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東祐亨的施政理念迅速的刊登在了日本各大報紙上，贏得了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支持，哪怕是如玄洋社控制的右翼報紙也只敢批評這位新首相的施政理念過於自由化了，卻也不敢公開的反對扶植自耕農和對工人階級進行一定保障的條款。
因為支持玄洋社的人倒是有一大部分來自於小職員和自耕農，真正的所謂的大陸浪人在玄洋社裡其實只佔了一小部分。這些大陸浪人所主張的對外擴張，其理念無非也就一個核心，只要日本成為列強，那麼日本人民也就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了。
在看不到國內政治變革希望的前提下，這些小職員和自耕農自然只有支持對外擴張主義，因為對外擴張主義代表著一種改變，看起來似乎能夠打破國內藩閥和財閥統治的局面，讓大家有個念想。
不過日清戰爭之後，這種幻想就有些破滅了，一些知識分子愕然發現，所謂日本成為列強人民就會富足起來就是一句謊言，清國賠償的大筆錢財並沒有用來改善民生，而是被投入到了軍隊的建設之中，這就意味著日本的強大只是讓藩閥和財閥獲得了好處，國民依然活著痛苦之中。
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清醒過來，並走上了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國外尋找真理，最終發現了馬克思主義，一條則是試圖退回到幕府時代去，以國粹主義對抗資本主義。也就是說日清戰爭以前日本上下一心的局面已經被打破了，日本文化界已經出現了左中右三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已經壓倒了日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
從政治上表現出來的就是民黨的崛起，國民對於藩閥和財閥的反感，使得玄洋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都能成為對抗財閥和藩閥的希望了。假如失去了這部分小職員和自耕農對於玄洋社的支持，那麼玄洋社也就是一個強大一些的黑社會組織，並不能稱之為一個政治團體了。
但是對於日本各階層來說，伊東祐亨的政治宣言還是可以接受的，資產階級從宣言中聽到了發展經濟，工人和農民則聽到了改善民生，這篇宣言沒有一語提及日本外部的矛盾的，從而穩定了一部分國民的信心。國民認為海軍上台和陸軍上台還是不一樣的，陸軍上台的話必然是要真打仗了，海軍看來確實沒有打的準備，否則不會把精力都放在發展經濟和保障民生上。
在這樣的半信半疑之間，東京的地價、日本的股市都開始了反彈，經濟開始企穩。不過，遠在江田島的林信義在看到了報紙上刊登的新內閣首相宣言時卻是不滿的，他在為海軍獲得勝利而興高采烈的社團成員面前公然指責道：「伊東總長還是缺乏了一點野心和勇氣，這一屆內閣也許會給他本人帶來莫大的榮譽，但是想要突破陸主海從的局面，想要刷新日本的政治，應該是沒有指望了。」
林信義的指責並非空穴來風，海軍研討會向東鄉校長遞交的新內閣施政研究報告，核心路線是積極推動日本的工業化，穩定農村和提升工人待遇，為日本的工業化建立起必要的糧食保障和一個穩定的技術工人群體。
為此新內閣應當在農村推動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城市為工人階級建立起一套教育、培訓、保障體系，遏制財閥無節制的壓榨工人階級和把利潤花在個人的奢靡浪費生活、投機事業當中，從而壯大國家根基，為海軍的事業建立物質保障。
但是，伊東首相發表的政治宣言從海軍研討會所主張的政治路線上大大的後退了，從變革日本退到了穩定局面的政治立場上。
面對林信義對於伊東首相的公開指責，大家心裡居然沒什麼反感的，反而潛意識的認為林信義有這個資格對這位海軍首相進行批評。當然，他們還是試圖為這位海軍大佬辯解一二的，比如島田繁太郎就這樣說道：「伊東元老雖然沒有完全發表我們提出的路線，但好歹也保留了大部分內容，這樣的結果對於海軍研討會來說已經是大成功了。我們似乎不能對伊東閣下過於指責了，也許伊東閣下也是有難處的…」
島田繁太郎的發言確實獲得了不少社員的附和，作為一名還沒有畢業的兵學校學員，能夠在國家大政方針上插上一腳，這個榮譽已經足夠讓大部分人感到自我滿足了，至於伊東首相是否沒有全盤照搬他們所研究的結果，這點還重要嗎？
看著社員們的態度，林信義只能搖著頭說道：「這種小富即安的心態其實最要不得，政治鬥爭就和兩支軍隊交戰一樣，一方不消滅了另一方，就不能宣布自己取得了勝利。假如我們在黃海海戰中獲得了勝利之後不去封鎖旅順口，那麼海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嗎？
政治鬥爭也是如此，假如我們不能徹底的擊敗政治上的對手，就別做著對方會主動接受我方主張的美夢。財閥和陸軍在這一次鬥爭中受到的損失，一定會找機會彌補回去的。下一次，海軍還會有如此有利的出擊局面嗎？」
林信義的告誡讓社員們沉默了下來，不過畢竟都是年輕的學生，他們並沒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井上繼松很快就打破了沉默說道：「沒關係，只要我們還有林少尉，那麼海軍就一定處在有利的局面。」
井上的話引發了一陣哄堂大笑，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於此同時，勞工黨對於清政府對美國人表現出來的軟弱也同樣感到了不滿，在佔據了大勢的面前，僅僅因為美國人做出了退還庚子賠款的一個聲明，清政府就突然大談起中美友好來了。
勞工黨上下非常的不明白，庚子賠款本就是對中國人的一種羞辱，列強在中國的領土上殺人放火還要索要賠償，現在人家說這筆錢可以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退回中國，就變成美國人的友誼了？美國人還竊取了開平礦務局和粵漢鐵路路權呢，哪裡來的友誼可言。
只是勞工黨現在能夠施加以影響力的，也就是一個粵漢鐵路路權贖回談判，其他事情都是鞭長莫及，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清政府肆意的揮霍著中國上下齊心協力才形成的對美政治優勢，把國家利益變成了美國對於清王朝統治的支持。
清政府這種對外屈膝投降的做派，使得所謂的新政開始在漢族知識分子眼中失色，假如說庚子國恥之前清政府還勉強有個獨立政權的樣子，那麼1903年一系列的決策倒是進一步坐實了，「這不過是一個洋人的朝廷」之語。
勞工黨在這一年裡的擴張速度之快，就連田均一等人也很吃驚。僅僅武漢地區的黨員數量就突破了去年清黨之前的規模，全國加上海外留學生中的黨員已經突破了1萬。造成這一切的正是清政府自己這一年多來所實施的各項內外政策。
假如說戊戌變法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於滿漢矛盾採取的是一種迴避態度，認為為了國家的富強可以暫時擱置這一問題，那麼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滿漢矛盾已經壓倒了一切國內矛盾，因為漢人的知識分子已經不相信滿人朝廷了。
1902年慈禧在西安宣布推行新政，北京城的旗人歡欣鼓舞，認為大清終於可以振作起來了。但是1903年清政府在拒法、拒俄問題上對於進步勢力的壓制，並對海外留學生進行嚴密監控的政策，使得原本主張強國主義的知識分子都走向了排滿主義和革命主義。
過去清政府外派的留學生，傾向於革命的其實不多，即便有同情革命者也不敢公然表明自己的主張。但是戊戌政變之後局面為之一變，留學生中批判清政府和滿人的聲音開始出現了。庚子國恥之後，公然主張排滿主義者也有了。
留日學生會中有勵志會等聯絡感情同學組織，這原本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但是拒俄、拒法運動開始後，這樣的學生團體也開始走向政治化了，一開始學生中支持清政府的還是多數，他們自命是穩健派，在運動開始時對於激烈派提出的排滿主義非常不滿，甚至直接解散了這個學生團體。
但是隨著清政府在拒俄、拒法運動中表現出的對外軟弱性，清政府不試圖挽回國權卻試圖派人監督留學生讓他們閉嘴，這就使得留日學生大多傾向於革命去了。所謂的學生中的穩健派不是改變了政治立場，就是被視為了官場走狗，為激進學生團體所孤立。
在此種局勢下，革命黨的影響力幾乎每天都在擴大，不僅僅勞工黨的影響力大漲，興中會等革命團體也一樣擴大了自己的組織。一批旗人出身的留學生目睹身邊發生的這些事情，一時也是大為哀嘆了起來，他們大約是最早感受到朝廷已經失去人心的一批人。
有旗人對此沉痛的說道：「滿漢問題何以生？生於八旗之特別兵制。八旗特別兵制何以生？生於非立憲的制度延而及於種族問題。近年以來漢人唱排滿，滿人講排漢，藉此煽惑國民。無貴賤、無老幼、無男女，心中、腦中無不縈結於滿漢問題，中含滿漢交訌，兩方破滅，無所謂思想，無所謂事業。」
在清政府的諭令下，端方派出了自己的私人秘書施肇基勸說田均一，令其在粵漢鐵路贖回談判中接受合興公司開出的條件，端方的說法是，「香帥都說了，些許浮盈不必計較，先拿迴路權再說。」
只是田均一卻這樣對施肇基回道：「現在的市場上3兩銀子可以換2美元，合興公司總投資不過100萬美元，在粵漢鐵路的修築上花費不會超過167萬美元。也就是說，他們一開始提出的667萬美元的報價要凈賺500萬美元，現在報價467萬美元，也還要凈賺300萬美元。
3兩銀子差不多是長江三峽上一名船員一個月的工資，300萬美元就是150萬人一個月的工資，這筆錢都夠把荊州大堤維修一遍了，怎麼能叫些許浮盈？我是斷然不能同意這種要求的。既然香帥已經把贖迴路權一事交給了我，那麼這事我自己會看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