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德國駐華大使在田均一面前碰壁時，弗蘭茨·克虜伯此時正在東京試圖勸說林信義幫助德國，和從中產階級進入上流社會的保羅博士不同，克虜伯家族隨著德國的統一，已經成為了德國統治核心的新貴，而他之所以被攻擊，也是其和容克地主及社會民主工黨之間的調和路線，所以義大利的醜聞才會不斷的被放大。
假如說卑斯麥時代代表著容克們最輝煌的時刻，那麼威廉二世的親政則代表著德國工業的全盛時期，德國的工業資本普遍站在了皇帝這邊，試圖壓迫容克們放棄對於德國農業的保護，這種經濟上的鬥爭直接導致了德俄關係的破裂。
容克們為了避免國民在高昂的食品價格面前想起容克對地主經濟的保護，才會不斷的去刺|激法國人的情緒，事實上法國人的復仇主義情緒倒是有一小半是容克們刺|激出來的，在19世紀末的最後十年，法國的有識之士其實是希望淡化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問題的，只要德國不在輿論上反覆強調這兩地的歸屬，那麼法國政治家們就不用去解釋這兩個地區到底是不是法國的。
不過很顯然，容克們才是德國真正的主人，主張歐洲合作的德國工業資本家們被容克們打入了另冊，容克們主導的帝國路線，成功的把英、法、俄三國聯合在了一起，而在德國統一的時代，德意志帝國實際上是英國人扶持起來對抗法俄同盟的中歐大國。
因此在保羅博士這些中產階級的精英鼓吹東方擴張主義的時候，弗蘭茨·克虜伯就認為和英國對抗是個糟糕的選項，因為東方擴張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印度。去奪取英屬印度，其實還不如在歐洲和英國打上一仗，因為效果是一樣的，英國是不可能放棄印度大陸的。
但是這些中產階級卻認為，德國可以毫無阻礙的抵達波斯灣，然後謀奪英屬印度的控制權，這是把英國人當成了傻子了。可事實上，容克們是很清楚的，德國不可能戰勝英國，他們所有的作戰計畫都是在英國介入之前結束戰爭，從而讓英國無法插手。這就是馬恩河會戰之後，小毛奇就公開承認施里芬計畫已經失敗的原因。
總之，中產階級對於世界的有限認知，在容克們的煽動下，成為了容克們統治國家的助力，最終讓德國走上了戰爭的道路。因此弗蘭茨·克虜伯壓根就不會和保羅博士分享所有的情報，比如他很清楚田均一等勞工黨領袖最親密的同志林楓，其實和日本海軍的新秀林信義是同一個人，而這位還是克虜伯家族聘請的重要顧問。
弗蘭茨·克虜伯保守著這個秘密，甚至連自己的好友威廉二世都沒有告知，他知道這個情報一旦泄露出去，恐怕會在歐洲掀起更大的波浪，因為這意味著日中雙方的合作早在十幾年前就達成了，比日英同盟還早，這就意味著日本其實欺騙了英國。
不過弗蘭茨並不認為這是一個事實，因為他感受的到，林信義的身後並沒有什麼日本的大人物在左右他行事，他的所有判斷都是出自自己的思考，這就意味著，其實林信義和中國人的合作只是一種年青革命者之間的聯合，早在十多年前，林信義就是一個革命者了，只不過他的目標是整個亞洲範圍內的革命，而不僅僅只是想要推動日本的革命。
日英同盟是日本上層和英國人的協議，但是對於日本的革命者來說，顯然是一種枷鎖，不斷遏制住了日本的脖子，也遏制住了亞洲革命。從這一點來看，林信義的決斷倒是沒什麼可懷疑的，因為對於一個亞洲革命的支持者來說，推動印度民族運動和中國的民主革命，顯然都是他的目標，最終中印的革命勢力崛起，必然能夠粉碎日英同盟，因為日本壓根承擔不起鎮壓這樣廣泛革命的責任。
唯一讓弗蘭茨感到讚歎的只有一點，就是林信義幾乎單槍匹馬的在不到十五年內完成了自己的初步目標，相比之下，義大利的燒炭黨就像是在過家家一樣。這也是他堅信，如果林信義真的想要說服中國人的話，他必然就能成功。
在1916年，在歐洲戰爭陷入僵持階段的時候，想要中國人下注在德國一方，光憑他們自己的勸說顯然是不夠的，德國需要更加有說服力的人去勸說中國人，而中國人的行動又可能左右整個亞洲聯盟的行動，這就是他跑來東京的原因。
對於這位克虜伯公司在東方的掌舵者，林信義還是給了很高的禮遇。弗蘭茨雖然交出了德國克虜伯公司的領導權，但是隨著武漢的不斷崛起，克虜伯中國公司實際上正在迅速擴張，中國能夠在五年內消化美國的舊鋼鐵廠設備，並和德國的鋼鐵設備形成聯合生產，主要依賴於克虜伯的技術和管理，被放逐在東方的弗蘭茨正是克虜伯中國公司的領導者。
弗蘭茨因為其身份並不適合在東京出現，因此林信義邀請其在熱海避暑。林信義之所以這麼小心，因為他自己也已經成為了東京所矚目的人物。當前日本最要害的四個部門，軍人道德委員會、企畫院、海軍文化課和東京都經濟圈，幾乎都在他的控制和影響之下。
去年兵變給日本帶來的後遺症，並不僅僅在於元老政治和藩閥政治的解體，也在於一種新的體制正在建立起來。元老政治和藩閥政治的實質，其實是金錢加上大棒，精英官僚從財閥手中獲得賄賂，然後用右翼暴力團去恐嚇民眾，最終形成了國家政策，這種國策自然是有利於權力和金錢的。
近衛師團發動的兵變，雖然那些軍官們是打著清除腐敗的名義反對元老政治和藩閥政治，實質上是為了建立更加集權的軍部政治，即類似於德國體制的軍國體制，國家的一切都是為了軍隊服務，當然日本的這些低階軍官並不了解，實際上德國的軍國體制還沒有那麼的完善，軍方也是要向政府、輿論進行妥協的。
不過這種對於外國的想像，使得日本的低階軍官們想像出了強大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擁有國家的軍隊締造的，完全無視了德意志學者是在歷史和哲學的基礎上重建了德意志民族，並利用此種民族理念構築了德意志的經濟和國家體制，不是普魯士的軍隊塑造了德意志民族，而是德意志民族選擇了普魯士來統一國家。
日本人對於德意志帝國的錯誤想像，直接的後果就是軍人試圖按照他們想像的德意志帝國去塑造日本帝國，這顯然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至於那些底層士兵，他們的目標當然不是為了建立什麼軍國主義，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不用餓死，自己的姐妹不被賣入青樓。
所以，雖然軍人道德委員會、海軍、政府摧毀了這場兵變，但是隨之帶來的新政治路線，卻滿足了底層士兵和農民的願望，政府對於土地改革的全面實施，在縮減軍費的情況下推動城市化和工業化，以解決社會失業率的問題。
於是大正四年體制終結了明治十年以來的體制，成功的獲得了國民的認同，這就使得陸軍士兵對於這場兵變被鎮壓的怒氣降到了最低，而軍人道德委員會雖然鎮壓了兵變，但對於發動兵變的軍官、士兵都沒有判處重刑，除了下達命令殺人的軍官，這也使得陸軍維新派沒有對審判表示憤慨之情。
真正倒霉的還是那些參與兵變的浪人組織，由於他們並非軍人沒法得到司法豁免，全部被認定為最高等級的謀殺罪，日本最激進的一批浪人組織遭到了國家嚴厲的打擊，這一次連愛國主義都沒法保護他們了，因為地方名望家們正忙著反對土地改革法令，無暇為這些愛國者出頭。
在過去日本的司法審判中，大陸浪人和地方名望家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前者用暴力維持了地方名望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而後者則通過這種政治影響力對司法部門施壓，從而庇護浪人的暴力犯罪。
頭山滿正是在這種灰色地帶中遊走的高手，日本政治界和經濟界既對其抱有戒心，又覺得其人可以用來打擊敵對勢力，所以頭山滿的浪人組織才能不斷擴大，即便在西鄉從道出手打擊了一次，在陸軍的扶持下，頭山滿的勢力還是從朝鮮回到了國內。
但是這一次頭山滿沒法再逃離政治鬥爭的風暴了，因為他的兒子有著確鑿的行為發動了針對大正天皇的謀逆行動，因此頭山滿的組織和勢力也就遭到了司法機關的全力打擊，而陸軍此時自顧不暇，壓根沒法再庇護他，於是這個遊走在法律邊緣地帶，對政治家和企業家施以暴力威脅而獲取利益的政治黑幫終於從日本政治中被消除了。
大正四年的體制，實際上就是從國防安全優先轉向了經濟發展優先，所以政治權力向著企畫院和東京都經濟圈集中。企畫院代表著政府層面對於國家經濟路線的制定，而東京都經濟圈則代表著經濟路線的落實。
雖然在明治四十年之前，日本的工業中心是在大阪，大阪的紡織業和造船業是全日本最發達的，不過大阪的商業氣息雖然濃厚，可是缺乏重工業配套設施，因此發展餘地實際上並不如東京灣地區，畢竟東京灣地區有著漫長的海岸線，優良港口甚多，極適合建立配套的工業體系。
千葉縣工業中心開始建設之後，東京地區就出現了兩個工業中心，一個是沿著橫濱到東京鐵路線的早期工廠區，另一個就是千葉縣海岸線上的新工業區。京濱鐵路附近的工廠積累相當數量的熟練技工，為日本的機械製造業提供了良好的技術工人來源，而千葉縣工業中心的出現，則為京濱地區的工廠降低了原料成本，而這兩個地區之間通過海運可以廉價的運輸，更是進一步推動了兩個工業區的互相成就。
在大正四年體制建立之後，企畫院就主張讓東京都成為兩翼工業區的聯繫點，從而形成大東京工業帶，也就是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關東地區的重工業及附屬產業聯合的產業體系。而想要達成這一目標，就必須要推動大東京地區的行政統一。
1889年明治憲法規定，東京中心15區成立東京市和外圍的東京府並立，東京市是地方自治實體，東京府則是國家行政單位。這在明治時代並無什麼問題，畢竟明治時代只有工業沒有工業體系的概念，只有商業沒有經濟圈的概念。
但是企畫院成立之後提出了工業體系和經濟圈的概念，這就使得大東京行政區域的統一成為了一個討論議題，而東京市的地方議員是反對統一行政區劃的，因為東京市的地主擔心這會導致地價下跌，影響到自己的利益。
東京市的建設發展，實際上都是圍繞土地展開的，比如銀座地區的重建，原本是為了改善東京地區火災的問題，而試圖建立現代的街道以分割防火區域，但是地主為了提升地價在重建後提升了地租，使得原本的小商販難以返回銀座，最終銀座的土地價格是上去了，也從過去的小商販街市變成了高尚的購物街道，可是其他地區的居民就不再樂意翻修街道了，因為他們覺得這種翻修只是有利於地主，對自己不利。
這種情況直到20年代的東京大地震後才得以解決舊東京市區的街道重建問題，畢竟地震和大火把這些木建築都燒毀了，居民也就不用反對了。
土地改革也涉及到了城市土地的所有權和租客權利的限定，限制了地主的增加地租的限額，保護了租客的居住權。但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改造城市的基礎建設，使其有利於工業發展。也就是這個時候，林信義才提出了對東京地區的建設要進行抗震及防火的強制性規定。
在這之前，他認為提出這種要求沒啥意義，但是現在的東京對於日本的進步力量有幫助，他就願意幫助其規避風險了。後藤新平是大東京區的支持者，也是對東京經濟圈建設的倡導者之一，因此後藤新平在企畫院的支持下擔任了東京市長，為大東京地區的合併提供了政治上的主導。
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變革，自然就使得林信義不斷的暴露在了公眾面前，至少東京的政治人士都認為，犬養毅內閣的核心，實際上就是擔任企畫院總裁的海軍少將林信義。所以，政治界、經濟界對他的行動開始密切關注，林信義已經不能如從前那樣隱沒在其他人身後了。
如果克虜伯在東京和他見面，那麼很快第二天報紙上就會刊登出照片，而英國人也就意識到德國人在做什麼了。對於林信義的謹慎，克虜伯自然是沒有異議的，他來東京是尋求幫助的，而不是想要逼迫林信義站隊，他也不覺得自己能夠逼迫對方。
當克虜伯在熱海待了三天後，林信義終於乘坐火車來熱海和其見了面。兩人見面之後，林信義聽取了克虜伯的來意，思考了半天之後才對其回答，「克虜伯先生，您真的以為中國加入這場戰爭就能讓德國獲得勝利嗎？」
對於這個問題，克虜伯思考了半天，最終老實的回道：「我不能確定，但如果中國不站在德國的一方，那麼這場戰爭德國必然會失敗，因為協約國能夠從外部不斷的獲取資源，而德國正在被封鎖在世界之外，這樣的戰爭顯然是不利於德國的。」
林信義點頭道：「我對於這場戰爭的看法和您一樣，德國的問題就在於地緣上的劣勢，在協約國包圍下的德國是沒法依賴自己的力量贏得勝利的。
但是，我也不認為中國的加入會改變什麼，因為中國的工業實力和歐洲不是一個量級的，哪怕是俄國的工業力量都要強於中國，以當前中國的工業實力，自保或者沒問題，但想要出擊的話，那麼是遠遠不夠的。
而且日本之所以能夠和中國達成和解，並不是日本內部都希望和中國和平共處，而是大多數日本人認為，現在的日本並不足以拿下中國，面對兩敗俱傷的局面，還不如和平共處，一起做生意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