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亞·沃森的團隊開價一千六百萬歐元。
合同期一年。
只包含一支全球廣告片、一次平面拍攝和兩條社交平台內容。
不參加發布會，不承擔直播，不保證紅毯穿戴，也不接受品牌對私人賬號的內容審核。
報價出現在屏幕上時，巴黎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按照當時匯率，接近一億三千萬元人民幣。
我在中國區做過最貴的明星合作，也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
艾米莉亞的經紀人坐在倫敦，通過視頻等我們的回答。
商務負責人低聲對我說：「這是第一輪報價，會降。」
「能降到多少？」
「百分之十。」
「還是超過預算。」
「品牌可以壓縮亞洲市場的內容投入。」
我看向他。
「她在亞洲認知度不足，卻要壓縮亞洲內容來支付她的報價？」
「全球代言人本來就會佔用大部分預算。」
「那剩下的市場怎麼完成目標？」
「這是各區域的問題。」
又是同樣的邏輯。
總部購買一張自己熟悉的臉，其他地區再用有限的預算證明這張臉值得。
視頻里，經紀人問：「Do we have a deal？」
瑪蒂爾德沒有回答，轉向我。
「Lin Xi？」
我第一次坐上巴黎總部的正式談判桌。
沒有人提醒我應該說什麼。
「報價超出我們的預算範圍。」我用英文說。
經紀人神色沒有變化。
「Emilia has another global beauty offer.」
「那份合作包括多少權益？」
「Confidential.」
「既然不能比較合同範圍，就不能用另一份報價證明這一份合理。」
他笑了一下。
「你是新加入的？」
「對。」
「那你可能還不了解艾米莉亞的全球影響力。」
「我了解。她能帶來巨大的年輕用戶關注，也能讓品牌進入音樂和時尚場景。」
「所以你們應該明白這個價格。」
「影響力是報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我翻開權益清單。
「現有方案里，品牌承擔全球傳播成本，卻沒有獲得任何線下出席、區域內容和最低履約保障。如果拍攝延期，艾米莉亞團隊不承擔媒介損失；如果她取消社交發布，只需退還單條費用。」
經紀人的語氣冷下來：「她不是銷售人員。」
「我們也沒有要求她銷售。」
「那你們要求什麼？」
「對已經出售的時間負責。」
會議室里有人抬頭看我。
我繼續說：
「維萊爾可以接受明星擁有私人表達空間，也接受她不參加直播。但合同必須增加拍攝改期責任、最低內容上線周期，以及重大爭議發生後的雙方溝通機制。」
「艾米莉亞不會把私人賬號交給品牌審查。」
「我們不審查私人內容。」
「合同里寫著，藝人不得發表損害品牌價值的言論。」
「品牌也不得以藝人私人生活製造營銷話題。雙方條款應該對等。」
經紀人沉默了幾秒。
「你們願意支付多少？」
「一千一百萬歐元。」
視頻另一端有人笑出了聲。
「這不是談判，是羞辱。」
「對應現有權益，這是我們的報價。」
「如果需要更多權益？」
「增加線下活動、亞洲市場內容和合同保障，可以繼續談。」
「艾米莉亞不會接受。」
「那我們尊重她的選擇。」
經紀人看向瑪蒂爾德，顯然在等一個職位更高的人推翻我的話。
瑪蒂爾德只是說：「Lin Xi represents the project team.」
林西代表項目組。
這是她第一次在談判桌上明確我的位置。
對方要求暫停會議。
視頻關閉後，商務負責人立刻問我：「你知道一千一百萬意味著什麼嗎？」
「知道。」
「比我們的內部上限還低兩百萬。」
「需要為後續權益留空間。」
「如果她的團隊直接退出呢？」
「那就退出。」
「集團已經為她預留了廣告導演和拍攝檔期。」
「沒有簽合同以前，不該把預留成本變成必須簽她的理由。」
他臉色很難看。
「你在中國區可以對明星強硬，因為還有很多人選。全球級別的明星不是這樣談的。」
「所以全球明星可以把所有風險留給品牌？」
「她們擁有選擇權。」
「品牌也應該有。」
半小時後，艾米莉亞團隊重新上線。
報價降到一千四百萬歐元。
增加一次全球發布會錄播內容，仍然拒絕亞洲區域活動。
我沒有接受。
談判暫停。
下午，我們與尹秀雅團隊開第二場會。
她的報價只有艾米莉亞的一半，卻有另一個問題。
上一家日本品牌的競品限制還剩八個月。
尹秀雅的經紀公司認為，原合同只限制日本市場，不影響全球合作。
維萊爾法務不同意。
條款寫的是：
藝人在合同結束後十二個月內，不得為具有直接競爭關係的高端護膚品牌提供公開商業背書。
沒有明確地域。
也沒有說明數字媒體內容出現在哪個市場，應該如何判斷。
經紀公司說：「舊品牌只購買了日本肖像權，不能限制她在其他國家的工作。」
法務回答：「但競業條款沒有地域範圍。」
雙方爭論了四十分鐘。
誰都不願意承擔違約風險。
我問：「能不能讓原品牌出具書面確認？」
經紀人說：「我們已經聯繫，對方不回覆。」
「那為什麼現在急著簽？」
「尹秀雅下個月有新劇上線，必須在宣傳期內確認合作。」
「如果原品牌突然提出異議呢？」
「維萊爾的法務團隊可以處理。」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
藝人團隊希望先拿到新合同，再把舊合同風險交給新品牌。
我問：「你們願意提供履約保證嗎？」
「什麼保證？」
「如果舊品牌索賠，由經紀公司承擔主要賠償責任。」
「這不可能。」
「那維萊爾也不能承擔全部風險。」
經紀人沉下臉：「你們是在因為她來自亞洲，要求更苛刻的條件嗎？」
這是一個很重的指控。
歐洲區法務立即解釋，所有藝人都適用相同風險標準。
對方卻沒有退讓。
「艾米莉亞可以保留私人賬號自由，尹秀雅卻需要承擔舊合同的全部責任。你們所謂的全球標準，永遠對歐洲明星更寬鬆。」
會議桌上的人都看向我。
我是項目組裡唯一來自亞洲的人。
他們似乎期待我證明，維萊爾沒有區別對待。
可我沒有替公司立刻辯護。
「你說得有一部分是對的。」我說。
瑪蒂爾德皺了一下眉。
經紀人也愣住。
「艾米莉亞的團隊有能力拒絕部分全球條款，因為她的市場選擇更多。這不是公平，只是議價能力不同。」
「所以你承認雙重標準？」
「我承認市場權力不對等。」
「那你們準備怎麼解決？」
「不是假裝所有人條件相同。」
我把兩份合同放到屏幕上。
「我們會統一雙方聲譽條款、改期責任和爭議處理機制。但舊合同風險只存在於尹秀雅項目，不能因為公平就假裝它不存在。」
「那還是由我們承擔？」
「共同承擔。」
我的方案是，維萊爾與尹秀雅團隊一起邀請原品牌進行三方確認。
在書面回覆前，可以簽署附條件協議，但不公開合作、不拍攝正式廣告。
如果原品牌明確反對，雙方無責終止。
如果對方在規定期限內不回覆，再由律師根據舊合同給出法律意見，維萊爾和經紀公司按照約定比例承擔後續風險。
經紀人問：「誰去說服日本品牌？」
「雙方一起。」
「如果他們故意拖延？」
「協議里寫最晚日期。」
「你們能保證新劇宣傳期內官宣嗎？」
「不能。」
我說。
「但我們能保證，不用一個無法兌現的日期換你們先簽字。」
對方沉默很久。
最終，同意帶方案回去討論。
一天兩場談判，沒有一場簽下來。
下班前，瑪蒂爾德把我叫進辦公室。
「你今天拒絕了一個全球流行歌手，也沒有拿下亞洲演員。」
「對。」
「你覺得這是好結果？」
「至少沒有簽下兩個邊界不清楚的合同。」
「總部不會因為你避免了風險，就認為項目成功。」
「我知道。」
「你看起來不著急。」
「很著急。」
「哪裡看得出來？」
「著急不等於要先答應。」
瑪蒂爾德把艾米莉亞的新郵件轉給我。
她的團隊願意繼續談亞洲權益，條件是品牌先提出完整創意。
「他們沒有退出。」我說。
「因為你讓他們相信，我們不是非她不可。」
「所以呢？」
「明天去倫敦。」
「我？」
「你當面談。」
「尹秀雅這邊怎麼辦？」
「亞太法務繼續推進三方確認。」
「我需要參與。」
「你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城市。」
她看著我。
「學會讓別人接手。你在面試時說過，項目負責人不應該是唯一知道全鏈路信息的人。」
我被自己的話堵住了。
「幾點的車？」
「早上七點十三分。」
「這麼早？」
「巴黎到倫敦的火車不會因為你是中國區來的就晚一點。」
從辦公室出來時，已經快晚上十點。
手機里有兩條消息。
第一條來自丁荔。
她發了一張餐廳照片，桌對面只露出一隻男人的手。
配文是：
「今晚這個法語很好。」
第二條來自韓放。
「我找到一家不難吃的中餐館。慶祝你在巴黎活過第一周？」
我看著兩個對話框，很久沒有回覆。
韓放和丁荔已經分手。
他們沒有婚姻，也沒有孩子，更沒有任何要求彼此繼續忠誠的承諾。
從道理上說，我和韓放見面並不構成背叛。
可人與人之間，不是只有合同到期和自動解約。
有些邊界沒有寫下來，仍然存在。
我先給丁荔打電話。
她接得很快。
「怎麼，查崗？」
「有件事告訴你。」
「你突然這麼嚴肅，我有點害怕。」
「我在巴黎見到韓放了。」
電話那邊安靜下來。
餐廳的音樂和說話聲仍在繼續。
「什麼時候？」
「前天。」
「他去找你？」
「我因為地鐵停運，進了一家咖啡館。他在那裡工作。」
「真巧。」
她說這兩個字時，聲音沒有任何起伏。
「他約我吃飯。」我說。
「所以呢？」
「我還沒有答應。」
「為什麼告訴我？」
「因為你是我朋友。」
「我們已經分手了。」
「我知道。」
「那你見不見他，跟我有什麼關係？」
「如果真的沒有關係，你不會用這種語氣。」
她沉默了幾秒，突然笑了一下。
「林西，你是不是覺得，先告訴我，就算尊重我？」
「至少不是瞞著你。」
「然後呢？我要說可以，你才去？」
「不是。」
「那你是在讓我替你承擔決定。」
這句話讓我愣住。
「我沒有。」
「你有。」
丁荔的聲音冷下來。
「如果我說不可以，我就是那個分手以後還要控制前男友和朋友的人。如果我說可以，以後難受也是我自己答應的。」
「那你希望我怎麼做？」
「你自己決定。」
「丁荔。」
「我真的不在乎。」
她說完，直接掛斷電話。
我站在空蕩蕩的辦公室里，終於明白，坦白也不一定等於體貼。
有時候，我們把決定告訴別人，不是為了尊重她。
只是希望她提前免除我們的愧疚。
我沒有立刻回覆韓放。
收拾完去倫敦的資料後，已經十一點半。
走出公司，巴黎又開始下雨。
這一次地鐵正常運行。
我在站台上等車，手機震了一下。
韓放沒有催問吃飯。
他只發來一張新聞截圖。
英國鐵路明天可能罷工，部分歐洲之星車次調整。
下面一句：
「你是不是明早去倫敦？」
我沒有告訴過他。
「你怎麼知道？」
「咖啡館老闆的法國客戶和維萊爾有合作，他提到你們明天去倫敦見歌手團隊。」
「客戶信息可以這樣說嗎？」
「他只說維萊爾有人去倫敦，沒說是你。」
「那你為什麼猜是我？」
「因為你今天一直沒回消息，通常不是不想理我，是在加班。」
我盯著這句話。
他似乎已經開始觀察我的習慣。
「車次沒有取消。」我回覆。
「到了告訴我。」
我沒有答應。
他很快補充：
「不想說也可以。我只是想知道你平安。」
我把手機收回口袋。
地鐵進站，風從隧道里湧出來。
回到公寓後，我重新打開和丁荔的聊天框。
沒有解釋，也沒有要求她理解。
我只發了一句話：
「你說得對。見不見他由我決定，後果也不該讓你替我承擔。」
她沒有回覆。
凌晨一點，我終於回韓放：
「周日晚上七點。」
他幾乎立刻回覆：
「中餐？」
「法國菜。」
「你不是剛到巴黎？」
「所以才吃法國菜。」
「好。」
「還有一件事。」
「你說。」
「這不是偶遇。」
聊天框頂部停了很久，才出現他的回覆。
「我知道。」
這一次，是我主動決定見他。
不是因為地鐵停運，不是因為雨，也不是因為我們恰好出現在同一家咖啡館。
我清楚他是誰。
知道他做過什麼，也知道丁荔還沒有真正放下。
周日晚上那頓飯不會自動變成愛情。
但從我答應的那一刻起，它也不再只是兩個舊識之間毫無意義的一次見面。
我關掉手機，設置早上五點半的鬧鐘。
六個小時後，我要去倫敦，和一個報價一千六百萬歐元的女人談她願意為品牌承擔什麼。
兩天後，我也要坐到韓放對面，問清楚他現在究竟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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