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佔據了廣州沒幾日的廣西軍隊被南下的武漢軍驅逐出了廣州，龍濟光的軍隊自從進入廣東後就對抵抗的地區採取清鄉行動，即對平民殺燒淫掠，以達到威脅平民不敢和自己敵對，這正是清軍的傳統。
濟軍的殘暴之舉，甚至連支持北洋的地方鄉紳和商人都忍受不了了，他們甚至以廣東各界團體的名義發電給袁世凱，請求制止濟軍暴行。
可袁世凱有什麼能力約束龍濟光，龍濟光只是臣服北洋，又不是真的北洋嫡系，更何況此時北洋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安撫龍濟光繼續和武漢對抗下去還能分擔一點壓力。於是袁世凱反而通令表彰龍濟光「忠勇誠樸」，為他解除了「中央南顧之憂」。
袁世凱的通電直接把廣東民眾推向了革命黨和勞工黨，於是武漢軍雖然南下時兵力不足，但是在得到了廣東民眾的支持後，迅速對龍濟光和廣東民團形成了壓制之勢，這其中武漢組織的隨軍宣傳隊表現的極為出色，藉助廣東的革命形勢，把武漢的土地政策深入淺出的宣傳給了農民，打破了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欺騙。
此前廣東地主污衊武漢勞工黨是要奪走大家的土地，讓農民變成勞工黨的奴隸，以此恐嚇自耕農和自己站在一起對抗勞工黨在廣東的組織發展。而孫文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並沒有對地主階級的謊言進行揭露，反而把這種宣傳視為了革命黨佔據廣東的本錢。
不過事實證明，革命黨所謂的平均地權也只能吸引一些革命青年，想要在鄉下實施根本沒有可能，因為反對農民暴力剝奪地主的土地，意味著革命黨在鄉村只能依賴地主階級來推動平均地權的政策，而地主階級怎麼可能平均自己的地權，最終不是一紙空文，就是變成地主剝奪自耕農土地的借口。
所以中華革命黨在鄉村幾乎沒有支持者，就算有幾個背叛了地主家庭的年輕人，他們也改變不了鄉村的保守風氣，你不要說平均其他人的地權，就是平均自家的地權都會引起其他地主的憤怒。
而地權不能平均的結果，就是民生也無從談起，民主就更加不可能實現了，禁止農民分地主的土地，本質上就是地主階級的民主和對無地農民的專政，中華革命黨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地主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政黨。
於是張鳴岐和龍濟光向廣東武裝侵入時，廣東的鄉村對革命黨的抵抗命令無動於衷，革命黨在廣東擁有的一塊根據地實際只有廣州城，而廣州城都不是完全被革命黨控制的，列強的駐軍，親近列強的買辦商人和支持革命黨的市民階層，剛好三分廣州。
這就使得濟軍對廣州的進軍可謂是勢若破竹，因為打的太順利，所以軍紀也就越發敗壞，一個沒有威脅力的對手，自然是不能阻止濟軍分散搶劫的。
而武漢軍進入廣東之後，積極發動農民，在鄉村實施了減租減息運動，根據廣東革命黨的意見，勞工黨決定暫時不在廣東實施土地改革，而是先緩和同開明地主之間的矛盾，優先打擊廣東、廣西等地的反動地主和買辦勢力。
這就使得勞工黨的軍隊在鄉村立刻獲得了農民的支持，比之革命黨在廣東鄉下的舉步維艱，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負責前往和武漢軍隊接洽的鄧鏗、廖仲愷觀察了武漢隨軍宣傳隊對鄉村的政治宣傳工作後，寫信給孫文、朱執信、胡漢民表示，「本黨在農村的工作還停留在和地方大戶的和衷共濟上，而勞工黨則把目標放在了發動小民上，此即本黨在鄉村失敗，而勞工黨獲得成功的根本。」
鄧鏗、廖仲愷主張，革命黨應當效仿勞工黨開戰鄉村工作，對於平均地權的理念不能在繼續停留在口頭，需要真正的付諸實際行動，不能老是擔心地主階級的不滿，而應當把農民的支持放在首位，否則本黨在政治上將會一敗塗地。
被趕出了廣州的孫文此時也確實被刺|激到了，他投身革命幾十年，結果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塊地盤，就這麼輕易被張鳴岐和龍濟光這種前清餘孽給奪走了，和岑春煊相比，這兩位對於滿清的懷念是不加掩飾的，如果不是滿清是從中央垮台的，他們是死活不肯接受民國的。
事實上，要不是雲南總督趙爾巽被雲南進步力量所驅逐，廣西、雲南的前清官員甚至有抱團等待復辟的念頭。趙爾巽的下台才讓廣西官員意識到滿清不可能復活了，這才轉頭向袁世凱效忠，成為了北洋在南方的一個支點。
面對這種腐朽落後的封建軍閥，自覺代表著先進文明的革命黨居然都打不過，這確實刺|激了革命黨中的一大部分人，畢竟他們投身革命的目的是為了救亡圖存，是為了讓國家獨立於世界之林，結果代表先進文明的革命黨人居然連腐朽的前清餘孽都打不過，還談什麼對抗列強收回權利。
相比之下，被革命黨人視為新義和團的勞工黨，因為主張發動工農消滅地主階級，革命黨人對於勞工黨的評價是不高的，認為勞工黨對於歐洲文明一知半解，吸納了歐洲文明中最暴力的一部分，而全然不知何為民主主義，不過是另一種義和團而已。
孫文等人改組同盟會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勞工黨繼續向同盟會內部滲透，因為同盟會沒有統一的政治理念和嚴密的組織，所以勞工黨對於同盟會的滲透非常的輕鬆，這讓主張三民主義的廣東同盟會大為憤怒，於是便把那些部分贊同勞工黨主張的同盟會組織給開除出去，重建了以孫文為領袖的中華革命黨。
但從現實來看，投身革命幾十年的孫文確實不及組織革命十年的勞工黨，在中華革命黨被北洋麾下的一支附庸趕得無處可走的時候，勞工黨已經完全壓制住了北洋，有了完全統一全國的勢頭。
哪怕再否認勞工黨的土地政策過於暴力化，不講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也改變不了勞工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趨勢，而農民對於勞工黨的擁護，也擊破了革命黨對鄉村形勢的判斷，他們所認為的穩定鄉村的重要支柱-地主鄉紳，在組織起來的農民面前，完全不堪一擊。
中華革命黨為了生存下去，從右翼保守主義轉向左翼進步主義，就成了一種必然之勢。孫文畢竟是在國外長大的，他沒有其他黨員那麼多包袱，因此他很快就意識到，繼續和地主階級合作，恐怕連小資產階級都要拋棄他了，畢竟他的三民主義能夠吸引到知識青年，是因為三民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西方式的中國，也就是讓中國重新變得富強起來。
哪怕小資產階級如何不認同勞工主義，但勞工黨確實讓國家強大起來了，這就必然會吸引這些小資產階級去擁戴勞工黨，而不是繼續跟著中華革命黨喊口號。武漢軍隊在廣東獲得的擁護，也讓孫文意識到，中國的地主階級在政治舞台上開始落幕了，繼續和地主階級妥協不會再給革命黨帶來什麼未來的希望。
於是在武漢軍隊收復廣州後，孫文和革命黨高層回到廣州後就向武漢發電，表示要前往武漢參觀學習，以改造革命黨。田均一等勞工黨高層接受了孫文的請求，並安排了列車讓孫文等北上。
不過，在孫文等人北上之前，廣州人民歡慶廣州光復的遊行時，卻遭到了英法駐軍對遊行群眾的射擊事件。
慘案發生在沙基，廣州沙面，是英、法租界，這裡是白鵝潭一片突起的沙地，建了100多幢洋房，布滿外國各國領事、洋行等。廣西濟軍進攻廣州時得到了列強的支持，正是在列強領事出面威脅下，革命黨不得不放棄了保衛廣州的計畫，讓濟軍順利佔領了廣州。
當廣州收復後，廣州市民對於列強幹涉中國內政自然表示了憤慨，在遊行歡慶光復廣州的時候，反對列強的標語和口號也絡繹不絕的出現了。
沙面租界的外國人擔心廣州市民強行沖入租界收回沙面，因此對租界實施了嚴密的封鎖，不僅在沙面附近水面上停了8隻軍艦，沙面東、西兩橋也被架上鐵絲網壘起沙堡，架起槍支，還在高處架上了重機槍。
11月21日廣州市民遊行隊伍走過沙面東橋來到西橋準備進入內街的時候，西橋某一位外國人突然開了槍，很快列強軍隊就對遊行隊伍展開了射擊，這一突發事件自然引發了武漢軍隊的反擊，不過面對列強軍艦的火炮優勢，武漢軍隊最終還是主動撤離，以先保證遊行群眾的安全。
該事件造成了52人被射殺，重傷170多人，還不包括跌入江中的失蹤者。開槍的不僅僅有英國和法國，日本軍隊也參與了暴行。該起慘案直接引發了勞工黨和列強之間的正面對抗，也讓日本海軍陷入了困境，日本駐廣州領事館跟隨英法的行動，讓日中關係瀕臨破裂。
林信義對此也是無可奈何，接到消息後的他對參謀部人員說道：「日本如果走帝國主義路線，那麼日中聯盟就不可能建立，沒有那個獨立國家會接受對本國平民開槍的盟國。陸軍和外務省是在玩火，完全沒有考慮日本的利益。」
林信義的評論得到了聯合艦隊中年青將校的認同，畢竟聯合艦隊此時正在策劃對法屬印度支那的獨立運動，沙基慘案中日本領事館衛隊及日本軍艦的行為，完全破壞了海軍的立場，為海軍的南下製造了極大的阻礙。
在林信義的提議下，聯合艦隊日方將校向海軍省進言，禁止駐華外交官調動海軍威脅中國平民，海軍省宣布放棄對中國內水的航行權，對海外執行任務的各軍艦進行軍人道德水準評估，對於品德低下的官兵應當禁止其出國執行任務。
山本權兵衛在這件事上倒是成了林信義的積極支持者，他藉助沙基慘案一事要求桂太郎內閣對破壞日中關係的理由做出說明。山本倒不是反對海軍向中國人開槍，而是要求桂太郎說明為什麼要向中國人開槍，是不是為了挑起日中戰爭，從而變成戰爭內閣，以對抗要求其辭職的國民輿論。
此時日本輿論對於桂太郎在中國內戰中選擇錯誤有著深切的不滿，更令他們不滿的是，桂太郎似乎還不肯承認失敗，試圖強行在議會中通過增師案，有實施軍事獨裁的意圖，因此倒閣的聲音是越來越大了。
桂太郎的身體其實並不是很好，兩年前就重病過一次，不過憑藉著長時間的療養才恢複過來。但是在這種政治壓力下，桂太郎的病情又出現了反覆，長谷川好道和寺內正毅開始成為陸軍方向的規劃者，山縣有朋雖然是長州派領袖，但實際上主要是調和長州派內部的關係，對於陸軍的具體事務已經不大插手了。
桂太郎、長谷川好道和寺內正毅組成的鐵三角，此前就控制住了陸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山縣的方向，不過桂太郎至少還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而長谷川好道和寺內正毅則更加接近軍人本色，遇到事情更喜歡用強攻的方式。
對於沙基慘案，長谷川好道和寺內正毅都反對向中國示弱，他們認為這是列強一致的行動，日本沒有理由向中國道歉，中國人真的有什麼不滿，也該先找英國人，而不是日本人算賬。對於海軍省提出的修補日中關係的建議，陸軍更是嗤之以鼻，認為海軍過於怯懦了。
陸軍對於海軍的建議強硬拒絕的方式，讓山本權兵衛大為憤怒，他直接跑到了桂太郎的病房，對桂太郎進行了一番聲討，桂太郎顧忌海軍的反應，默默忍受了山本的斥責，但長谷川和寺內就接受不了了，特別是山本和桂太郎見面後，立刻去找了伊藤博文，公開表示桂太郎已經不適合擔任首相了，這就破壞了政治上的潛規則。
一般來說，各方政治勢力只能督促首相主動辭職，而不能羞辱首相不稱職，要求其下台，這就代表著政治生命斷絕，該派系日後很難再贏得組閣的機會了。山本權兵衛顯然還沒有從獨斷專行的海軍大臣的往日中走出來，對著陸軍的領袖提出了一種極不合適的要求。
而山本權兵衛的這一舉動，也使得輿論開始支持山本接替桂太郎組閣，這無疑又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原則，於是長谷川和寺內向山縣提出請求，揭開海軍貪腐案，以吸引輿論注意，並把山本權兵衛的聲望打下去。
明石元二郎手中已經有了足夠的證據表明，海軍在過去的造艦計畫中大肆貪污，特別是在向外國購買軍艦的合同里，回扣都是明目張胆的。只不過明石拿到證據的時候，明治天皇剛剛去世，為了國內政局的問道，山縣有朋把這些貪污證據收藏了起來。
但是現在長州派高層認為，海軍在政治上的動作已經嚴重破壞了政治規則，對陸軍採取了不當的進攻，那麼陸軍自然也不用忌諱什麼，應當給海軍一個痛擊才對。
山縣的猶豫還在於，山本權兵衛現在是元老，自從元老黑田清隆被輿論攻擊，直接導致元老們的聲譽都大受影響，所以之後元老之間就很少出現直接的攻擊了。
對於山縣的猶豫，明石元二郎表示，可以讓德國西門子公司自己暴露出來，畢竟他收買了西門子公司駐日代表獲得的資料，所以只要讓該人員返回歐洲拿賬簿向西門子公司提出巨額勒索，那麼西門子公司只能在歐洲起訴以逃避責任。
當海軍貪腐一事從歐洲傳回日本，自然會激發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從而追究海軍的貪污事件，這樣陸軍就可以洗白自己，而不必親自戳破海軍的醜聞。
明石元二郎建議得到了山縣的認同，如果能夠讓陸軍置身事外，那麼他是不介意給海軍一個重鎚的，畢竟陸軍在中國內戰上的投資已經一敗塗地，如果不讓海軍出點問題，那麼陸軍未免就太難看了。
不過明石元二郎也還是委婉的表示了自己的擔憂，這個案子只能影響到山本-齋藤等舊薩摩派，對於利用藝術基金會進行利益輸送的河原-東鄉一系，他到現在還沒有頭緒。山縣並無反應，明石只好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