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武漢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明媚的陽光灑落在武漢三鎮，看起來就像是一座陽光之城。和東京多雨的天氣不同，入秋之前的武漢幾乎都是晴天，這讓吉田茂甚為喜歡這座城市的氣候。
從列強叩開中國的大門後，長江中部的武漢就成為了列強關注的中心城市，如果說上海、廣州、天津是中國沿海輻射內地的中心城市，那麼武漢就是輻射了整個南部中國的中心城市，長江航道為這座城市提供了一個便捷的快速通道，使得列強能夠以極短的時間把力量從沿海調動到這裡。
所以列強一直都在謀求把長江作為公共水域而不是中國的內河來管理，如果不是武漢政權的崛起，辛丑條約原本已經讓列強達成了初步的目標。武漢工農兵政權的崛起，不僅列強難以理解其形成的迅速，就連吉田茂也很難理解這個怪異的政權。
為什麼吉田茂覺得武漢政權怪異，因為他在武漢沒有看到多少傳統文化的影響力。東亞三國同文同種，這句話可不是口號，而是三國的上層精英確實可以通過漢字及漢文化的典故進行交流。
所以高杉晉作來中國遊歷時對列強在中國的暴行感同身受，認為列強必然也會如此對待日本，而不是覺得日本也可以和列強一樣對待中國人。同樣的，朝鮮的開化黨在朝鮮保守勢力和日本之間選擇了後者，同樣是認為日韓一體，與其讓朝鮮淪為列強的殖民地，那麼還不如認日本作為宗主，以改革朝鮮舊制。
從這些歷史就能看出來，日本和朝鮮的革新勢力，他們所主張的開化和改革，其本質都是為了保存本國的文化精髓，以避免亡國滅種。
只不過日本走的更遠一些，一度把代表漢文化的佛教也給廢棄了，試圖建立起以神道教為核心的本土文化。而朝鮮的獨立性較差，和中原文化聯繫的太緊密，因此主張保儒學，保華夏之道統，因此需要西洋的奇技。
至於滿清的洋務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滿漢兩族就沒達成過一致意見，滿人是希望學習西方技術以鎮壓漢人的革命，而漢人士大夫則希望能夠學習西方技術保衛名教，這個名教實際上和華夏傳統已經沒啥關係，而是維持地主階級統治的思想枷鎖。
從東亞三國的開化和改革過程來看，無疑日本最激進，朝鮮次之，滿清最反動，因為滿清上層不是為了保衛本國的文化傳統，而是為了鎮壓革命。所以在戰勝了中國之後，日本人對於清國人是有著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的，因為他們覺得清國人不夠開化是一群野蠻人，所以才會被小小的日本所擊敗。
日本人在甲午戰爭前後心態上的變化，一度導致了日本精英對於漢文化的鄙夷姿態，因為在日本戰勝了清國之後，日本人很難再承認漢文化是先進而文明的。畢竟漢人自己被蠻夷統治了二百多年，現在又對付不了西洋文明，可見漢文化就是一種弱小的文化。
對於一個長期生活在地震帶上的島國來說，危機感始終伴隨著每一個日本人，對於日本人來說，強大的團體至少能讓自己活下去，而弱小的團體只會讓自己變成獵物。漢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力是建立在白江口之戰和萬曆朝鮮之戰上的，當日本意識到漢人的文化不足以保衛漢人自己後，日本人也就開始真正遠離漢文化了。
像吉田茂這種從小學習漢學的日本精英，雖然對漢文化的典故如數家珍，他四歲上學，十一歲入耕余義塾就讀，主要學習漢學，中國及西歐諸國歷史，但日清戰爭之後便開始全面學習西方文化，最終接受了英國的法律和外交方式。
他對於中國沒有傳統日本文人那種精神上的故鄉之感覺，反而認為中國是距離日本最近的未被列強所佔領的最後一塊沃土，日本想要成為列強，就必須要把這塊沃土吞噬下去。自小學習的漢學，反而被他視為了打開中國人心的鑰匙和吞併中國的工具，他絲毫沒有和中國的漢人有什麼文化上的共鳴。
其在東北短暫的外交官經歷，也讓吉田茂再一次加深了漢人無能力治理國家的印象，雖然中國人能搞一些商業，在農業上也相當的有經驗，但是他們對於現代國家的治理，國際社會的準則一無所知，這些中國人依舊生活在中世紀。
吉田茂甚至還發表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人不懂什麼叫公共事務，也沒有什麼公共道德可言，中國人把國視為皇帝的家產，所以國家興亡是皇帝的家事和國民無關。同樣的，中國人只關心自己的家事，對於其他人的事情漠不關心，所以在中國沒有什麼公共事務可言，也就不能發展出西方的城市自治組織。
中國的鄉紳雖然會承擔一些諸如救災、治水的公共事務，但其本質是為了維護地方的秩序，以避免自己的生活受到打擾，而且土地幾乎都在士紳手中，所謂治水其實就是給自己謀求好處，自然也算不上是什麼公共事務。
吉田茂總結道：中國的人口超過了印度，有四萬萬之眾，是全世界一等一的人口大國，但這四萬萬民眾不過是四萬萬自私自利之徒，他們不會為了旁人的利益去犧牲自己的利益，他們畏懼強權又熱愛強權，只要給他們一丁點權力，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為給眾人謀利，而是要為自家謀利。
所以四萬萬人不過是四萬萬散沙，所以滿人可以以不到百萬人口統御中國，這正是漢文化的落後之處。滿人既然能夠以落後但團結的小族統治中國，日本自然可以憑藉先進的國體入主中國。
吉田茂甚至還打趣道：「滿人常說，今日中國之遼闊疆域都是滿人打下來的，大明不過只有內地十八省，其他地方都是滿人帶給中國的嫁妝。那麼我大日本帝國征服亞洲，然後入主中國豈不是更理直氣壯？英國人要是當了中國皇帝，大英帝國的榮譽自然也是中國的榮譽，可見中國人是容易被征服的，因為漢文化就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獻媚的文化。」
不過吉田茂在抵達武漢之後，他在東北樹立起來的對中國人的愚昧且自私自利的印象算是被徹底粉碎了，武漢是一座新城，這種新不是單指城市建設，而是連城市文化的內核也是嶄新的。
在中國，西化的城市其實不少，廣州、上海、天津都是較早開埠的港口城市，同時也是列強不斷展現其自身實力的地方。其中上海的租界不僅成立較早，且發展速度也遠超其他港口城市。
1845、1848和1849年，英美法三國，分別再上海設立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之後租界地方不斷擴大，到了1908年上海租界的面積已經超過了上海縣城的面積。
英國人在經營上海租界上是不遺餘力的，南京路和外灘作為公共租界的核心，到處都是西式建築，英國人還在租界內建立起了西方的城市公共事業。如果不去瞧租界以外的貧民窟的環境，那麼上海公共租界確實是遠東最出色的現代城市街區，不管是從建築的樣式和現代的城市公共服務來說，都不比歐洲的大都市差。
不過要是把租界外的貧民窟也視為上海的一部分，那麼上海這座城市和加爾各答也沒啥區別，老爺們住在白區，下等人住在城市邊緣的黑區，白區的富麗堂皇和廉價周到的服務，是建立在對城市邊緣的廉價勞動力的壓榨上的。
所以上海這座城市看不到多少中國人的東西，這座城市就是為白人殖民者服務的外來之城，城市裡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是為白人所有，中國人在這座城市裡的形象只有黃包車夫、跑街、妓|女、苦力、癮君子，你看不到一個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紳士住在這裡，因為這座城市的主人不是中國人。
這樣的上海雖然繁華，但是對於日本人來說只有恐懼，他們把上海稱之為魔都，認為白人把中國人吞噬在了這座城市的底部，變成了城市不斷擴張的基礎。相比之下東京雖然被稱之為大鄉村，但好歹東京還是屬於日本人的。
武漢同樣有著許多西方建築，德國人在這座城市的建設上提供了極大的支持，事實上德國自己也是一個才開始城市化不久的新工業國，柏林就是一座新的城市。所以德國人在武漢，主要是漢口和漢陽兩地進行的建設設計，極大的借鑒了柏林城的建設經驗。
但是德國人不會把這座城市稱之為德國的武漢，因為城市的主人是中國人，他們不過是被委託了城市建設的設計任務。雖然德國人倒是很想把武漢變為和上海一樣的，屬於德國人的地盤，甚至願意拿膠澳的租借協議來換，但是德國人終究壓制不住武漢的工農兵政權，自然也就沒法如英國人那樣在武漢建立起國中之國的公共租界。
讓吉田茂感到震驚的就在於這裡，在中國的其他地方，洋人都是不受中國法律約束的特權人士，雖然這引發了許多矛盾，但是中國的官員本身就是特權階層，中國人和洋人的矛盾在於洋人是否也和官員一樣不受法律約束，而不是任何特權都是不應該存在的，許多中外矛盾都是士紳和洋人的對抗，洋人和普通百姓之間的矛盾，其實主要是傳教問題，而不是洋人的特權問題。
中國的平民承認官員有特權，但是洋人不當官就不應該有特權，所以當一個洋人普通百姓獲得了官員的特權後，對於平民的認知就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因為他們第一次意識到，特權這玩意不是士紳的特權，而是強盜的特權。只要能打的過朝廷，那麼就算平民也可以獲得特權。這樣一來，原本對於封建體制的盲從心理就破滅了。
義和團運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平民對於封建等級制度的否定，拳民試圖通過武力來獲得和洋人一樣的特權。不過八國聯軍用武力把義和團運動鎮壓了下去，這使得北方的民眾不得不承認洋人確實享有和官員一樣的特權，因為他們都有著強大的力量。
吉田茂在東北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中國社會，不要說那些白種人在東北可以享受特權，就連日本人在東北幾乎也不會受到法律的約束，中國的平民對於任何洋人都採取了溫順的屈服姿態，完全不能想像就在幾年前，這些中國平民還試圖把所有的外國人趕出中國。
而在武漢，不要說日本人，就連白人也不能拒絕警察的問話和檢查，武漢也是日本浪人絕跡的一座城市，就算有浪人來這座城市，也會掛上一個正當職業的招牌，否則就難以在此地立足。
在吉田茂眼中，這裡的警察制度和東京沒什麼區別，甚至比東京更加的嚴密，因為東京的警察不會尋求市民的幫助，而在武漢這裡，警察和市民之間的關係要融洽的多，在抓捕小偷時，常常看到市民出手協助警察。
在一座新興城市中必然會出現許多流浪人口，一部分是從外地過來討生活的，一部分則是失去工作而被迫流浪街頭的，這些流浪人口構建成了大城市的底層，從而成為了這座城市的陰暗面。不管是東京或是大阪，都有著龐大的流浪人口，吉田茂在武漢看到有人在街頭乞討、搶劫並不感到意外，這就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必然會帶來的社會問題。
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市民居然敢冒著被犯罪團伙報復的風險幫助警察，這在東京和中國都是少見的現象。一方面警察代表官廳，作為政府管束民眾的第一線人員，民眾對警察的印象其實不會好，特別是中國的警察，大多沒有接受過教育，有的甚至就是黑幫的庇護者，民眾看到警察躲都來不及，還談什麼幫助警察抓賊。
武漢市民對於警察的信任，給了他很大的震撼，吉田茂認為，這是民眾把政府當成自己人的一種判斷，這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畢竟官民之間的對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僅僅從這點來看，武漢這座城市也非常的不符合傳統中國文化的標準。
武漢和盛京、營口等東北城市一樣，作為一個新建立的城市，城市的街道上基本看不到什麼老年人，但是和東北城市不同的是，武漢市民的衣著要大眾化的多，幾乎都以棉布為主，穿著傳統的絲綢大褂的人很少。
在東北的城市裡，社會各階層從衣服上就一目了然了，下層民眾幾乎是衣不蔽體，中間階層也就是樸素的長袍，達官貴人則穿絲綢和貂皮。這還不提官員出門必然有開道的衙役，普通富豪身邊也必然帶著一幫下人，否則就難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和保護自己的安全。
但是在武漢，大眾化的服飾掩蓋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異，即便是政府官員也不過是穿西服和騎自行車，很難看到大批護衛開道巡街的。對於這種變化，吉田茂其實是感受頗深，因為過去江戶時代大名出行也是浩浩蕩蕩的，但是明治維新之後，這種大名出行的排場就變得可笑起來了。
武漢市民的服飾和官員的出行改變，實質上已經表明了這個政權正在走向現代文明。吉田茂過去認為中國人不可能這麼做，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限制了中國人這麼做，但是武漢的所見所聞，則粉碎了他對於中國人頑固不化的印象。
事實上武漢的變革要比維新政府更加的激進，因為維新政府保留了天皇體制，所以雖然廢除了武士的特權，但依然還是承認社會等級制度是存在的，也是必要的。一人之下，萬民平等，可只要有一個人高於萬民，那麼必然就會有一幫人想要躍居於萬民頭上。
而作為工農兵政權的武漢政府，他們是不承認皇帝的神聖性的，並認為滿人入關能夠成功就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反動造成的。因為大明皇帝自己救不了國家，也不允許平民自救，結果就使得漢人成為了滿人的奴隸。
在這種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激進批判下，舊的社會等級制度和綱常倫理都成了反動思想，中國人提出的人人平等要比日本的平等社會思想更加的平等。而其造成的後果就是，武漢這座城市的高速發展，漢水上開始建設第三座橋樑，而跨長江大橋也正有條不絮的建設著。
只要看一看武漢民眾的精神面貌，再想像一下4萬萬人都被人人平等的思想號召起來如武漢人這樣建設，那麼對於日本或其他國家來說，就是恐怖的噩夢，這一刻的吉田茂反而開始覺得東北那些愚昧而順從自己的中國人，其實更加的像中國人，武漢這裡的中國人顯然過於迷信西方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