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信義收到電報之後，也不得不讓人購買船票，準備先回日本了。畢竟如果不能讓革新派團體感受到自己人的話，他之後在海軍中想要干點什麼，都很難得到革新派的認同了。
一言以蔽之，海軍當前的革新派認為海軍的利益高於一切，而能代表海軍利益的只有革新派，在這個海軍內部權力變更的局面中，革新派要是什麼聲音都沒有，他們豈能善罷甘休。
佐藤和秋山雖然是革新派所認同的首腦，但距離團體領袖的身份還差的遠了，他們的主張只有在符合革新派這個團體的共識下，才會成為團體的主張，而他們以個人身份發表的觀點，實際上是不能為團體所認同的。
簡單的說，現在的革新派更類似於法國大革命初期的政治俱樂部，大家只是因為有著共同的利益才會聚在一起討論怎麼去奪取權力，而不是認為某人和某種理論有著唯一性，大家信服這種理論就該跟著某人走。
佐藤和秋山顯然是壓制不住革新派內部對海軍權力更替需要採取什麼立場的爭論了，所以才緊急發電報給他。雖然兩人在電報里沒有明說，但是從兩人的暗示中，林信義已經察覺到兩人都在強調團體應當以一個聲音發聲，而不是各自尋找出聲的渠道。
革新派這個團體成立也就不到四個月，除了對海軍新路線的認同外，團體內部最為牢固的關係反而是同期和前後輩的聯繫，林信義當然知道這個團體的結構還不夠穩固，如果現在讓他們各自出聲，很快革新派內部就會形成各個小團體了。
這些小團體一旦形成，那麼小團體的利益必然又在革新派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之上。而他要是不回去，第四部部長有馬良橘肯定不會允許佐藤和秋山干涉文化課的工作，有馬雖然也是革新派的首腦，但他和艦隊派之間的聯繫太深，此時未必會全然站在尚不成氣候的革新派立場上，而是會選擇更加穩當的追隨艦隊派，從而分得自己的一份利益。
所以電報里只有佐藤和秋山的名字，有馬部長只是另外發了一份電報，話語中並沒有什麼急切要求他銷假的意思，反而對他在中國取得的成果非常感興趣，顯然這位部長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至於伊東元老、河原總長、東鄉次長等人的電報就沒什麼意外的內容了，雖然他們也催促他儘快回國，但大家都覺得局勢都在掌握之中。
林信義于歸國之前，把和中印協商合作的人員召集到一起開了一個小會，他在會上出示了伊東元老來電的部分內容，隨即說道：「西園寺內閣已經宣布總辭，西園寺首相辭職時向陛下建議，下一屆內閣由海軍來組織。
伊東元老高風亮節，決定支持海軍大臣山本組閣，如此海軍內部就沒有了其他聲音，只要其他各方不反對，那麼接下來的一周內，海軍組建新內閣的消息就會公布出來。也就是說，各位現在正在做的工作，將會被納入新政府的施政目標之內。
你們現在有兩個選擇，要麼在新政府派出人員接手各位工作之前儘快拿出一個初步的協議案來，那麼各位這些日子的辛苦也算沒有白費。要麼就是等新政府派出人手自行組織談判，有著官方的正式身份，我相信中國人和印度人應該不會在和各位浪費時間了…」
與會的除了片山潛之外，其他人都一時嘩然了起來。片山潛之所以不為所動，因為他本就是義務幫忙，如果不是在武漢這裡，這些代表著日本政商勢力的代表，壓根就不會尋求他的協助，畢竟在國內雙方可是斗的不可開交，他和幸德等人就是被這些勢力給逼迫出國的。
但是在武漢這裡，不管是代表官方的外交系統，或是代表民間的浪人勢力，都夠不著武漢勞工黨的門檻，前者只能和勞工黨的外事部門溝通，而勞工黨的外事部門是沒法就日中印三方合作做出指導的，這事直接歸黨的政治會議管，外事部門只能把他們的要求轉達給政治會議。
相比之下，片山潛這些日本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黨的聯繫密切，反而有著和對方直接交流的可能，所以林信義安排片山等日本社會主義者為談判提供幫助，很快就被談判組成員默認了。
而片山潛也很清楚自己在談判中的位置，負責雙方的交流不至於出現誤解，畢竟資本主義的日本是很難了解作為工人階級代表的勞工黨是不會有秘密外交這種東西的，勞工黨認為不可能的條件就不會接受，而勞工黨認為已經達成的協約必須要不打折扣的完成，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違背常識的。
日本人一邊抱怨中國人明明就不肯履行之前滿清簽署的各項條約，現在卻要求他們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承諾，這顯然是一種雙重標準，畢竟明治日本對於條約的態度和滿清政府也沒啥區別，凡是有利於自己的都可以執行，凡是不利於自己的，能拖就拖下去。
日本人的這種心態，使得日本明治政府在初期的對外交涉中鬧出了不少笑話，直到從歐洲留學回來的精英帶回了一整個歐洲的條約體系，才總算是讓日本的外交走上了正規。當然這批精英學的也是半三不四，他們把列強在條約中體現的權力學的八九不離十，但是對於列強在條約中的責任，則幾乎都忽略了。
簡單的說，日本人的外交就是對歐洲外交的一種拙劣模仿，他們以為條約是用來維護國家利益的，可實際上條約是用來建立一種歐洲的國家關係的。
歐洲過去雖然沒有一個共同的皇帝，可卻受制於統一的神權-教皇。三十年戰爭就是歐洲世俗國家對教皇權力的反抗，也因此建立起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基礎的國家外交關係。從此，歐洲各國各民族之間的衝突不再由教皇來仲裁，而是由國家間的條約來處理。
當歐洲人用兩次鴉片戰爭把東亞霸主的中國權威性打沒之後，以中國為東亞共主的華夏體系就不復存在了，中國在這一體系中的地位就和過去羅馬教廷的地位是相似的，中國皇帝是萬國之主，各國之間的衝突都可以尋求中國皇帝進行仲裁。
豐臣秀吉對朝鮮的入侵引發了萬曆援朝事件，這就是中國天下體系最好的證明。而日本人從歐洲學來的條約外交並沒有用來填補華夏體系崩塌之後的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處理，反而變成了日本用來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所以，明治時代哪怕是最為了解國際公法的日本人，比如小村壽太郎，他們的格局都沒有超出日本一國之視野，自然也就談不上對條約體系有多麼深刻的認識了。這也是日本從明治時代獲得的百年國運，到了二戰後幾乎啥也沒剩下，反而把日本變成了亞洲公敵，不得不靠著美國過日子，難以再讓日本變為亞洲之一員的根源。
對於條約體系缺乏敬畏的外交官，他們往往會把條約當成用來限制平民的法律，而條約的另一方則成為了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階層。明治欽賜憲法的危害性，在日本的外交人員身上表現的最為淋漓盡致。
正因為一開始就把條約雙方當成了不對等的關係，所以能否保證條約的落實，條約所要維護的秩序，都不在外交官的考慮之中，如何迫使對方簽署一個不利於自己的條約，才是他們全部的工作重心。
片山潛的工作，就是防止這些談判人員試圖發揮個人能力，給中國人和印度人畫出一張不可能實現的大餅。所以他很清楚，這場談判不可能讓他們得到國內上層的認同，因為這些上層並不認為他們無條件的站在了日本國的立場。
只是片山潛離開了日本之後覺得，林信義對國家的評價還是有道理的，無條件的講愛國，而不談國家為誰所有，這實際上是要求奴隸們無條件的愛奴隸主。假如奴隸主真的那麼值得奴隸去愛，為什麼奴隸們還要反抗自己的主人？
所謂的愛天皇、愛國家，實質上就是要求人民放棄自我的權利和幸福，變為天皇和國家的奴隸。日本人民的痛苦和貧窮到底是天皇和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造成的，還是朝鮮和中國的平民造成的，這正是社會主義者必須要先搞清楚的問題。
因為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辯論，使得出國之後的日本社會主義者正式分裂了。幸德秋水和片山潛為代表的日本社會主義者變成了反天皇和反國家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而其他人則選擇返回國內，主張對日本進行溫和的社會改良，拒絕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激主義。
如果不是在中國，那麼幸德秋水和片山潛開完這個會後，估計就要被人告密抓起來了。畢竟此時的日本社會主義者中，不少人只是想要解決農村中過於激烈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他們把社會主義當成了一劑良藥，而不是真的信仰社會主義，有的人甚至根本不承認社會主義的根基在於城市工人階級，而主張要先保障小農的利益。
所以當幸德秋水和片山潛轉向無產階級革命論後，日本社會主義者之間就立刻分裂，不少人對於兩人的無產階級革命論不僅不贊成，甚至有破口大罵兩人試圖出賣日本利益的。也就是在武漢，因為日本政府沒法管，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是幸德秋水和片山潛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自行建黨，改良主義者放棄了組黨返回國內去了。
雖然放棄組黨的社會主義者達到了十分之七，使得本就力量薄弱的日本社會主義者變得更加的弱小了，願意跟隨幸德秋水和片山潛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也只有三四十人，大約和武漢勞工黨在武漢鋼鐵廠車間內的一個黨支部規模相當。
不過林信義並不認為這是日本社會主義力量的減弱，畢竟能出國參加日本社會主義黨建立的社會主義者本身就沒有幾個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和小工廠主。他們留在黨內除了製造思想上的混亂外，不會有其他好處。國內的工人階級一旦尋求黨的領導，自然是一個思想認知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更能獲得工人們的支持，要是黨內思想混亂，工人們連支持誰都搞不清了。
幸德秋水和片山潛雖然不怎麼認同林信義的看法，他們和這些社會主義者有著長期往來，過去和藩閥政府對抗時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對這些人的離開還是覺得惋惜的。但是他們也承認，當這些社會主義者離開後，建黨就順利多了，因為留下的人都認為黨只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會去追求所謂超越階級的人道主義，並認為農民需要通過改造，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盟友，而不是農民天然就是無產階級的盟友。
不過其他談判人員就沒有片山這麼鎮定了，一向主張儘快達成合作的松方總裁自然不用說，藉助林信義的話語，他極大的批評了團隊內的一些人整天給談判製造障礙，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旗幟，結果卻阻擾了有利於國家的談判工作。
松方幸次郎雖然沒點名，但大家都知道他說的是吉田茂。此次談判實質上是海軍聯合了政商勢力和中國印度的私下接觸，因此談判團隊並沒有明確的負責人，大家都是各自勢力推薦過來的，主要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是真正負責談成什麼。
松方幸次郎雖然看起來代表著松方元老，但其他人背後也有著各自的派系支持，因此對其並不是俯首貼命。特別是吉田茂，他很清楚松方幸次郎並不是松方家的代表，他這次參加談判實質上是為了擺脫家族對其的控制，因此吉田茂更加不會在意松方身後的家族，這就使得吉田茂在團隊中往往和松方意見相左。
松方幸次郎雖然不是什麼強勢人物，但也被吉田茂弄的心浮氣躁，要不是看在吉田茂身後的牧野伸顯，他早就和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正面衝突了。他自己倒是明白的很，他想要擔任大臣，牧野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否則他兄長能強行把他按回去，畢竟牧野作為松方派系的接班人，還是能夠替他擋住兄長的壓力的。
不過等林信義表明，如果在新政府名單決出之前還沒有什麼談判成果，那麼新政府會自行接手談判，這對於松方幸次郎來說就沒法再忍了，沒有這場談判帶來的聲望，他拿什麼去擔任大臣，這個時候牧野的面子也顧不上了，大臣的位置都要飛了，還管啥牧野的面子。
而原本還附和吉田茂的一些人，這次也沒敢出聲為吉田茂辯解，因為他們也都清楚這個事實，要是談判沒結果，對於他們個人來說就是白跑了一趟中國，他們回去後只會被派系視為無能，而不會有什麼獎勵。但是如果在新政府組建之前簽署了任何紙面的東西，大家就可以拿著這個東西向新政府邀功，這對於大家的政治前途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原本對吉田茂和松方幸次郎之爭，這些人還偏向吉田茂，畢竟松方是元老之子，再怎麼支持他，他都會覺得這是給自己老爹面子，是應該的。而支持吉田茂就不同了，吉田茂肯定會感激他們的，畢竟他們為了大義站在了吉田這邊。
不過當這種站隊變成了打翻這場政治宴席的行為後，他們立刻就改變了立場，吉田茂的個人感激，顯然不如新政府給他們的酬勞更誘人。哪怕是吉田茂面對會議上眾口一詞的批評聲，也不得不先改口承認錯誤，表示自己看待問題過於片面，從而延緩了談判工作，但他強調自己還是支持三國合作方案的，對此方案並無個人意見。
林信義聽完了眾人的表態，然後就談判中三國遇到的障礙進行了定調，確定了讓步的範圍和基本的底線後，就結束了對於談判工作的討論。他在會議結束時，意味深長的告訴眾人：「和中國、印度人民委員會的合作談判，這是為亞洲各國今後的合作建立一個範本，海軍不會容許有人在這一問題上自由發揮的，因為這是海軍的根本利益，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