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1月中旬，企畫院這個內閣的參謀部門已經成為了內閣最重要的國策制定機構。即便不談企畫院對各經濟部門及軍事力量的整合能力，光是日本政黨本身存在的執政經驗不足和內部政治理念的薄弱，就使得政黨內閣實際上是承擔不起領導日本前進的責任的。
和英美的政黨不同，英美先是有了利益集團，然後在利益集團上建立了政黨，而日本則是在外國的政治理念上建立了自己的政黨，事實上許多黨員壓根不了解這些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他們只是服從了政黨的組織者，也就是日本的政黨實際上類似於一種當官的途徑，而不是某個群體的利益維護者。
日本政黨的源頭，自由黨和進步黨，實際上都是和長薩藩閥政斗失敗下野的藩閥組織的，他們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利用民眾的力量奪回大權，而不是去改造日本社會。所謂的民主化運動，主權在民，都是為了和長薩政權對抗提出的政治口號。
這就是為什麼，政黨政治發展到最後，一部分被藩閥招安了，一部分則成為了財閥的守護者，還有一部分則成了老古董。犬養毅代表的國民黨正統派，實際上就是政黨中的老古董，他們雖然堅持最早的主權在民思想，但拿不出什麼吸引人的執政方案。
也就是和新自由黨聯合之後，犬養毅領導的政黨聯盟才在議會中壓倒了政友會這個第一大黨，但政黨聯盟所提出的一系列目標，實際上都出自新自由黨。於是當犬養毅組閣之後，政黨雖然獲得了各部門的大臣職位，但是就如何施政才能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標，可以說是毫無思路。
企畫院的出現，才算是解決了政黨內閣的施政思路，從而承擔起了協調各部門工作的重任。犬養毅從一開始對企畫院的警惕，他擔心這是海軍試圖控制政黨內閣的手段，但是半年後就發覺已經離不開這個國策制定機構了，他和各部門長官交流大半天，還不如企畫院發布的一份建議書有效。
因為大臣對天皇負責的古怪機制，使得犬養毅雖然有組閣權，但實際上他並沒有直接向各大臣下達命令的權力，而各大臣對於首相的建議處於可聽可不聽的狀態，而一些大臣處於部門利益和個人私利的考慮，往往會無視首相的建議。
但是企畫院的建議書就不同了，因為建議書是根據內閣的政治目標制定的實施方案，如果大臣不肯接受，意味著其背叛了自己的政治承諾，因此便可建議首相更換大臣人選。在企畫院出現之前，首相只能暗示大臣主動辭職或是提出總辭，但是企畫院成立之後首相卻多了一個選擇，即為了內閣的整體目標提議更換大臣，首相的權力被加強了。
所以，犬養毅從一開始對企畫院的警惕，很快就變成了信任，因為雙方結成了利益同盟關係。對於這一點，陸軍方面也不是看不到的，田中義一就從宇垣一成那裡得到了企畫院的運行情況，宇垣正是他推薦的進入企畫院的陸軍代表。
他對山縣有朋如此報告道：「看起來這一次的改革是政府對軍部的獨立性削弱，但實際上軍部同時也加強了對於政府政略制定的影響力。創造出企畫院這個國策機關的人確實是個天才，如果軍部有足夠出色的人物領導這個機關，那麼就等於是讓政略和軍略完成了統一。可惜，這個人不屬於陸軍。」
山縣有朋自然知道什麼叫軍略、政略的統一，這實際上就是藩閥政治的核心，只不過在藩閥政治時代是強制性的讓政略為軍略服務，從而引起了社會各界對於軍部干政的不滿。但是現在，海軍通過一個新設立的機關不僅控制了政略的制定，還消除了各界的反對聲音，這確實是個傑出的構思。
面對不斷擴張勢力的海軍新生代力量，元老們卻開始凋零了，9月井上馨去世，使得山縣失去了和伊藤之間的政治聯繫人，這讓兩人在政治上更加難以達成統一了。井上馨作為伊藤的支持者和親密友人，同時也是長州閥的維護者，他在時至少能夠讓山縣和伊藤坐下來協商，沒有了他就很難有人能夠為兩人協調了。
而伊藤和山縣之間的不合，歸根結底還是在於山縣領導的守舊派不肯接受時代的變革需要長州閥交出自己的權力這個選項，山縣越是想要保住長州閥這個政治核心，就越是讓長州閥失去進入新時代的機會，而這正是伊藤不滿長州山縣閥的原因。
海軍新生代的崛起，實際上就是對山縣領導的守舊派的進攻，事實證明了伊藤的預測是正確的，不肯隨著時代前進的長州閥就會被時代所拋棄，哪怕是長州閥牢牢控制的陸軍，這一次都給長州閥挖了一個大坑，就政變官兵的政治口號來看，這些陸軍官兵不僅僅是想要把戰爭繼續下去，同時也對長州派有著極大的不滿，這正是長州派沒法自行平息兵變的原因。
當然，這並不是說伊藤的革新思想就是正確的，實際上伊藤博文想要的革新是維持國內以天皇為中心，亞洲以日本為中心，政治權力可以釋放一些出去，但必須要以此兩點來施政。不過顯然他的學生林信義把他也給拋棄了，林信義對內主張天皇遠離政治，對外則主張亞洲聯盟主義，明治憲法所維護的皇國體制正在瓦解。
山縣雖然想要讓長州派復起，但也知道在當前局勢下，長州派是沒有機會的。因為歐洲戰爭正讓日本處於一個躍飛階段，猶如日清戰爭的前夜，日清戰爭的意義對於日本來說其實意義遠遠超過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不過是讓列強承認了日本的近代化是成功的，而日清戰爭則是讓清國支付了日本發展維新事業的賬單，沒有這一筆賠款，日本就會死於自己的維新事業。
而歐洲戰爭對於日本來說，也是如此。之前海軍積極推動的千葉縣工業中心的建設，這下隨著歐戰的爆發，也找到了賬單的支付者。這個時候挑戰海軍，那麼首先就會被各方勢力聯合打壓，因為這和日清戰爭之前反對開戰一樣，都是在和大勢為敵。
日清戰爭之前，日本傾盡所有的發展維新事業和建設陸海軍，不開戰就會讓國家徹底破產。而千葉縣工業中心的建設對於日本來說，同樣是一個超出日本需求的大工業區的建設，如果歐洲不爆發的話，估計日本的財政也是要被拖垮的。但是現在海軍賭到了戰爭爆發，這就意味著大家都想著上船掙錢了，這個時候去和海軍對抗，顯然是找錯了時機。
山縣有朋也只能讓長州派的骨幹們忍耐下去，並讓田中義一安心拓實陸軍中的人脈，歐洲戰爭終究是要打完的，海軍的運氣不可能一直那麼好。只要戰爭結束後，日本的出口受到阻礙，那麼國內經濟的衰退自然會引發各界的不滿，陸軍也就有了復活的機會了。
不過田中義一併不是十分相信山縣元老的判斷，以林信義正在推動的東亞經濟一體化規劃來看，他感覺就算是歐戰結束了，日本經濟也還是能夠維持一定規模，不會出現較大的衰退，而有著這樣的功績，海軍實際上就很難被掀翻。
田中義一對於長州派的未來其實比較悲觀，他現在只希望歐戰不要打的太久，因為打的越久，海軍的統治力量就越強。
促成了東亞和平協議的簽署後，返回國內的林信義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企畫院的工作上，對於長州派的圖謀，他其實已經顧不上關注了，因為日本和亞洲都出現了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之前列強在側的威脅，使得東亞地區其實並不能把精力都放在建設上，這就使得東亞地區的工業化速度遠不及歐美。
以1914年世界工業產值來比較，美國居第一位佔36.2%；德國居第二位16.9%；日本是1.4%；中國是2.4%。雖然中國和日本的數據都比歷史上強，但中國和日本加起來還是低於俄國的4.7%，可見東亞地區之落後了。
不過東亞地區的落後是在列強的不斷掠奪下造成的，當歐戰爆發後，這種持續性的掠奪就開始停滯，歐洲過去從全球掠奪的財富開始反饋給具有商品生產能力的地區。美國自然是受惠最大的國家，畢竟美國不僅佔據了世界上最大的沒有開發過的資源寶庫，還在歐洲的技術輸入下成為了世界第一工業國。
林信義的主張是，在歐洲戰爭期間，要統合東亞地區的資源和建立工業產業鏈，從而使東亞地區的工業產值能夠超過法國，法國大約佔全球工業產值的6.1%，是世界第四工業國。
他對企畫院的陸海軍代表是怎麼解釋的，「不把工業產能提升上去，一味擴大軍事能力其實是沒有效果的。工業時代的戰爭和農業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德國人在坦能堡摧毀了俄國第二集團軍，但俄國人很快就能動員起新的軍隊來延續戰爭，這還只是歐洲排名靠後的列強。
所以，我們不去發展工業，而是去擴張軍隊的話，那麼除了我們的鄰國之外，我們打得過那個列強？而和我們的鄰國交戰，不過是白費力氣，因為當東亞的力量消耗完後，列強就會輕易的佔領這一地區。
從日本和亞洲的利益出發，趁著歐洲交戰的空窗期，整合東亞的資源搞工業，並在歐洲戰爭結束後把東亞地區的工業產能提升到法國的水準，那麼東亞在戰後才能完全的獲得自主的權力。因為沒有那個工業國能夠投放足夠的力量到東亞來，消滅人口是法國十倍以上，而工業能力和法國相當的地區。」
林信義的主張，實質就是以東亞地區的區域安全作為基礎來考慮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國防安全。這一方案自然是好的，因為陸軍的大陸政策，最後的目標也是建立以大陸為後方的國防防禦圈子。只不過林信義直接跳過了大陸征服過程，選擇了亞洲聯盟來使得大陸主動成為日本的後方。
陸軍擔憂的就是一點，怎麼能夠保證大陸國家不會背叛日本，當日本和列強發生衝突時，大陸國家保持中立，那麼日本豈不是白白浪費了時間和精力。
對於陸軍的這種擔憂，林信義的評價是杞人憂天，他對陸軍代表如此反駁道：「日本是個資源匱乏的島國，還有著這麼多人口要養活，列強和日本開戰圖什麼？圖他們養活的人不夠多嗎？與其擔心大陸國家背刺我們，倒不如想一想，大陸國家為什麼要背刺我們，難道他們覺得列強是來和他們做公平貿易的？」
林信義的反駁讓陸軍方面無言以對，而他的東亞工業規劃的思路則得到了河上肇為首的經濟學者們的支持。河上肇留學歐洲於1915年回國，他此時雖然研究的是資產階級法學，但也對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有所涉及，在接受了企畫院的邀請後，對於亞洲聯盟框架下建立東亞一體化經濟組織極有興趣。
河上肇作為京都大學培養的精英，自然得到了一大批京都大學學者的支持，而他們對於戰前武漢和德國的統一工業標準的生產方式極感興趣，在東亞和平問題解決之後，河上肇等人就認為，應當效仿武漢-德國的工業生產模式，建立東亞地區的生產標準。
河上肇表示道，「過去的工業都以靠近原料產地為優先，但是從現在的市場調查來看，其實靠近市場建立工業區更能節約成本，且能夠及時針對市場的變化進行生產上的調整。
武漢-德國的生產組織模式，實際上聯繫著兩個市場，武漢為初級原料加工和最終產品市場，德國則是產品配件輸出和初級產品的市場。德國雖然工業發達，但是其工業所需要的初級產品主要依賴於外國，德國向武漢輸出的工業標準，實際上極大的降低了德國的成本，並有效的利用了中國廉價的人力。
日本和中國、朝鮮之間也可以引用該種模式，雖然日本的工業不能和德國相比，但是在歐洲戰爭爆發的今天，日本的工業品是唯一可以大量填補市場空缺的存在。現在的問題只有兩個，第一就是我們該如何生產這麼多工業品出口，第二個就是如何讓大陸地區支付貨款。
武漢-德國的生產組織模式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我們和大陸國家之間不需要在金本位的基礎上進行貿易，而是通過建立工業品和原物料的進出口貿易，在勞動價值上實現交換。」
河上肇提出的生產-貿易理論得到了經濟界的支持，因為歐洲各交戰國的訂單不斷增加，大家都需要擴充產能和提高結算能力，金本位制實際上已經阻礙了東亞地區的貿易規模的擴大。
也正因為歐戰提供的海量訂單、河上肇提出的經濟理論，使得東亞經濟一體化理念開始真正為日本經濟、政治人士所接受，因為這一理念確實對日本有著極大的價值。
而在馬恩河會戰之後，意識到戰爭可能長期化後，英國人就開始在貿易上對德國進行封鎖，這也是英國人的看家本領了。不過這一次英國人遇到了兩個對手，美國人宣布中立，但表示自己有和交戰雙方自由貿易的權利，而亞洲聯盟發表了中立宣言後，表示自己和美國享有同等的航行及貿易自由權利。
英國雖然有些擔憂美國的立場，但憑藉著海權的控制者，英國政府還是逼迫美國撤銷了自由貿易的主張，實施了對德國的部分貿易禁運。但是面對亞洲聯盟，英國人就遇到了新麻煩，因為中國政府表示，如果英國限制中國的航行自由，那麼西伯利亞鐵路線或者將會需要一次大檢修。
英國人發覺，禁止中國商船貿易，估計俄國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因為中國的航運能力還趕不上西伯利亞鐵路線的運輸能力。特別是在奧斯曼帝國加入戰爭後，俄國不能忍受西伯利亞鐵路線被切斷，英國人只好私下給中國商船放行，英國依然執行部分禁運，但不對中國商船進行檢查。
發覺了這一漏洞之後，日本船隊開始掛中國公司的名義向歐洲運輸禁運品，不少德國商船也被轉售給中國海運公司，於是原本沒什麼商船的中國在幾個月內就增加了近五萬噸，差不多接近日本商船隊的規模了。
英國人一邊警告中國政府不得給其他國家的商船掛靠旗幟，一邊開始抓緊說服義大利倒向協約國。亞洲方面的商船主要是通過義大利港口裝卸，荷蘭及北歐地區缺乏貿易聯繫。因此英國人認為，只要讓義大利人倒戈，那麼德國進口的渠道就會堵上大半漏洞了。
不過即便如此，德國比另一時空的物資準備也充分了許多，反倒是英法的實力下降了不少，不過這種變化尚未達到影響兩大陣營的對抗結果的程度，充其量是給協約國增加的更多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