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屬東印度政府實際上一直在試圖將整個東南亞群島納入自己的控制，只不過此前遭到英國、德國、美國、法國的阻止，因此荷屬東印度政府只能採取貿易和政治滲透的方式去控制群島上的土著王國。
荷蘭人畢竟在東南亞進駐了數百年，他們對於這些土著民族實在太熟悉了，也建立起了極為有效的溝通渠道，即便是英國人都沒法切斷這種聯繫，只能通過佔領巴達維亞來警告荷蘭人不要無視英國皇家艦隊的力量。
而英國人之外的德國、美國和法國就更加沒法動搖荷蘭人在爪哇和蘇門答臘等島上的統治，就算是日本人也是如此，雖然日本是個東亞國家，但是在江戶實施了鎖國政策後日本在南洋就失去了影響力，荷蘭人在南洋遇到的最大對手還是中國人。
明代和清代遷移到南洋的華人，雖然遭到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多次屠殺，但中國人在南洋的影響力依舊還是超過了這些歐洲殖民者，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只能掌握該地區的統治權，但難以實施有效的商業管理，而沒有商業的繁榮，他們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統治。
所以在南洋的舊殖民體系中，歐洲殖民者和中國人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中國人開發當地的資源並興建各種港口和種植園，而歐洲人則提供軍事和政治上的支持，有時這些歐洲殖民者也會通過對過於龐大的中國勢力進行修剪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順便把土著民族的憤怒發泄到中國人身上。
不過這種舊的殖民秩序在歐洲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就出現了新的變化，大工業生產使得歐洲商人開始取代中國成為了南洋商品的供應來源，這樣中國人就失去了對於南洋商業的批發控制權，中國的手工業終究是敵不過歐洲的機器生產的，在進入20世紀時，中國商人只能保住零售行業和小種植園的壟斷地位，其在南洋地區的影響力已經遠不如19世紀。
而隨著美國人擊敗西班牙佔據菲律賓群島後，一個新的殖民模式又出現了。美國人開始在菲律賓建立起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以此建立美國式的農場制和商業制度，對於華人的零售商業和小農場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在美國式的模式下，華人實際上已經失去過去在西方殖民體系中的位置。
在這種時刻，日本對棉蘭老島的開發引起了華人在南洋資本的重視，在日本海軍和武漢政權的協議下，南洋華人資本開始在棉蘭老島建立起了一個新的基地。不過日本人的行動自然引起了荷蘭人和英國人的不滿，1903年荷蘭皇家石油公司和英國殼牌石油公司協議建立亞細亞石油公司，已經標準著荷蘭人向英國人屈服，向英國開放了東印度群島的石油資源。
自此，英國人開始逐漸放開荷蘭人的手腳，默許荷屬東印度政府開始對所屬不明確的南洋諸島實施了吞併行為。在亞洲聯盟成立之前，荷蘭人實際上已經做好了完全吞併蘇拉威西島和巴厘島的軍事和政治準備工作，而這兩處島嶼完全併入荷屬東印度群島，意味著英荷南洋殖民地完全切斷了日本進入印度洋的安全通道，也杜絕了德國和美國對東南亞地區的窺伺。
因此荷蘭人對於亞洲聯盟對巴厘島登巴薩王朝和蘇拉威西島南部的戈瓦蘇丹國做出的永久中立保證提出了抗議，該抗議還獲得了澳大利亞政府的支持。澳大利亞作為英國在海外的白人殖民地，其自治權力是高於印度這樣的有色人種殖民地的，事實上因為澳大利亞距離英國本土太遠，倫敦對於澳大利亞的容忍程度還要高過加拿大自治領。加拿大名義上是自治領，但實際上更類似於倫敦的海外直轄地。
1901年六個分散的殖民地聯合建立了澳大利亞聯邦之後，一種類似於美國形成時期的獨立意識就在這個英國海外自治領中誕生了。雖然澳大利亞人認為澳大利亞聯邦和大英帝國密不可分，他們是英皇的忠實臣民，但是澳大利亞人反對英日同盟，反對倫敦把紐西蘭排除在澳大利亞聯邦之外的決定、反對倫敦把太平洋諸島讓給德國和法國的妥協、反對帝國皇家海軍只關心歐洲利益的做法。
澳大利亞聯邦的核心觀點就是，大英帝國的中心不應當只有倫敦和大不列顛，海外的白人殖民地同樣具有和大不列顛同等的權利。澳大利亞人支持荷蘭人的原因就是，主張白澳政策的澳大利亞政府，反對一個有色人種的列強靠近澳大利亞，認為這對澳大利亞的安全造成了威脅。
不過倫敦顯然要比澳大利亞人冷靜的多，倫敦的外交部門沒有大張旗鼓的反對亞洲聯盟的成立，並反對聯盟對登巴薩王朝和戈瓦蘇丹國做出的中立地位保證，畢竟此時英國政府強調大英帝國是世界秩序的保護者，他們反對德國的根本原因，是德國對歐洲和世界秩序帶來了破壞。
在這種局面下，英國政府當然不能反對一個旨在維護亞洲秩序的聯盟成立，也不能否定永久中立地位的地區有不受戰爭威脅的權利，這將使英國在歐洲的外交中陷入困境。
因此英國只能在私下對日本和中國政府表示對聯盟建立的目的持懷疑立場，並在背後支持荷蘭人加快行動，以吞併登巴薩王朝和戈瓦蘇丹國，完成東印度群島的分割布局。
不過荷蘭人此時也極為緊張，哪怕有著英國人在背後支持，但是面對日本、德國、中國的合作，荷蘭人也很清楚，如果處置適當，就會引發荷屬東印度政府和新成立的亞洲聯盟的衝突，到時荷蘭人壓根解決不了聯盟的軍事威脅，因此荷蘭人一邊做著吞併兩地的準備，一邊則要求英國給出更加明確的軍事保證。
但是荷蘭人的舉動同樣引發了美國和德國的不滿，美國資本已經進入到了壟斷時代，對於海外殖民地的需求其實已經讓位給了資源控制的需要。對於美國資本來說，舊的殖民地秩序實際上正在阻礙壟斷資本的全球擴張，雖然日本和美國之間存在矛盾，可亞洲聯盟所形成的統一市場，則是符合美國壟斷資本的全球化需要的，相比之下，英國所代表的殖民地秩序，實際上卻成為了美國壟斷資本全球化最大的障礙。
比如美國石油資本是美國壟斷資本中最先形成的，也是資本最為雄厚的，但是在荷屬東印度群島、英屬印度地區及中東地區，遭到了英法在政治上的攔截，美國石油資本沒法進入這些地區和英法資本展開公平競爭。因此當荷蘭人表現出對巴厘島和蘇拉威西島的吞併意願時，自然就遭到了美國資本的反對。
至於德國人，他們巴不得荷蘭人和亞洲聯盟爆發武裝衝突，如果能夠把英國人的注意力從歐洲拉回亞洲，那麼對於德國來說就更妙了，因此德國人在輿論上開始攻擊荷蘭東印度政府對於當地土著的迫害行動，德國的輿論揭破了英荷輿論對於荷屬東印度政府行為的辯護，荷蘭人認為自己是為了防止日本人佔領兩地，才預備把兩地納入直接管理，從歷史上來說，荷蘭人在當地已經形成了實際控制。
荷蘭人對於東印度群島所謂的合法統治權力，立刻引發了中國和日本輿論的反對。南洋華人對於清末政治實際上有著重大影響力，清末南方反清起義失敗，很多起義人士大多會逃亡南洋以躲避滿清的追捕，而等到革命黨興起，南洋華人又開始資助革命黨反清，而武漢政權建立後，南洋華人資本也開始在武漢地區進行投資，從而建起了一大批輕工業。
荷蘭人試圖吞併的兩個地方雖然沒有多少華人資本，但是對於荷蘭人在南洋的擴張的行為，卻被視為歐洲勢力的擴張，華人在南洋的商業勢力已經意識到了歐洲商業擴張對於自身的壓迫，因此他們自然是反對這種歐洲殖民區域的擴張行動的。
這些南洋華人的態度自然影響到了國內的政治和社會輿論，雖然北洋為代表北方地主軍事團體和以江浙為代表的買辦勢力並不關係南洋的華人問題，畢竟他們在南洋沒有利益，但是兩廣及武漢卻認同了南洋華人的利益不應當被歐洲商業排擠。
在南洋問題上，兩廣和武漢形成了一致立場，迫使北洋和江浙輿論也開始對荷蘭人侵犯南洋中立地區的權利變得越來越強硬。1910年五月，中國國會發明聲明，譴責了荷蘭人於1740年製造的紅溪慘案，並表示絕不允許在20世紀再出現殖民者對殖民地民族的大屠殺事件。
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政團體對於國會發表的聲明雖然不滿，但是袁世凱也沒法公開否定，他只能在私下對英國和法國公使表示，國會的聲明並不是政府的意思。不過袁世凱的舉動並沒有得到英法公使的讚許，英法公使反而向本國政府報告中著重指出，「袁將軍所領導的北洋團體和滿清政府如出一轍，他們把自己視為了中國的統治者，而非中國人民之代表…
北洋團體不可能擊敗自認為是中國人民代表的武漢勞工黨政權，他們也無可能獲得中國人的支持。一旦武漢政權採取武力統一全國，那麼北洋團體將會瞬間喪失自己的權力，對於袁將軍領導的北洋團體的投資，只能維持中國的局勢，不能指望他們消滅武漢政權。」
在中國輿論從北方轉向南方的時候，日本國內的輿論，也終於從朝鮮半島轉向了南洋。雖然亞洲聯盟的成立打斷了日本對於朝鮮半島的吞併計畫，但是這一計畫主要是陸軍方面的，對於日本其他政治勢力和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只是把朝鮮半島視為了日本的殖民地，而並沒有將其視為帝國領土的清晰意識。
大陸浪人雖然在國內鼓吹吞併朝鮮半島的好處，但是日本報紙對於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的連續報道，使得大陸浪人的帝國宣傳遭到了失敗，意識到吞併朝鮮只是權貴和財閥得利後，日本國民對於吞併朝鮮的興趣就開始下降了，而輿論對於佔領朝鮮的巨大投入的批評卻開始不斷高企。
日本輿論在朝鮮問題上現在分為了兩個主要觀點，一個是支持吞併朝鮮半島，但是要求公開吞併朝鮮半島的支出賬目，並把朝鮮的資源國有化，不能讓少數權貴和財閥得利；另一個是反對吞併朝鮮，認為朝鮮半島沒啥利益可得，反而是日本國民的負擔，日本應當支持朝鮮獨立，只要求朝鮮開放市場。
這兩種輿論，直接把武力佔領朝鮮半島的大陸浪人勢力給排擠掉了。簡單的說，就是陸軍的帝國擴張論在民間的支持者在縮小，海軍的新日本理論則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這種變化實際上也代表著，大陸浪人的新血供應不足，日本的社會矛盾出現了變化。
大陸浪人一開始是倒幕戰爭中失敗的士族，之後又加入了維新政府中失敗的力量，這些舊士族試圖通過對外戰爭來奪回失去的政治權力，不過隨著維新政府擊敗了清政府，穩住了國內政局之後，舊士族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再翻盤了。
義務教育的推動，使得大量普通人獲得了知識，但日本的工業發展又無法給這些受教育人口安排工作崗位，這些失業的受教育人口轉向大陸浪人，從而將舊士族為主的大陸浪人變成了小市民為主的新大陸浪人。新大陸浪人雖然繼續保持了對外擴張的宗旨，但是在政治上卻從維新政府的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他們需要政府的支持，來完成自己的海外擴張計畫，這就使得大陸浪人和軍部結成了緊密聯繫。
玄洋社作為大陸浪人的主要政治勢力，還在日本國內政治上佔據了一塊地盤，那麼黑龍會則徹底失去了國內的政治地盤，成為了軍部的附庸。在海軍的打擊下，大陸浪人實際上已經進一步縮小勢力，變成了陸軍的工具。
林信義推動的東京開放計畫和千葉縣工業中心的建設計畫，實際上就是在吸納大量的受教育的失業人口，截斷了大陸浪人的新血。特別是海軍文化課利用藝術基金會組織的青年調查小組，把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變成了社會改造主義支持者，認為日本當前的問題在於社會分配的不公平而不是海外殖民地不夠，不解決社會分配的問題，那麼佔領了朝鮮，利益也不過是被財閥和政客們所瓜分，普通國民壓根沒有什麼好處。
特別是千葉縣土地改革開啟後，使得那些從鄉村出身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大受，過去他們在主觀上一直認為，地主是鄉村的穩定基石，雖然地主對待佃戶的做法並不仁慈，但是地主維護鄉村的道路和水利建設，並在災荒之年給窮人放貸，因此不失為鄉村的保護者。
但是土地改革的開啟，直接就粉碎了這種地主是鄉村保護者的印象，那些城市周邊地區分得土地的鄉村，依賴城市的擴大而迅速擺脫貧困，這種屬於特例就不提了，那些遠離城市的鄉村，再分掉了地主的土地後，農民在去年收穫後也能吃上幾頓不摻豆子的大米飯了，這就很令人震驚了。
這一變化實際上就宣告了一件事，那就是地主用來維護鄉村道路及水利建設的資源，用來放貸給農民的金錢，實際上都是農民的勞動所得，地主從農民手中拿走了這部分所得，然後拿出一點來維護鄉村的秩序，剩下的則都用在了自己身上，而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的特權後，農民的生活立刻就獲得了改善，而鄉村秩序在土地改革委員會的治理下並沒有崩潰。
雖然千葉縣的土地改革還沒有取得真正顯著的提高農民生活的效果，但是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子弟卻已經認為，土地改革是拯救日本農民的出路，而不是讓農民去海外打仗謀取新的國土。
因此在朝鮮歸屬和亞洲聯盟出現衝突時，這些主張國內社會改革的年輕人傾向於支持亞洲聯盟，而當荷蘭人試圖在南洋阻礙聯盟的權力時，這些國內改革派也成了積極反對歐洲殖民主義，支持日本商業南下的主要支持者。
這些日本年輕人由於受教育程度較高，和以底層為主的大陸浪人相比，天然擁有日本主流社會的認同。在普通日本人看來，大陸浪人其實就是被社會淘汰的失敗者，他們和那些極道團體沒啥區別，而搞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才是日本未來的中堅力量。
於是國內輿論很快就變得不利於陸軍的朝鮮保全論，而開始傾向於亞洲共同利益論，後者的一個主流觀點就是，日本不可能單獨和歐洲列強對抗，只能和亞洲各民族聯合起來，才能對抗歐洲列強的排擠。而這種排擠可不是虛言，美國禁止日本兒童進入白人學校，澳大利亞禁止日本人移民，都在表明脫亞入歐就是一個笑話，歐洲白人壓根不理睬日本人所宣稱的脫亞入歐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