，發錯對象了？」
齋藤次官不由小聲提醒道：「我們還有個海軍陸戰學校，據說是在幫助中國人培訓陸戰軍官，不過這件事一直都是軍令部在管理，是不是要詢問一下軍令部？」
山本大臣本想說，這有什麼難的，你下樓問問不就好了，不過很快他就回過神來，軍令部已經從海軍大樓搬出去了，現在要詢問軍令部的事務就需要正式的發公文了。他只能無奈的說道：「你發個公文給軍令部，問問他們是怎麼回事。」
齋藤次官正想點頭時，山本突然又說道：「順便找人私下去問問，光用公文，河原未必肯說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