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三島家的書房後，松方幸次郎覺得自己花十萬日元買下的調查報告書果然是物超所值。海軍軍令部文化課啟動了對海軍相關產業的調查行動，一開始松方以為這是海軍中某些人想要來撈取好處的。
就算他父親是松方正義，也打通了和齋藤實的關係，川崎造船所和三菱造船所依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為三菱自己的海運事業就能為三菱造船所提供大批的訂單，而川崎造船所則並無龐大的航運事業可以支持自己的造船事業。
因此海軍的訂單對於川崎造船所來說，實際上要比對三菱造船所重要的多，而川崎造船所的技術實際上並不比三菱造船所強，因為三菱造船所的前身長崎造船所，比川崎造船所成立的更早，技術骨幹也更多一些。
川崎造船所現在能夠獲得海軍大型軍艦的訂單，主要還是依賴於人際關係。但海軍可不是什麼軟弱的部門，這是和陸軍合併稱之為軍部的，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強力部門，松方元老的面子可以給，可不代表海軍需要仰松方元老的鼻息，說到底松方代表的還是大久保一系的政商力量，而海軍一直是西鄉家的地盤。
松方正義當初大權在握，把兩大官營船廠出售給三菱、川崎財閥，海軍可不是沒有反對過的，最終海軍保留了自己的橫須賀造船所，並不斷發展為了今日日本造船技術最強的船廠，日本海軍的戰列艦就是在橫須賀造船所開建的。
所以海軍上層雖然對松方元老比較尊重，但是海軍上下對於松方元老並沒有什麼好感，因為海軍認為松方元老把官營船廠出售給三菱和川崎，完全是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是國家資金難以維繫，所以需要讓私人資本來接手造船所。
海軍對於松方元老的非議並非空穴來風，1884年長崎造船所交給三菱財閥之後，1885年海軍就開始了大舉造艦的計畫，為日清戰爭進行準備工作了。也就是說，只要再晚上幾個月的時間，官營船廠就會活下來，1885年連石川島造船所和小野濱造船所，這樣的民間小廠都接到了4艘炮艇的訂單，三菱財閥正是依賴著海軍的訂單走出了和共同運輸社對抗的財政困境。
因此松方幸次郎對於海軍方面的調查從來是不會等閑視之，因為他知道自家對於海軍雖然有影響，但並不是那麼的深入。要是讓海軍對川崎造船所產生了什麼成見，父親和兄長多半會把責任算在他頭上，而不是去找海軍算賬，因為算不了。
海軍對於民間船廠的調查自然不會只有這一次，事實上海軍為了擴大維修軍艦的能力，對於各民間船廠的技術能力都會保持關注，只不過這一次的調查規模更大，調查的內容更為廣泛，以至於許多民間船廠都產生了不勝困擾的感覺。
過去的調查，基本上海軍只會來一兩人，搜集一下船廠的設備情況，人員情況，也就打道回府了，船廠這邊只要好好招待對方，這些軍官幾乎都會給一個稍好的評價。
但是這一次的調查，這麼多軍官下來，船廠想要拉攏也有無從下手之感，因為軍官人數太多，收買一兩個顯然是行不通的，全部收買的話船廠受不了，且擔心傳揚出去反而成為了醜聞，到時船廠反而要倒霉了。
各民間船廠其實也動用過海軍的關係，希望海軍能夠縮小調查人員和調查時間，以免妨礙到船廠的正常工作，特別是當海軍調查小組為工人的工作時間、福利待遇和船廠進行協商時，更是引發了資方的不滿，認為海軍的調查小組已經超出了許可權。
只是齋藤實對這些抗議完全是充耳不聞，其他海軍高層有的一開始還表示要糾正一下調查小組的工作內容，不過很快這些人就不肯出來和老朋友見面了。
松方幸次郎要比這些船廠的老闆知道內情，知道這一次的調查是海軍中的新進紅人林信義中佐主持的，連他父親都提醒他，不要去干涉海軍調查小組的行動，因為這一次的調查有可能是河原總長和山本海相之間的權力鬥爭。
松方幸次郎對於海軍調查小組的調查行動是不大滿意，畢竟作為川崎造船所的總裁，哪怕他平日里被父兄壓制著，對於川崎造船所的大的方針沒有決定權，但在造船所內也是說一不二的存在，這裡就是他的地盤，現在有人進入到他的地盤干涉他的權力，這哪裡能讓他感到舒服。
但是松方幸次郎也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否則他也不能被派來充當川崎造船所的總裁，僅僅是為了保持松方家對於川崎造船所的影響力，還有許多職位可以選，沒必要把一個需要負責日常工作的總裁位置交給他。
放下了對於海軍調查的不滿情緒後，松方幸次郎很快就發現，因為對海軍採取的妥協行動，對工人的勞動時間、福利待遇做了儘可能小的調整，但是工人的效率提升了，材料損耗也下降了，從對比數據來看，船廠反而獲得了收益。
從結果來看，海軍調查小組並不是在給船廠找麻煩，而是優化了船廠的勞動組織，提升了船廠的管理能力。松方幸次郎這才開始親近起林信義，並將之視為海軍中真正的人才。
只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海軍文化課居然那一份調查報告總結，表示要賣給川崎造船所，還附贈一個大臣的位置。老實說，花十萬日元購買一份調查報告雖然扯淡，但如果把這當成是給海軍的交際費，那麼十萬日元其實並不是很難令人接受的價格。
據松方幸次郎本人了解到的海軍的腐敗情況，那些負責採購軍艦的軍官們胃口是相當大的。比如軍艦的材料海軍堅持要進口，而這些進口的材料都是海軍出面去訂購的，海軍軍官公然向船廠索要傭金，並把傭金併入了材料價格，原價八九百日元一噸的特殊鋼材，船廠要以千日元左右的價格購買。
還有向國外船廠訂購的軍艦，一艘3000噸的軍艦，船廠給出的單價是850日元一噸，總價255萬日元，但是海軍會把預算做到300萬，45萬日元的差價就落入了軍官們的口袋。海軍的腐敗之風，在業內幾乎是聞名的。
所以，海軍文化課要求10萬日元的賄賂，在松方幸次郎看來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海軍文化課究竟值不值這個價錢，畢竟造船廠過去主要還是和海軍省、艦政本部打交道，軍令部這一塊是管不到造船的。
文化課如果不能給川崎造船所帶來好處，那麼川崎造船所也是很難下決心花十萬日元購買一份沒什麼實際需要的調查報告的，畢竟海軍的調查內容其實川崎造船所基本是了解的，即便沒有這份調查報告，造船所也明白造船所到底存在著那些問題。
當然，文化課要求這麼高的價錢，是聲稱報告的最後有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建議，十萬日元其實是廉價了，川崎造船所必然能夠從中獲得比十萬日元更多的收益。
松方幸次郎對於文化課的這種說法是嗤之以鼻的，如果文化課的分析建議真有這麼重要，那麼文化課這些人就應該自己去開公司了。但是他對於文化課課長林信義卻不能等閑視之，他很清楚對方今後必然是海軍中有力的支柱，眼下他在文化課，可不代表今後林信義不會坐在齋藤、山本的位置上，到時對方要是記恨今天的事情，他就是給自己挖坑了。
出於對林信義的忌憚，再加上對林信義給出逇大臣位置頗為心動，東鄉正路出面為文化課的工作做出擔保，松方幸次郎自然不會再把林信義的承諾當成一種大話了。他抱著半信半疑的心態，購下了文化課的調查報告，川崎造船所的股份可不是他的，嚴格來說松方幸次郎只是代表松方家出任造船所的總裁，造船所的股份是屬於松方家族的，也就是他的哥哥松方嚴。
如果花了十萬日元真能給自己弄一個大臣的位置，松方幸次郎當然不會吝嗇這10萬日元。事實上藩閥政治下，大臣的位置也是可以花錢購買的，比如普通的大臣大概五六十萬日元也就能夠拿下了，當然這是需要關係的，沒有關係可弄不到大臣的位置。
陸軍雖然被長州派把持，但是陸軍大臣這個位置，除了長州人之外，必要的公關經費也是不可少的，長州閥內部的爭權奪利，可一點都不比對外部各方勢力的鬥爭差多少。
陸軍在對外用兵上，貪污的軍費並不比海軍清廉，比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一役中，陸軍搶劫了北京戶部銀庫和大量的中國權貴家庭，但是陸軍報給內閣的賬目，連清國戶部存銀的數量都不對，這些錢最終去哪了，也沒人敢過問。
作為八國聯軍中日軍統帥的山口素臣，他從北京運回的財物之多甚至遭到了日本報紙的批評，但是在桂太郎的保護下，這件事很快不了了之，據小道消息說，陸軍高層都收到了山口贈送的北京帶回的戰利品。
所以，陸海軍大臣看起來不能被金錢購買，但實際上想要成為陸海軍大臣，沒有高額的公關費用，光是長州、薩摩人也是不夠的。花川崎造船所十萬日元，能夠給自己換一個大臣位置，這當然是非常划算的買賣。
只是松方幸次郎雖然付了錢，可始終覺得不是很踏實，倒不是可惜那十萬日元，而是對能否真有大臣的位置落在自己身上，感到了患得患失。他很清楚，如果不是出現意外，他是不可能坐上大臣的位置的，松方家假如有這樣一個機會，那也是兄長松方嚴的機會。
但是今日這場會談，松方幸次郎終於感覺到大臣的位置確實在向他招手了，這令他對林信義的懷疑完全消除了，在遠離了牧野、三島兩人的視線後，松方幸次郎主動的向林信義表示了對牧野、三島兩人的不放心，「牧野和三島會不會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和兄長？牧野這個人心思很多，三島則是出了名的見風使舵，他們和我們未必是在一條船上。」
對於松方幸次郎的擔憂，林信義還是能夠理解的，畢竟四個人中他的位置其實最容易被取代，畢竟松方嚴作為松方元老的長子，其實更能代表松方家。牧野想要成為松方元老之後的薩摩閥領袖，獲得松方家的支持，比得到松方幸次郎的支持要重要的多。
不過這也正是他選擇松方幸次郎的原因，一個能夠代表松方家的人，其實更有可能和牧野、三島沆瀣一氣，因為他們的共同利益更多一些。而松方幸次郎就不一樣了，他身上雖然有松方家的背景，但是沒有了自己的支持，他現在的一切就會被松方家奪走，他最終就會成為松方家推出的傀儡，就如現在他在川崎造船所擔任的總裁，大的權力沒有，卻要承擔起作為總裁的責任。
這大約是日本政治家族的一種通病了，掌握權力的人總喜歡退居幕後，然後找一個傀儡在幕前承擔責任，也就是所謂的雙重權力制度。這種雙重權力制度在德川幕府時期最為盛行，大約是德川家吸取了織田家和豐臣家的教訓，家主的威望太高，結果家主去世之後，後續的家主完全無法接收前任家主的權力，最終被外人竊據了大權。
但是這種雙重權力制度發展到後期，就成為了上位者推卸責任的一種手段，即退位的將軍想要保留作為將軍的權力，又不想承擔起決策的責任，於是名義上的將軍就成為了實際權力者的傀儡。
西南戰爭之後，這種德川幕府時期流行的雙重政治再度復活，畢竟西鄉隆盛可是打著反對政府的名義起兵的，實際上已經把天皇也納入了討伐範圍。西南戰爭之後，伊藤進一步反對天皇親政，就是擔心天皇的威信受損，農民起義將會無法遏制。
松方幸次郎選擇和他合作，就是希望能夠擺脫作為松方家族傀儡的地位，更進一步的說，就是松方幸次郎對自己的兄長沒啥信心，松方正義在的時候，對他這個兒子還不會輕易放棄，但是等他兄長完全掌握家族權力時，他這個替罪羔羊被丟出來的概率就大大上升了。
因此，他對於松方幸次郎把自己稱我們，把牧野和三島稱他們的行為，並不感到驚訝，這正是他想要看到的結果。不過他也沒打算真的讓大久保一系內亂起來，因此還是對松方幸次郎進行了安撫。
「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畢竟牧野和您兄長的關係，肯定是要比和您的關係更加的緊密。只是，在這個計畫中，具有決定權力的是我們，不是牧野和三島。
比如外交方面推動和平，也不一定需要牧野伸顯才能完成，日本銀行那邊也不是非要三島先生才能解決亞洲內部貿易的結算問題。牧野子爵如果明白事理，那麼就該知道，這件事的主持者是海軍，不是他…」
松方幸次郎聽明白了林信義的話，也知道了林信義會堅定的支持自己，他大為感激的表白道：「信義君的友情我是不會忘記的，今後你有什麼吩咐的話，我一定會照辦…」
這個時代的日本人性格真是夠直接，林信義聽到松方幸次郎對自己的表白，心中想的不是其他，而是冒出了這樣一個念頭。對他來說，其實觀察這個時代和後世的不同之處，比揣測這個時代的人心要更有意思，不同時代的人心幾乎都關心著相同的兩件事，名和利。不同的是，如何對待名利，不同時代就有著不同的方式。
不過林信義倒是明白，明治時代的日本人的直爽性格是和五條誓文分不開的，而當維新政府用欽賜憲法取代了五條誓文，並在言論上加以控制之後，日本人就越來越不願意說真話了。某些大國之人以為，日本人兩面三刀的性格是一種民族性，但實質上不過是明治憲法和言論控制塑造出來的國民性。
只要看一看滿清治下中國人的愚昧和麻木，官僚的欺上瞞下就能知道，封建專制主義對於人的性格扭曲效果。一個國家的道德出現滑坡，不是人民失去了道德標準，而是官僚迫使人民放棄了道德。越是人倫喪失的社會，上層就越是標榜聖人君子，康熙、乾隆如此，昭和天皇也如此，這是人類社會的通病，不是什麼日本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