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眨眼就到春節了，哥哥在家住了不到十天就搬走了。他在外逃亡十二年，模樣變化很大，儘管如此，還是怕被老鄰居認出來。他白天幾乎不出門，如果必須出門，就圍著圍巾遮住臉，戴一副平光眼鏡。偶爾有人問起來，媽媽就說他是我的姨家表哥。不過，媽媽和哥哥心裡都有些發虛。哥哥畢竟不清白，是有案底的人。如果他的DNA再次被採集，他就會被認定為十二年前的「鬼槍懸案」的殺人兇手。所以他不敢在家裡久住。尤其是春節，親戚和鄰居會有一些走動，他更不敢住在家裡。
哥哥在九洲集團總部附近一個老舊的小區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那裡沒有人認識他，也沒有人認識媽媽。嫂子的身體恢複得不錯，臉色越來越紅潤，說話也有力氣了。但操持家務，稍累還是吃不消，拖一遍地板就得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去一里地以外的幼兒園接送小乖，回來就氣喘吁吁。媽媽不放心嫂子，就跟哥哥他們去住，幫他們買菜、做飯、洗衣服、接送小乖，盡量減輕嫂子的負擔。我有空也經常過去看看。媽媽雖然累了一些，但看得出她很高興；這種天倫之樂，是她盼望了很多年的。我假裝很委屈，說媽媽扔下我不管，我的脖子都餓細了。嫂子臉上露出愧疚的神色，盯著我的脖子仔細看；小乖也用小手摸我的脖子。媽媽呵呵笑著說，別聽他胡說八道，放心吧，餓不著他。我也急忙說，我們單位食堂的伙食挺好的，豬肉大蔥包子比媽媽包的包子好吃多了，我一口氣能吃四個。
每次去哥哥租住的地方，我都詢問他的工作情況。他說，他工作還能勝任，但比較吃力。在管理方面他欠缺經驗，房地產行業的很多知識也有些欠缺。最讓他頭疼的是，作為九洲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他經常和建築商、材料供應商等等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而一想到自己是高中畢業、泥瓦匠出身，還有老案底，心裡就發虛。那些大大小小的老闆都對他很客氣，恭恭敬敬地叫他「周總」。他本來不必買那些人的賬，可對那些人總是很客氣。「賴總」曾委婉地提醒他，他代表著公司的形象，該端著的時候就得端著。
為了不給公司丟人，他只能裝。他每天都穿著高檔西裝，身上噴了高檔香水，把自己捯飭得頭光臉滑，十分光鮮。常年干建築，他的手有些粗糙，為了讓手白|嫩一些，他夜裡睡覺的時候都戴著手套，使勁焐。還買了一枚金戒指戴上。起碼看起來像個有身份的人，和九洲房地產的總經理要相稱。和那些老闆一起吃飯的時候，那些老闆都能講段子。這些段子一般都是從酒桌上聽來的，而他這些年就沒上過酒桌，更沒聽到過什麼段子。再搞笑的段子，他聽了都忍著不笑，給人的感覺是深藏不露，城府很深。有人問起他的經歷，他只是淡淡地說，在這個行當摸爬滾打十幾年了。別人再問，他就裝做忽然想起了什麼，掏出手機給下屬打電話，詢問工程進度，要求縮短工期，語氣聽上去很嚴厲——誰也不會想到，那個電話他壓根兒就沒撥出去，只是裝模作樣。
我問哥哥心裡累不累，他說累，但累並快樂著。他說，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要努力抓住。他很感激賴總，賴總對他有知遇之恩。
哥哥每次提到「賴總」，都恭恭敬敬的。我想像不出，賴曉靜這個從監獄裡放出來的、高中都沒有畢業的女孩，是怎麼掌控一個上萬人的集團公司的。哥哥說，九洲集團拋頭露面的是賴總，但實際當家人還是何久洲，一些大事都是何久洲說了算。公司里的一些重要文件，最終都是何久洲簽署。
可是，何久洲不是中風了嗎？哥哥說，何久洲確實中風了，現在是半身不遂，說話不太利索，每天都在自己的別墅里靜養。但他腦子一點都不糊塗，也能握筆寫字。公司里的一些重要報表，「董辦」的人定期往他家裡送。一些公司高層參加的重要會議，都是到他的別墅里去開；他別墅里的一個房間被改造成了小會議室。賴曉靜名義上是九洲集團的董事長，但公司的一些元老並不服氣她；和哥哥一樣，她需要學習的地方也很多。何久洲已經中風了，他必須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教會賴曉靜如何來掌控這個企業。不然的話，他苦心經營幾十年的商業帝國就完蛋了。他總是催著賴曉靜儘快熟悉各方面的情況，有些拔苗助長的意思。
哥哥是賴曉靜唯一的親信。任命哥哥為九洲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也是賴曉靜在許可權範圍內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哥哥經常參加何久洲在自己別墅里召開的公司高層的會議。第一次參會，賴曉靜把哥哥介紹給了何久洲和公司其他領導。哥哥是認識何久洲的，但何久洲已經不認識他了，況且他又換了名字。
不過，哥哥每次到何久洲的別墅里開會，都莫名其妙地心慌意亂。他坐在小會議室的角落裡，低著頭，不管何久洲、賴曉靜和公司的其他領導發言說什麼，他都在本子上做記錄。有些內容實在沒必要記，他就一筆一畫地練字。看上去，他是在認真地做記錄，其實是不敢抬頭。他到底怕什麼呢？他也說不清楚，反正預感很不好。
二
我一直想調查調查嫂子。沒錯，我懷疑她。不是懷疑她犯了什麼罪，而是懷疑她有重要的事情瞞著我。她家裡都有什麼人，她和哥哥是怎麼相識的，又是怎麼結婚的，等等等等，我和媽媽一概不知。她從來不說，哥哥也從來不說。春節假期里，我值了三天班，其餘四天時間都和哥哥嫂子在一起。我和媽媽偶爾提起嫂子的家庭情況，哥哥嫂子馬上搪塞過去。按照常理常情，這些情況他們是應該告訴我和媽媽的。顯然，哥哥和嫂子商量好了，就是要刻意隱瞞一些事情。那麼，他們兩口子這麼做，動機又是什麼呢？
我是個患有輕度強迫症的刑警，我想知道的事情，如果搞不明白，覺都睡不好。我也不是閑得難受；事實上，我當上了刑警大隊的副大隊長之後，手裡的案子更多了。不像當中隊長的時候那樣親自破案，但很多案子要分析案情，提出指導性意見，比當中隊長的時候更累了。但不管白天多累，夜裡睡覺的時候只要一想起嫂子的身份問題，腦袋就會「錚」地一聲，一下子睡意全無，在黑暗中瞪著眼睛，起碼半個小時合不上眼。我不想再受這種折磨了，於是決定馬上調查嫂子。
春節假期後結束後的第一天，上午一上班，我一個電話把大嘴叫到了我的辦公室。我陞官之後，大嘴接替我的職務，當上了刑警一中隊的中隊長。我的辦公室從中隊搬回了局機關以後，和大嘴見面少了。但有什麼事，還是第一個想到他。
大嘴開著我原來開的那輛捷達老爺車來到局裡，上了樓，門都沒敲，「咣唧」一聲推開我辦公室的門就冒冒失夫地進來了。我皺了皺眉頭，裝做生氣的樣子說：「嘴弟，我現在好歹是大隊的領導，你門都不敲就進來，對我不太尊重吧？」
大嘴一屁股坐在我辦公桌旁邊的摺疊椅上，端起我的玻璃茶杯，「咕咚咕咚」幾口，就喝下去半杯。他抹了抹嘴，嬉皮笑臉地說：「我親哥哎，你這是不識好歹。我能這樣對你，說明你這個領導平易近人，和下屬能打成一片。我怎麼不直接推開局長的門進去？因為局長不像你這樣平易近人，是不？」
大嘴當了中隊長，貧嘴的功夫也見長。打了幾句嘴仗，大嘴問我一大早召見他有什麼事。我就把請他幫我調查嫂子的事說了，並讓他記下了嫂子周玉蘭的名字。大嘴撇了撇了撇嘴說：「就這麼點小事，居然還讓我堂堂中隊長出馬，這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嗎？」
我告訴大嘴，這事必須他親自干，而且要秘密調查，別整得滿城風雨。我要知道周玉蘭的家庭情況，包括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名字，什麼時候結婚的，她這些年做過什麼工作等等，越詳細越好。
三
天后，大嘴把他調查到的關於周玉蘭的身份信息，列印了裝在一個文件袋裡，送給了我。是一頁A4列印紙，只有短短几行字。這份資料顯示：周玉蘭，三十歲，遼寧瀋陽人。父親周四福，死亡；母親夏敏，死亡。六年前在瀋陽結婚。丈夫周麒，三十二歲，瀋陽人，現任九洲集團房地產公司總經理。周麒的名字上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後面寫著「勵志哥」三個字，一看就是大嘴的字跡。大嘴為什麼說周麒是勵志哥？我想肯定是因為他查到了周麒曾經在建築工地上出苦力的經歷。
這張紙別人看了，可能看不出什麼來；我看了一眼，就驚訝得一下子從椅子里站了起來。有三個字刺疼了我的眼睛，又像三根銀針一樣，扎進我的心臟里。那三個字是：周四福。周四福是誰？一個與「鬼槍懸案」有直接關聯的人，確切地說，他是該案的受害人，死在了案發現場。沒錯，他就是爸爸生前的線人——四眼；「四眼」是周四福的外號。而我的哥哥是殺死他的頭號嫌疑人。兇手娶了被他殺死的人的女兒，這是怎麼一檔子事呢？
在驚訝的同時，我又欣喜若狂。我隱隱約約預感到，「鬼槍懸案」的真相離我越來越近了。
三
我想儘快找哥哥聊聊；不能問嫂子，她心臟不好，怕刺|激。可是隨後的幾天里我特別忙，一起跨省流竄盜竊汽車的案子佔用了我很多精力，晚上還經常加班；好不容易有點時間，也被賴曉靜纏住，陪她吃飯、逛街、聊天，手機一響，一看是她的號碼，我的手都哆嗦。和哥哥聊周四福，需要靜下心來，最少拿出兩個小時的時間。可是這兩個小時卻不好找。
沒想到，幾天後的一個中午，哥哥主動找我了。他不是和我談周四福，而是和我談「鬼槍懸案」中另外一個關鍵人物。隨著這個人物浮出水面，「鬼槍懸案」的真相有望更加明朗。
這天中午快下班的時候，我在辦公室里接到了哥哥的電話。我這是第一次在上班時間接到哥哥的電話——仔細想想，我在休息時間也從來沒接到過他的電話。他給我打電話，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問他有什麼事，他不說什麼事，支支吾吾地問我中午有沒有時間見個面，最好去個安靜的地方。我想起我們分局附近有一家「彌特咖啡廳」，就約他去那兒見面。他馬上打車往咖啡廳趕。
我到了咖啡廳，剛找了座位坐下來，哥哥就到了。他皺著眉頭，臉色有些發灰。一看他這個樣子，就知道遇到難事了。我問他到底什麼事，他說今天上午在何久洲家裡開會，見到了李義明。
李義明？這個名字我很熟悉。我忽然想起來了，他是哥哥的初中同學，有點黑社會背景，是個不大不小的混混，四年前參與一起故意傷害案件，致人死亡。當時我也參與了這個案子的偵破，是專案組的一員。那個案子是我參加工作後參與辦理的第一個大案，所以記得很清楚。案發現場是在一家KTV，兩撥人為爭一個小姐發生爭執，大打出手。李義明一方人多——大概五六個人，對方只有兩個人。結果，對方一人輕傷一人死亡。李義明一方，一人被判了無期徒刑，其他人被判了三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義明被判了六年。
當時，我覺得這起案子很蹊蹺。死者是一個網路工程師，畢業於北京某大學。我調查過死者的同事，都說死者為人謙和，膽小怕事，以他的性格，不可能為了和別人爭一個小姐打起架來。我總覺得這個案子不像是過失殺人，倒像是故意殺人，值得再深挖一下。可是，李義明等人一口咬定不是故意殺人，當時分管刑偵的副局長康東升又要求儘快結案，所以沒有深挖就結案了。
哥哥在何久洲家見到了李義明，這麼說，李義明已經提前出獄了。可是我不明白，他和哥哥有什麼關係，哥哥見到他為什麼怕成這樣？還有，何久洲的別墅不是誰想去就能去的，他和何久洲及九洲集團又是什麼關係？哥哥說，十二年前就是這個李義明，讓他去華聯橋把毒品送給四眼。
聽了哥哥這句話，我馬上判斷，當年何久洲陷害爸爸和哥哥，這個李義明是參與者和知情者，他應該是何久洲的人。如果他認出哥哥來，哥哥的麻煩就大了，很可能會坐牢。雖然他的姓名換了，但DNA換不了，DNA能夠證明他是殺死四眼的兇手。
我問哥哥，李義明認出他沒有，看見他有什麼反應？哥哥說，在何久洲的那個小型會議室里，他和李義明面對面分別坐在兩個角落裡，他們對視了一眼，就像不認識一樣，既沒有點頭，也沒有微笑，沒有任何表示。李義明肯定看見他了，但不確定是不是認出他來了。
哥哥處境危險，我要幫他，雖然現在還不知道怎樣幫他。要幫他，就必須了解他所知道的與「鬼槍懸案」有關的全部情況。我讓哥哥把他所知道的情況都告訴我。可是他說，他答應過爸爸，那些事情要爛在肚子里，永遠不能說出去。我說，當初爸爸不讓他說是應該的，是為他的安全考慮，怕說了會帶來麻煩。可是現在，爸爸沒有想到的新情況出現了，這個時候他身處險境，需要我的幫助，說出來也是應該的；如果爸爸現在還在世，看到哥哥身處險境，肯定不會讓我坐視不管。
聽我這麼說，哥哥的目光有些猶疑，說他回去考慮考慮，看李義明會不會找他，如果找他，又會說什麼。如果有必要，他就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真相都告訴我。不過，現在他得回去了，公司里還有一大攤子事，他不能離開太久。我問哥哥這次找我需要我做什麼，他說暫時不需要，只是讓我儘早知道此事，以免萬一發生什麼情況的時候措手不及。
哥哥離開後，我又在咖啡館裡坐了一會兒。我想和他談談李義明，還想談談他的岳父周四福，有很多話要問、要說，但他今天太忙，只能再找時間了。我預感到，「鬼槍懸案」的謎底快要揭開了。
四
我以為哥哥會儘快找我，和我定個時間好好談談。沒想到，又過了兩天，他一個電話都沒給我打。我給媽媽打電話，詢問這幾天哥哥晚上都是幾點回去，媽媽說不知道，因為哥哥回去的時候她已經睡著了。哥哥不找我，我只好找他了。周五上午，我處理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已經快十一點了，估計上午沒什麼事了，我就給哥哥打電話，約他在上次見面的「彌特咖啡廳」見面。哥哥說現在正忙著，非得今天見嗎？我說，必須今天見，放下手頭的工作，馬上趕到咖啡廳，我先過去等著。哥哥還在猶豫，我掛斷了電話。
我在咖啡廳里等了足足十五分鐘，哥哥才滿頭大汗地趕過來。我原以他還像上次那樣垂頭喪氣的，沒想到他紅光滿面，看見我就咧著嘴笑，好像攤上了什麼高興的事。看來李義明並沒有對他使什麼壞，我多少放心了一些。我等著他主動和我談李義明，他不說，我就不問；今天我主要和他談周四福。
哥哥坐下後，要了一杯綠茶。
我開門見山，盯著哥哥的眼睛說，我已經知道，嫂子是周四福的女兒。
哥哥端著茶杯的手微微顫了一下，目光躲躲閃閃的，說：「是又怎麼樣？」
我說：「你必須告訴我真相，不能隱瞞。我要查清真相，也相信一定能查清。你不告訴我，就是為我製造困難。」
哥哥嘆了一口氣說：「我會告訴你的，不過不是現在。當年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我心裡已經放下了，你也放下吧。如果爸爸還活著，我相信他也希望你放下。咱們現在的日子不挺好嗎，你查清真相又有什麼意義，又對誰有好處呢？」
哥哥說的有一定道理。爸爸已經不在了，即使查清了真相，還他一個清白，他能知道嗎？哥哥當著九洲房地產公司的總經理，過了試用期月薪十萬元，還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如果查清了真相，他會失去這份工作，他一個高中生，找工作都很難。從現實利益的角度考慮，確實沒什麼好處。可是，哥哥說這話的時候，潛意識裡並沒有把我當成一個警察；即使把我當成了警察，也不能理解一個優秀警察的職業操守，他太小看我了。在我看來，即使犧牲一些現實利益，真相也必須查清。人間需要公平正義，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白不能倒過來。如果是非不辨，黑白不分，這個世界就會失序，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會難以保障。
我不接哥哥的話茬兒，問他這幾天在忙些什麼。他支支吾吾地說，公司里的事情太多了，他每天都工作十五個小時以上。說著，他看了看錶，說一會兒還要和一個部門經理談工作，他得走了。
哥哥從坐下到離開，總共不到二十分鐘。我感覺他在跟我玩「躲貓貓」，我想知道的事情，總是刻意迴避。顯然，他有什麼事情瞞著我。我決定見見賴曉靜，通過她了解哥哥最近在忙些什麼。我給賴曉靜打了電話，約她過來喝咖啡、吃午飯，她很痛快地答應了；她從美國回來後，我主動約她，這還是第一次。
我沒動地方，只是叫服務生把哥哥剛才喝茶的杯子收走。時至中午，咖啡廳人多了起來。不到二十分鐘，賴曉靜就趕到了。這次她開的是一輛賓士越野車，車就停在咖啡廳門口的路邊。仍像平時一樣，她一身名牌，極盡奢華，引得咖啡廳里所有的客人都向她側目。她旁若無人地擁抱了我一下，在我對面坐下來。她坐下後不時透過玻璃看她那輛車。我也看了看那輛車，我看見，在車的副駕駛座上坐著一個女孩兒，正在低著頭玩手機。她的長頭髮披散著，看不見她的臉。我馬上就猜到，那個女孩應該是曉靜的「女友」；我不願做她的男友，她這是又找了一個女友。
曉靜要了一杯咖啡，問我找她有什麼事。我說，我覺得這幾天哥哥有些不對勁，每天晚上都回家很晚，還興奮得像打了雞血似的，想問問是怎麼回事。曉靜說，她已經好幾天都沒見過哥哥了，哥哥也沒向她請假，她還想問問我怎麼回事呢。
我低著頭啜著咖啡，裝做心不在焉，忽然抬起頭來看著曉靜的眼睛。她沖我咧嘴一笑，急忙低下頭去啜咖啡。她撒謊了。我了解哥哥，哥哥十分珍惜曉靜給他的這個總經理的職位，恨不能長在辦公室里，不可能無故曠工好幾天。他們兩個人，一個和我「躲貓貓」，一個對我撒謊，肯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合起伙來瞞著我。可是，他們兩人都是我最親近的人，為什麼要煞費苦心地瞞著我呢？我實在想不通。我也不能問曉靜，她不想說的，再問也沒用。
我的臉色可能有些不好看。曉靜研究著我的臉，嘟了嘟嘴，嗔怪地說：「怎麼？打電話把我約出來，就這事？還以為你想我了呢。」
我笑笑說：「想，當然想，想你想得睡不著覺。」
曉靜嘴一撇，不屑地說：「去你的，凈說好聽的。光想有什麼用，有本事你練練呀，我隨時奉陪。」
我瞅了瞅車上那個女孩，壞笑著說：「她上崗了，我是不是可以下崗了？」
曉靜邊擺手邊搖頭，有些放肆地說：「不不不，她只是暫時頂崗。對我來說，你更有用。你現在是待崗，我相信總有一天你會主動要求上崗的，我對你還有耐心。」
曉靜要請我去另一家大酒店吃飯，我謝絕了，於是各自回去。今天上午我太失望了，把哥哥叫出來，他什麼都不告訴我；把曉靜約出來，也是什麼話都沒套出來。想起這兩個人合起伙來瞞著我一件事，我心裡就很窩火，和曉靜一起吃飯也不會痛快。
在局食堂簡單吃了午飯，我躺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閉著眼睛休息了一會兒。大概因為上午咖啡喝多了，我一點睡意都沒有，大腦很興奮。我腦子裡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哥哥和曉靜合夥向我隱瞞的事情到底是什麼？可以肯定，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不能讓我知道。忽然，我想到了一個人：李義明。哥哥和曉靜向我隱瞞的事情應該和李義明有關。
哥哥今天上午什麼都沒告訴我，但幾天前他主動找我那次，卻向我提供了這麼兩個信息：一、李義明十幾年前就開始接觸毒品；二、李義明能出現在何久洲的別墅里，說明他和何久洲也有某種關係，而且是很親近的關係。根據這兩個信息，我幾乎敢肯定，李義明也是個毒販，而且聽命於何久洲。
我的大腦太興奮了，忽然又想起了一個問題：賴玉生在跳樓自殺前，曾經向我提起，他有一個獄友，知道「鬼槍懸案」的真相；還說，那個獄友手裡有一段錄像，是何久洲和康東升陷害爸爸和哥哥的證據。那麼，賴玉生的那個獄友會不會是李義明？
這個李義明身上的疑點太多了，我要查一查他的資料。於是，我從沙發里坐起來，坐在辦公桌前，打開了公安信息網。果然，我查到了以下信息：一、李義明和賴玉生曾經在同一個監獄——南野監獄——服刑，上個月剛剛假釋出獄；二、李義明和哥哥同一年在同一個學校的同一個班級初中畢業。這麼說，他是哥哥初中時的同班同學。
我一下子明白過來了，十二年前，這個李義明利用和哥哥是同班同學的關係，騙取了哥哥的信任，故意讓哥哥替他去和四眼接頭，這是把哥哥當槍使，這是對哥哥的陷害，他是這個陰謀的實施者之一。他手裡還有一段錄像，只要找到他並拿到那段錄像，就能揭開哥哥和爸爸被陷害的真相，就能證明何久洲和康東升是這個陰謀的謀劃者，還能證明何久洲當初是個大毒販。
「鬼槍懸案」的真相越來越近，簡直近在眼前。我激動得嗓子發乾，兩腿顫抖。我決定，馬上調查李義明。
五
調查李義明，必須從外圍著手，不能找他本人，不然就打草驚蛇了。我能做的事情有三件：一是向我的頂頭上司、當年「鬼槍懸案」的辦案人之一李超詢問李義明在該案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二是派人盯住李義明，看他和什麼人接觸；三是調查四年前李義明參與的那起傷害案的其他涉案人員，弄清李義明在該案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鬼槍懸案」的卷宗已經找不到了，好在李超記憶力很好，據他說，在該案中，有一個人指證哥哥出現在了案發現場，那個指證哥哥的人就是李義明。以前我問過李超這個問題，他沒告訴我，這次告訴我了。我更加確信，十二年前就是這個李義明誘使哥哥去華聯橋送毒品，然後再指控哥哥殺人。那麼，對於這一陰謀，李義明應該是知情的。
盯李義明的事情，我交代給了大嘴。大嘴當了中隊長之後，也比以前更忙了，但我用他順手，還是第一個想到了他。另一個原因是，四年前李義明參與的那起傷害案，大嘴也是辦案人員之一，他了解案情，也知道李義明這個人。當然，大嘴不用自己親自去盯，派個可靠的兄弟就可以。
第三件事我得自己親自去做。我調出了四年前那起傷害案的卷宗，了解涉案人員的情況。李義明一方的五個人，除了他提前假釋，另外四個還都在監獄裡。受害人一方是兩個人，一個死了，一個受傷了，死的名叫袁志平，受傷的名叫胡向東，兩人是發小。據胡向東的檔案記載，他現年三十二歲，前些年曾因賭博、嫖娼多次被拘留，目前經營一家汽修廠。
根據檔案記載的地址，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汽修廠。那家汽修車臨著一條大路，在一個住宅小區的外面，是一個半個足球場那麼大的院子。院子里除了汽修廠，還有一家診所和一家燒烤店。二十多個身穿藍色工裝的員工，正在洗車、打蠟，忙得不可開交，地上到處水汪汪的。我趕到時，胡向東正一手掐腰，一手夾著煙捲，看著一幫員工忙活。他中等身材，膚色較黑，長得有些丑，讓人看了第一眼再也不想再看第二眼。穿了件黑色貂皮外套，那麼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看不出好來。我把車停在小院里，向胡向東走過去。胡向東抬頭看見了我，愣了一下，眨巴了幾下眼睛，咧嘴笑了笑，顯得有些尷尬。我和他四年前因那起傷害案件認識，當時訊問過他幾次，但案子辦完後再沒任何聯繫；現在，他顯然認出了我。他大聲說：「俞警官來了？快，屋裡喝茶。」又指著一個年輕員工說，「你，先把俞警官的車給洗了。」
胡向東滿臉堆笑，請我辦公室里坐。我說不用，我只有幾句話要問，問完就走。胡向東已走到一間辦公室門口，做了一個「請」的手勢，我只好跟他進去了。辦公室里有些亂，除了一張大老闆台，還有幾個玻璃櫥子。老闆台上擺著一棵綠色的晶瑩剔透的工藝白菜；「菜」是「財」的諧音，擺這棵白菜是祈求發財的意思。還有一條軟「中華」香煙，已拆開了。玻璃櫥子里擺滿了各種汽車配件。看來，胡向東這個汽修廠生意很好。
我在沙發上坐下來。胡向東馬上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又向我遞了一支「中華」煙，我謝絕了。我有些口渴，就喝了幾口水。我忽然想起，在四年前的那起傷害案中，胡向東被李義明那伙人打成了輕傷，得到了二十萬元的附帶民事賠償。而開這個汽修廠，至少需要一百萬元的投資，其餘八十萬元是從哪裡來的呢？肯定不是借的，他吃喝嫖賭，好吃懶做，沒人敢借給他錢。我猜測，很有可能是何久洲給了他不小的一筆錢。我決定詐他一回。
我喝著茶，望著院子里忙忙碌碌的工人，說：「胡老闆的生意很不錯呀。」
胡向東咧嘴一笑，說：「小本生意，馬馬虎虎，勉強糊口吧。」
我說：「你這個廠子應該是四年前開的吧？」
胡向東一愣，說：「沒錯沒錯，開了四年了。」
我說：「據我所知，四年前你被打傷，拿到了二十萬的賠償。可是開這個廠子，一百萬下不來吧？其他那些錢是哪兒來的——你可別說是借的，我不信。」
胡向東看了我一眼，低下頭去，嘴唇哆嗦著，又吸了一大口煙，大概被嗆住了，劇烈地咳嗽，臉漲得發紫，像豬肝一樣。
我說：「放心，我不是來揭你老底的，但你必須跟我說實話。」
胡向東急忙說：「一定一定，俞警官你問吧，保證一句假話都沒有。」
我說：「那好，咱們說說袁志平吧。四年前的那個案子，是你在KTV里故意挑事，袁志平是為你出頭才被殺死的。他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蓄意謀殺，對不對？事後，何久洲又給了你一大筆錢，你用那些錢開起了這個廠子，對不對？」
胡向東雙手抱著腦袋，不住地揪自己的短頭髮，嘴裡唉聲嘆氣的。看得出，他的心理防線快要崩潰了。
我說：「你別緊張。我這次來不是要翻案，只是想知道李義明他們為什麼要殺袁志平。」
胡向東一臉驚恐，頭搖得像撥浪鼓：「俞警官你別問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冷笑道：「好，既然你不知道，那我還是直接去問李義明吧，他已經出獄了。不過，我會告訴他，我來找過你，你什麼都說了。」
說著，我從沙發里站起來，準備往外走。胡向東從老闆椅里一個箭步躥過來，抓住了我的胳膊：「不，不，不。俞警官，你先別走，我說，我說。」
看胡向東反應如此激烈，我更加確信，四年前的那起傷害案件，不是法院最後判定的「過失傷害致死」，而是故意殺人。胡向東接下來的講述，也印證了我的這一判斷。
胡向東、袁志平、李義明和我哥哥四個人，關係還真有些掰扯不清。他們十幾年前就認識。其中胡向東和死者袁志平是發小，都是四川內江人，兩人從小學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學。袁志平性格內向孤僻，上初中的時候就高度近視，呆裡呆氣的，但他學習很用功，後來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胡向東調皮搗蛋，初中沒上完就輟學混社會，經常惹是生非。李義明和我哥哥是初中同班同學。因李義明跟賴玉生販毒，手裡有錢，出手也很大方，所以籠絡了不少混混，當起了帶頭大哥。胡向東年紀輕輕的就吃喝嫖賭，手頭經常很拮据，就跟著李義明混吃混喝。
袁志平從北京的那所大學畢業後，沒回四川老家，而是應聘到迦城一家IT公司做網路工程師，是典型的白領。他和胡向東本來是兩路人，他從心裡也瞧不起胡向東，可是因為兩人從小要好，又都在遠離家鄉的同一個城市謀生，就走得比較近，經常一起吃飯。當然，都是胡向東主動找袁志平，袁志平即使心裡不情願，也不好意思拒絕。除了聊聊一些同學，兩人也沒有多少話可說。
四
年前的10月，在那起傷害案發生的前一天，李義明找到胡向東，讓他約袁志平去KTV唱歌，並讓他惹點亂子出來，趁機教訓一下袁志平。胡向東不忍心傷害袁志平，可是又不敢得罪李義明。他想，袁志平老實巴交的，沒聽說他招惹過李義明，即使招惹了，也不會有什麼大事，頂多挨一頓打。於是，胡向東就按李義明的要求，把袁志平約到了KTV。沒想到的是，李義明竟然把袁志平給殺了。
當時的情景是這樣的：雙方一共七個人，在KTV里要了一個包間。一人一個小姐，陪著唱歌。大概十幾個小姐，身上都別著胸牌，排著隊站在那兒，讓他們挑。李義明挑的是147號小姐，袁志平挑的是196號小姐。說是小姐，年齡看起來也都不小了，應該是孩子的媽媽了；長相和身材也較一般。袁志平這個呆瓜一樣的人，緊緊摟著196號小姐，唱起歌來居然很high，話筒拿在嘴邊，恨不能吃進去。李義明和147號小姐唱了一會兒，想讓196號小姐陪他唱。可是袁志平正摟著196號小姐「阿哥阿妹情意長」，不理李義明的茬兒。李義明很生氣，從袁志平手裡奪過話筒扔在地上。袁志平惱羞成怒，罵了兩句。沒想到，李義明和他的幾個小兄弟上去就打。袁志平有些蒙了，破口大罵，並抓起一個啤酒瓶子向幾個人掄起來。這時，七個小姐悄悄地跑出去了。
胡向東怕事情鬧大，急忙上前拉架，卻被李義明的一個小兄弟一把推了個趔趄，腦袋碰在玻璃茶几上，鮮血直流，暈了過去。等他醒來，李義明等五個人已經離開了，袁志平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身體下面一攤血……
胡向東來到大街上，捂著腦袋往醫院跑。有一輛車追上他，李義明從車裡下來，往他上衣口袋裡塞了一個信封，叮囑他說，今天的事情要爛在肚子里，跟任何人都不能說一個字。在醫院裡，胡向東打開李義明給他的那個信封，裡面是一張銀行卡；還有一張小紙片，上面是六個阿拉伯數字，也就是銀行卡的密碼。他在ATM機上查了查，竟然是二十萬元。第二天他就被警方找到了，做了筆錄。又過了一個月左右，有一個陌生人找到他，給了他一張八十萬元的銀行卡。他問那個人是誰，那個人不說，只是叮囑他嘴嚴實點，今後老老實實的，不然對自己沒好處。他猜測那個人是何久洲的人。他用那一百萬元開了這家汽修廠。
那麼，李義明到底為什麼要殺袁志平？胡向東說，袁志平掌握了何久洲的一個秘密，何久洲授意李義明等人殺人滅口，實質上是雇兇殺人。
關於袁志平掌握的何久洲的那個秘密，胡向東是這麼說的：袁志平作為網路工程師，案發前一個多月給九洲集團架設網路。他先去何久洲辦公室里安裝網線，當時何久洲不在辦公室。他帶了一台筆記本電腦，安裝好網線後，離開何久洲辦公室的時候把筆記本電腦忘在老闆台上了。電腦是開著的，上面的攝像頭也是開著的。他在別的辦公室忙活到中午，離開公司的時候才想起他的筆記本電腦忘在董事長辦公室里了，就到何久洲辦公室隔壁的「董辦」，請一位女秘書開了門，拿走了電腦。
中午回到家，袁志平發現他的筆記本電腦里有一段剛錄的視頻，內容是：董辦女秘書開了辦公室的門，走進來一個派頭十足的中年人。顯然，他是這間辦公室的主人、董事長何久洲。何久洲進來後隨手關上了房門，坐在老闆台前喝茶。五六分鐘後，又進來一位身材瘦高的中年人，坐在老闆台前旁邊的一個單人沙發里（袁志平後來才知道，這個中年人是康東升）。何久洲從老闆台前的椅子里站起來，坐在另一個單人沙發里，他和康東升中間是一張寬約半米的茶几。董辦女秘書進來，為康東升倒了一杯茶，放在茶几的一角。之後，女秘書離開，並把房門帶上。
何久洲和康東升表情都很嚴肅，都皺著眉頭。他們說話的聲音不大，但也能聽清楚。康東升說，在分局裡，最讓他頭疼的人是俞德昭，這個人擋著他的路，繞不過去。何久洲說，辦法總會有的，還要多動動腦子……這段視頻，袁志平連續聽了好幾遍，終於明白了什麼意思：何久洲和康東升這是密謀陷害一個名叫俞德昭的人，還要陷害俞成麒，故意讓他涉毒。
我忽然想起，賴玉生在跳樓自殺前，曾經向我提起他的一位獄友手裡有一段錄像，那段錄像應該就是袁志平錄下的這一段。袁志平也認識哥哥，也一定知道俞德昭是我的爸爸。他明明知道爸爸即將被陷害，卻沒有把錄像交給哥哥。如果爸爸拿到了這段錄像，何久洲和康東升就完蛋了。但是，袁志平卻用這段錄像要挾何久洲，向何久洲開口要錢，最終遭到殺人滅口。
那麼，袁志平手裡的那段錄像後來又在哪裡？應該是被李義明拿走了。袁志平用這段錄像要挾何久洲，何久洲就讓李義明等人把袁志平殺了。之後，李義明同樣也用這段錄像要挾何久洲，向何久洲要錢。袁志平是個書獃子，不知道何久洲有多厲害，也缺少自我保護的意識和方法，最後輕易地就被殺了。李義明就不同了，他知道，何久洲能讓他殺了袁志平，同樣也能再找別人殺了他，所以他會想辦法保護自己。而那段錄像，就是他的護身符；只要他把錄像保管好，何久洲就不敢動他，他一輩子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六
在回單位的路上，我腦子裡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我是不是應該把胡向東帶回局裡錄口供，讓他把李義明供出來，然後再把李義明抓起來？按照常規，這個問題根本就不用琢磨，就應該這麼做。我猶豫了，是因為我有了私心，想保護哥哥。我是這麼想的：如果抓了李義明，又從他那裡拿到了那段錄像，當然很好，那樣就可以將何久洲和康東升繩之以法，還可以洗清哥哥當年販毒的罪名。可是，萬一李義明拒不交出那段錄像，或者那段錄像不在他手裡，他一定會狗急跳牆，咬出哥哥就是十二年前殺死四眼的兇手，等待哥哥的只有死刑。
我心裡有一種很強烈的愧疚感，覺得自己因為私心違背了警察的職業操守，夜裡覺都沒睡好。經過反覆權衡，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馬上安排大嘴去把胡向東帶回來做口供。我先要抓住李義明的把柄，至於抓不抓他，就要看事態的發展是否對哥哥不利。如果李義明知道胡向東把他供出來了，有跡象表明他要咬出哥哥，我就馬上把他抓起來，同時讓哥哥出去躲避一段時間。我堅信這樣做是對的，並沒有徇私枉法。因為我最清楚，哥哥是被冤枉的，這是事實；既然如此，就不能讓一個被冤枉的人來承擔本不應由他承擔的法律後果。這是法律的公正，不容質疑。在我沒有為哥哥找到證據並為他平反之前，他不能被抓。
大嘴行動很迅速，接到我的命令後馬上帶人去了胡向東那家汽修廠。可是沒想到，胡向東跑了。大嘴是在汽修廠的院子里給我打電話的，他說，汽修廠已經停業了，今天一個來上班的都沒有。據旁邊飯店的人說，昨天下午，汽修廠下班很晚，那些員工直到晚上八點多才走，都在飯店裡吃的飯。胡向東開著車進進出出好幾趟，看起來很焦急的樣子。後來胡向東召集那些員工開會，每人發了一些錢，說是暫時停業，什麼時候上班，再電話通知。
我知道，我找過胡向東之後，胡向東一定是害怕了，這才腳底上抹油——溜了。他心裡最清楚，袁志平被殺一案，實際上是故意殺人，而他是李義明的同謀，如果他被抓起來，可能會被判重刑。
我有些懊惱，心裡責怪自己不夠果斷。沒有胡向東的口供，李義明就不能抓了。我問大嘴，李義明這幾天都是有什麼動靜。大嘴告訴我，這幾天他一直派人緊盯著李義明，李義明最近經常去九洲集團總部找賴曉靜。每次見了賴曉靜，從九洲集團總部出來，臉色都很難看，嘴裡還罵罵咧咧的，看上去很生氣的樣子。
我相信，正像胡向東說的那樣，四年前李義明殺死袁志平，一定是受何久洲的指使。如今何久洲跟個廢人差不多，賴曉靜已經慢慢掌控了九洲集團。何久洲當初可能給了李義明某種承諾，現在不願或無心兌現承諾，所以他才去找賴曉靜。可能是賴曉靜沒買他的賬，他才罵罵咧咧的。直覺告訴我，這個李義明很危險；他也是一條「大魚」，身上的秘密很多。我叮囑大嘴，繼續派人把他給盯緊了，儘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活動軌跡。
我本來就莫名其妙地害怕賴曉靜，現在她又和李義明掰扯不清了，我心裡的那種惶恐更加強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