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戰爭結束之後軍令部其實就空閑下來了，那些為戰爭準備的計畫和方案，不過是為了保持軍令部在和平時期能夠正常運轉下去，因此其實並不是那麼的急迫，所以負責海軍訓練計畫的第一部才會成為軍令部的核心，因為這是和平時期唯一和各部門發生聯繫的職權部門。
但是隨著海軍內部的變革開始，革新團體的成立，軍令部在和平時期的權力也在不斷的擴張著，這個時候軍令部各個科室的課長級人物，可謂都是相當忙碌的時候，特別是第四部新成立的文化課，因為掌握了對內和對外的宣傳權，文化課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軍中獨一無二的輿論口，雖然只是一個科室，可是真正運作起來卻和獨立的部門沒什麼差別。
事實上如果不是礙于海軍的傳統，一些海軍高層認為，文化課其實可以從軍令部獨立出來，成為海軍大臣下面單獨管轄的一個宣傳部門，從而更好的控制這個輿論口。不過因為海軍還沒有獨立運作的宣傳機構的傳統，指的是歐洲海軍傳統，因此日本海軍也不好為天下先。
因此，林信義這個文化課課長，其實工作應當是相當繁忙的，但是他卻把大部分的工作分配給了手下，倒是把不小的精力放在了推動女性教育和就業問題上，這其實相當令其身邊的部下感到詫異，堂本敬一就對此向林信義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而林信義也不掩飾的對他說道：「假如我們把政治比作一場商業競爭，目的就是向民眾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那麼傳統商業都把自己的推銷對象圈定在了男性，畢竟男性作為戶主和家長，有著在家庭中說一不二的地位，只要能夠獲得男性的支持，那麼就等於是獲得了一個家庭的支持。
但是我們屬於新開業不久的商家，要想和那些老商家去爭奪這些男性，不僅需要給出大量的利益，且對方也未必會信任我們，畢竟我們的主張都有待證明，而傳統商業至少能夠給他們以固定的好處。
那麼現在我們反過來想一想，這個世界有二分之一是女性，而根據傳統女性幾乎得不到任何話語權，她們的利益也得不到維護，只要我們稍稍向著她們，這些女性必然會忠誠於我們。這個全新的市場內，只有我們一家在推銷，因此我們沒有競爭對手。
那麼結果就出現了，當一個社會的一半人口支持我們的時候，另外一半人口是會聯合起來抵制我們，還是會承認我們說的話是有道理的呢？」
堂本敬一的不滿頓時就煙消雲散了，跟隨在林信義身邊，一直擔任情報處理工作的他，自然是了解社會調查的一些結論的。男性雖然主導社會，但是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事實上男性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團體，上層男性幾乎佔有一切，而底層男性幾乎失去了一切，這個時候女性站出來要求自己的權力，實質上還是向上層男子索要權力，這種情況下，女性不僅不是底層男性的敵人，反而是他們的盟友了。
家庭中男性雖然是戶主和家長，但是女性才是一個家庭穩定的核心，失去了父親家庭會變得困難，但失去了母親家庭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普通生活中，其實母親的話語權是大於父親的。林信義的主張並不是無的放矢，如果家庭中的女性選擇支持了他們，那麼許多家庭也會站在他們這邊，而不是跟著父親的決定走。
那麼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堂本敬一比其他人更為明白，他們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海軍，確實的說不單單是為了海軍，海軍只是他們用以改造日本的一個基礎而已。跟著林信義從日本回來之後，堂本敬一就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過去那種按部就班的生活當中去了，他也不可能再成為單純的軍人，改造日本，領導日本，才是他們的目標。
這個他們，指的是圍繞在林信義身邊的人，畢竟跟在了林信義身後，他們也終於見識到了權力的來源和政權是如何建立的，過去他們對於國家的神聖性的崇拜，在這種實踐中算是逐漸消失了。
既然任何人都能通過組織來掌握權力，那麼為什麼他們不能領導日本呢？山縣、伊藤這些元老，山本、伊東這些海軍領袖，對於他們來說，也沒什麼特別之處，自然也就失去了對於他們的威懾力。
當然，堂本敬一也清楚一個事實，他們能夠有著這樣強大的影響力，是因為組織帶頭人的個人能力，林信義對於事物本質的那種洞察力，使得他們做起事來都是事半而功倍，因此堂本自然是希望林信義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擴大組織，而不是不相干的事情上。
而林信義給他的回答，不僅解開了他的疑惑，更是讓他對於組織的未來充滿了期待。不過他也因此向著林信義報告了自己的新發現，就是有人在私下裡調查海軍的情況。
堂本敬一向林信義順口抱怨道：「第三部的情報人員簡直就是一群蠢貨，他們除了對軍事情報之外，對普通情報幾乎就沒有任何關心，特別是對於海軍內部情報的保密措施，完全是一塌糊塗，我看只要不是瞎子和聾子，都能輕易的從海軍駐地的酒館和妓院獲得海軍的一切情況。
如果不是我在軍令部附近的酒館內設置了警戒員，估計人家把海軍都摸乾淨了，我們還一無所知。我看，我們得對情報課的工作進行建議了，否則這群人把自己賣了，都不知道是賣給了誰…」
堂本敬一雖然年輕，但是從印度掙扎出來的他確實要比軍令部這些做辦公室的參謀，更了解何謂情報工作。事實上當前日本最為出色的情報人員幾乎都在陸軍，海軍的情報工作簡直是泛善可陳，最為出名的間諜工作就是下瀨火藥的技術盜取，但這不過是個人的靈機一動，而不是一種組織行為。
而陸軍的情報工作之所以出色，和玄洋社的合作是分不開的，作為征韓論的積極支持者，由大陸浪人組成的玄洋社自發的對朝鮮進行了情報收集，這給陸軍發動日清戰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因此形成了陸軍的情報工作傳統，比如陸軍對北洋安插的軍事教官，實際上就承擔起了收集北洋軍事情報的工作，這種收集情報的方式，和玄洋社在日清戰爭之前對朝鮮的情報調查如出一轍。
至於海軍這邊，因為海軍高層對於巨艦大炮的迷戀，所以對於國家情報的收集不大重視，他們只關注造船技術和艦隊實力的情報收集，這就使得海軍的情報工作範圍相當狹窄，且非常的辦公室化。唯一有些亮點的，還是林信義在校期間提出的情報分析法，通過整合情報資源得出更為全面的判斷。
但是這種程度的情報工作，對於負責過印度作戰情報收集和分析的堂本敬一來說，就實在是太過粗陋且毛病百出了。他跟著林信義從西藏到印度，以極為弱小的兵力和整個英屬印度政府及尼泊爾等附庸勢力周旋，自然很清楚什麼叫做情報工作的第一性。
在那種異國他鄉且得不到支援的戰場環境下，想要不被優勢敵人圍剿殲滅，那麼就不能不及時的掌握敵人的動向，並掩蓋自己的行蹤。而在這方面，林信義提出的幾個情報原則，也就深深的刻錄到了堂本及其他人的腦海中。
第一個是要依賴民眾的支持，通過民眾收集到各種碎片消息，雖然這些消息未必能夠給出什麼有用的線索，但是這些消息至少是真實的，因為民眾的消息可以通過互相驗證來證明真實性，這可比從敵人哪裡竊取情報更加的真實。
第二是要設立專門的情報分析小組，把這些瑣碎的情報碎片和從敵人哪裡搞到的真假不知的情報加以驗證，最終確定敵人的運動軌跡，然後判斷敵人的意圖。
第三是反情報工作，在不斷的收集敵人的情報時，也要防範敵人對自身情報的收集，以避免為敵人所趁。
通過以上這些原則，在印度作戰中，西藏遠征軍及印度人民軍始終保持了對於戰場的控制權，從而讓兵力和資源豐富的英屬印度政府，始終處於挨打的局面，最終形成了東北三邦的武裝割據。
如果不是林信義認為，此時的印度民族尚無獨立的實力，全面戰爭可能導致大英帝國在歐洲做出退讓，全力鎮壓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所以提出了暫時的和平建議，那麼堂本敬一認為，其實印度的民族解放戰爭還是可以打一打的，就算不能立刻讓印度獨立，也必然重創大英帝國的實力。
當然，作為一名日本人，他也認同林信義暫時和平的主張，畢竟重創大英帝國對現在的日本並沒有什麼好處，只會刺|激俄國在遠東、德國在中東地區的野心。此外，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也沒有和大英帝國完全決裂的決心，不少印度民族主義者其實追求的是類似於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獨立地位，而不是徹底的趕走英國人。
林信義雖然對於堂本敬一彙報的情報有些關注，但是對於堂本敬一試圖插手情報課的工作卻並不贊成，他思考了片刻便對其說道：「海軍的情報工作確實有著不小的問題，但現在這並不是我們要關注的重點。
革新團體在海軍內部擴張的太過迅速，如果要是把情報工作也納入控制，恐怕會引來某些人不必要的擔憂，當前我們不能過於刺|激其他派系。更何況我們作為剛回國不久的新人，事事都要插手，未必顯得過於強勢了，這不利於團結。」
堂本敬一很認真的傾聽著林信義的指示，他不認為林信義會簡單的放棄情報方面的收集工作，果然，他就聽到林信義的話鋒跟著一轉說道：「當然，我們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局面的能力，否則到時出了問題都不知問題在什麼地方。
之前我們不是建立了社會調查組么，我看可以在文化基金會下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辦公室，通過這個調查辦公室去搜集社會各階層的情報資料，順便也可以在海軍周邊設立警戒線。至少我們要知道，誰在調查海軍？他們調查海軍的目的是什麼？但是不要去驚動他們。」
堂本敬一點了點頭，又接著問道：「那麼要不要向情報課通報一下情況呢？」
林信義想了想反問道：「你覺得誰會在這個時候調查海軍？」
堂本敬一略一思考便回道：「不是陸軍，就是元老們。」
林信義點頭認同道：「和我的想法差不多，那麼只要我們一提醒，不管是陸軍或是元老必然都能立刻感覺到，這和打草驚蛇也沒區別了。在我看來，把這些人嚇回去，倒不如看看他們想要調查什麼，然後把我們想要給他們看的東西讓他們看到，這對於我們來說，或者更為有利。」
堂本敬一立刻就明白了過來，他點頭回道：「您是說和印度一樣，來個請君入甕…我明白了。」
1908年十二月，山本內閣傳出了內幕消息，試圖招募一批女性作為辦事人員，這一內幕消息很快就被報紙報道了出來。有記者向內閣官員求證，結果卻得到了官員的承認，理所當然的，衛道士們立刻展開了對於山本內閣的批評，他們認為女性的天職就是在家庭中當好賢內助，而不是擔任什麼政府公職人員，山本內閣的這一決策無疑是敗壞了世風。
這些衛道士們在批判山本內閣的時候，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女性實質上已經脫離了家庭生活，而廣泛的參與到了社會生產活動中，巢絲廠和棉紡織工廠，現在都是女工佔了絕大多數，雖然維新早期礙於傳統，這些工廠一開始也是使用的男工，但是私有化之後，資本家為了利潤就全面僱傭了婦女和兒童，從而打破了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
在1908年，實際上女工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大家都不認為女工是有傷風化的群體，資本家們也標榜，自己對於女工的管理都是合乎道德的，並沒有讓那些浮浪男子去騷擾自己工廠的女工，實際上資本家正是靠著所謂的封閉式管理，迫使女工超長工作，為自己賺取超額的利潤。
但是女工畢竟是貧苦家庭女兒，這些家庭的女兒被賣到妓院都是日常生活，所以社會主流輿論對於這些家庭的女性，並沒有過於嚴苛的道德要求。真正讓這些衛道士抓住不放的，其實是中上家庭的女性，對於他們來說，這才是事關自己榮譽的道德問題。
和此時歐洲上流社會的價值觀相似，日本自認為有身份的家庭，其實是反對女性從事家庭事務之外的工作的，商人家庭在這方面或者要放鬆一些，但是士族出身的家庭把自家女性出門工作看成了是家庭衰敗的象徵，因為這意味著家長沒法負擔家庭開支了，才讓家中女性拋頭露面的工作。
少數開明的上流社會家庭，最多也就是讓女兒在未婚時參加一下教育工作，基本是女校，結婚後就要回歸家庭。所以山本內閣提出招募一批女性擔任政府公職人員，這自然激起了衛道士的極大不滿，在他們看來，山本內閣這是在挑戰社會道德的底線。
但是面對蜂擁而來的批評聲，山本內閣反而公開了招募女性公職人員的方案，方案公布之後，軍部不得不公開發表言論，表示退伍軍人事務局招募一批烈屬和軍屬作為公職人員，這是對軍人的尊重，而不是什麼道德敗壞之舉，他們不能容忍一些無聊文人對於軍人家屬的冒犯。
軍部的發言頓時讓小報對這件事的熱議降溫了，沒人願意被軍部給盯上，畢竟軍部真的派人來砸報社，他們也沒法為自己辯解，自己不是在冒犯軍人家屬，而是為了新聞熱度。小報不願意刊登衛道士的文章，反倒是刊登了大量批評衛道士的文章，這就使得輿論上反而對守舊勢力不利。
這些守舊勢力，其實又大多是反對土地改革的，所以山本內閣等於是順手又打擊了在土地改革政策上的反對派。原本軍縮案是政府和軍部之間的對立，但是因為女性公職招募方案的披露，卻變成了軍部和政府聯手對守舊勢力的打壓，這倒是極大的緩和了軍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而軍部這麼做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考慮軍心問題。這一次的大戰，陸軍損失數萬，許多軍人家庭都失去了男性，底層士兵還好，畢竟士兵幾乎都是未婚男性沒有家庭負擔，但是對於軍官家庭來說，軍官的死亡和傷殘，就讓一個家庭陷入了經濟困境，這個時候政府表示要優先招募這些烈屬和軍屬的女性擔任公職，至少能夠解決一部分軍官家庭的困境，因此軍隊不能不支持政府的政策，否則軍中高層就要受到軍官階層的壓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