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旬，林信義等一批軍官獲得了晉陞令，加上文化課各正式成員已經到位，林信義於是便召開了一次文化課正式成立的會議，一是讓課員們互相熟悉一下，二則是宣布一下文化課的工作方向。
軍令部其他各課都是需要部長進行指導工作，軍令部各班已經改換成各部，雖然只是名稱上做了改變，但實質上軍令部終於實現了和海軍省平起平坐的理想，成為了高於其他中央各部半級的機構。班改部就是代表軍令部已經不再是部級機關，而是領導部級機關的存在。
第四部原本是負責通信事務的部門，在軍令部各部門中排名最後，名義上這個部門的工作內容是負責整個海軍的通訊規劃設計，但實際上通訊單位歸海軍省管理，通訊計畫只是按照第一班作戰班的要求提供通信保障計畫，甚至有的時候作戰班乾脆直接給第四班下達指令，要求他們按照作戰方案來補充通信計畫，壓根就沒有給第四班發揮的餘地，可一旦出了問題，第四班又要為通訊不及時承擔起責任。
因此這個新成立不久的部門正是軍令部中的養老院，大家來這裡不是過渡就是等待退休的，壓根不指望能在這裡做出什麼成績來。但是林信義歸來之後，先是在第四班下建立了文化課，接著又從海軍省手中奪取了對無線電研究所的管理權，通信課也改名為通信技術課，第四部總算看到出人頭地的曙光了。
但是，過去作為養老院的時候，沒什麼人想來第四部，可現在第四部的通信技術課和文化課看起來前景都很光明，明顯都是可以出成績的地方，於是第四部的部長和通信技術課的課長都成了令人垂涎的好職位。
不過沒人會來和林信義爭奪文化課的控制權，一方面在於林信義憑藉一己之力改變了第四部的地位，可以說第四部未來的發展都和其有著不小的聯繫，自然沒人願意去得罪他；
另一方面就是文化課到底該做什麼，其實大家心裡都沒數，也只有林信義能把這個新部門玩出新花樣來，大家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文化課的九名課員來歷也很有意思，水野廣德大尉、百武源吾大尉是林信義的前輩，但是剩下的7人除了豐田貞次郎中尉是海兵33期，其他六人一半是海兵32期的，一半是陸戰學校第一期的。由這些人事安排也能看得出，軍令部的主官對於文化課並沒有採取什麼牽制措施，林信義在文化課內佔據了絕對的控制權。
水野廣德大尉是文化課內最年長之人，他也是唯一一位此前未和林信義見面過的課員，百武源吾大尉在學校期間還是和林信義見過面的。而看著文化課內只有兩個中尉，一個是33期的豐田貞次郎，一個是32期的津田靜枝，水野廣德也是感到了沉重的壓力。
不過除了百武源吾這個大尉有些水分外，其他幾位大尉卻都是有著實打實的功績打底的，陸戰一期的三位就不必說了，他們三人跟著林信義去了印度一趟，大尉其實已經是低授了，事實上有人也和這三位談過，如果他們願意離開軍令部的話，就可以授予少佐軍銜，留下則只有大尉。
松下薰、井上繼松兩人，在海兵學校期間就是研討會的核心人物，並受過獎賞，所以這兩人的大尉也一樣不存在水分。事實上兩人在32期都屬於第一選拔組成員，他們留在艦隊中前途更佳，但是松下薰不喜歡艦上生活、井上繼松和同事處理不好關係，因此兩人最終還是選擇來文化課。
看過這些課員的履歷，水野廣德也知自己就算是林信義的前輩，也不可能撼動對方在文化課的權威，當然他也沒有這個想法，畢竟他能來文化課是憑藉了秋山真之和林信義的友誼，他當然不會去和對方爭奪什麼權力，倒是百武源吾或者還有這個可能，畢竟百武不僅僅是前輩還有著深厚的背景。
但是等到這場會議召開之後，水野廣德便覺得百武源吾應該是沒法和林信義爭奪什麼文化課的權力。在會議召開之前，林信義帶來了一副捲軸，說是作為文化課成立後的前途指南針，不過當他打開捲軸後大家發覺上面只是裱了一張白紙。
就在眾人懷疑林信義拿錯了捲軸時，卻見他拿著空白無一物的捲軸對著眾人說道：「這就是文化課現在的情況，一張白紙。文化課的未來有待於我們一起去填充內容，所以大家的想像力和執行力，決定著文化課的未來到底是絕世名畫，又或者只是廢紙一張。」
隨著眾人被林信義的開場白吸引住後，林信義便放下了手中的捲軸接著說道：「如果我今天和你們強調紀律和服從，那麼海軍不過是多了一個服從上命的官僚機構，這樣的機構在海軍中比比皆是，我不認為這種機構對海軍有什麼好處，畢竟文化對於提升軍隊的戰鬥力來說是相當玄學的，與其通過文化來激發軍人的勇氣，倒不如老老實實的多購買一艘軍艦，多訓練一次作戰和開船的技藝。
所以，文化課雖然有負責激勵軍人士氣的責任，但這並不是文化課的全部工作。現在，我想請大家各抒己見，說說看，文化課究竟還有什麼工作是我們必須做的，什麼工作是可以做的…」
水野廣德大尉很快就發覺，除了他和百武源吾大尉之外，其他人很快就進入到了討論狀態中，顯然這種會議模式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這種沒有主題的會議就有些讓人難以適從了。海軍中並不缺乏可以自由討論的會議，不過這種自由討論是在上官先確定了主題之後的自由討論，而不是連會議主題都在討論範圍之內。
應該來說，海軍內部的民主氣氛要比陸軍強的多，但這種強也只是和陸軍作對照，明治初期建立現代陸海軍時，軍中的民主氣氛還是比較濃烈的，畢竟大家對於什麼叫現代的陸海軍一無所知，所以只能集思廣益。在這種不分階級的討論中，日本才建立起了一支有別於封建時代的現代軍隊。
不過隨著陸軍轉向學習德國軍制，和西南戰爭造成的對軍中異己思想的鎮壓，陸海軍就開始變得保守且重視階級起來了，上級對於下級的蠻橫無理舉動，下級必須要無條件的服從，不得反抗，否則就要受到軍法的懲處。
水野廣德和百武源吾都是在這種異化的軍事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當然後者受到的上級刁難要比前者少得多，畢竟軍中欺負人也是要看背景的，對於那些地位高貴的皇室成員和軍二代，他們只會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而不是這種服從性的折磨教育。因為對於皇室成員照顧的過於周到，以至於伏見宮博恭王主動退學跑去德國留學了。
所以水野廣德和百武源吾都感受到了在圈子之外的隔離感，雖然林信義在會議中並沒有區別對待他們，但在這樣的自由討論中，兩人發覺自己的資歷失去了效用，能夠在會議中取得主導權力的，只有那些發表意見獲得多數人贊同的人，而不是前後輩關係。
一般來說，林信義雖然就任了文化課課長一職，但水野廣德和百武源吾作為課內的資歷深厚者，將會順理成章的負擔起課內的日常工作，這也是兩人被安排來此的一個原因。但是這場會議就打破了這個潛規則，在會議的討論過程中，大家很自然的就把文化課的工作分為了三個部分：內宣工作、外宣工作、總務工作。
林信義順勢就把水野廣德和百武源吾及井上繼松大尉三人安排在了內宣工作上，畢竟這也是海軍上層認為的文化課的主要工作，其他六人則分別安排在了外宣小組和總務小組，文化課也就粗略的分成了三個工作小組。
水野廣德意識到，他和百武兩人實際上失去了位於林信義之下的第二、三人的地位，現在課內各人顯然是平等的，沒有什麼明顯的上下級關係，大家手上各有分管的工作，對於有爭議的部分則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雖然這種工作分配的模式削弱了他和百武的資歷優勢，但水野還是保持了沉默，沒有對林信義提出異議，因為林信義能夠把工作安排到每個人，這點就很讓人吃驚了。在來文化課之前，他都沒想過文化課居然有這麼多工作可以做，但是現在這麼一討論，水野才發現文化課要做的工作居然比作戰部都要繁瑣了，這些工作他完全不知該怎麼入手，因此自然也就沒什麼可爭的。
百武源吾的想法也許和水野差不多，他也沒有對新工作的安排提出什麼不滿，於是，林信義便開始對初步成型的文化課談及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當前我們要做的主要具體工作有這幾樣，第一個是宣傳工業化的意義和海軍為什麼要支持工業化；第二個是處理好海軍及外聯企業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財務方面的賬目一定要清楚。文化課現在掌握的民間報刊和正在謀求設立的一系列媒體工程，都會放在將要成立的東洋文化藝術基金會名下，不把賬目處理清楚，我們之前所做的工作就會變成海軍身上的污點了。
第三項工作內容是準備好大規模的調查工作，這些調查工作的目的：一個是為日本的工業化道路設計提供資料參考；一個是對海軍內部的官兵情緒進行調查，搞清楚有多少人願意留在海軍，為什麼留下？多少人想要複員，為什麼想複員？
當前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以上三點，內宣、外宣和總務三個小組要密切配合去完成它…」
應該來說，文化課的正式成立工作會議召開的還是不錯的，至少東鄉次長對於林信義遞交上去的會議紀要是滿意的，當然文化課的主要工作決不僅只這三項，至少林信義現在自己負責的輿論工作就沒有對課員們公開。
山本海相在內閣會議上對著私鐵國有化方案發難，政友會在會後很快就發起了反擊，他們在報紙上指責軍部肆意干涉政府工作，完全是藩閥作風。
但是很快就有傾向於陸軍的小報登出了對私鐵國有化方案的揭秘報道，該報道宣稱：「自1872年京濱鐵路建成，30年里日本鐵路里程建成超過7000公里，可以說環繞日本本島的鐵路幹線網已經基本完成，為國民的出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可是當初私人建設鐵路時一味追求經濟利益，所以許多鐵路線路設計不夠合理，且工程質量低下，30年過去後，許多鐵路線路不是處於虧損就是運行狀態不佳，而最糟糕的是，當初為了減少成本，鐵路設計採用了窄軌。
對於經濟尚不發達的明治初期而言，窄軌鐵路確實是滿足了民眾的需要的，畢竟當初日本各地並沒有那麼多人和貨物需要通過鐵路運輸。但是現在的日本經過了40年維新，國力處於快速的上升時期，各鐵路幹線的交通已經不敷使用，可是私鐵公司並不願意投入巨資去改造這些老舊鐵路，便想要把鐵路出售給國家。
請國民們想一想吧，國家收購了這些老舊鐵路之後下一步是做什麼？難道不是投入巨資進行改造嗎？這不就是等於花費了巨額資金購買了一堆廢鐵？假如政府真的是為了國民出行考慮，為了國家的未來考慮，那麼就不應該考慮購買這些廢鐵，而是在這些舊鐵路邊上建立全新的標準軌距的鐵路…」
陸軍指責私鐵國有化方案是政黨向財閥們輸送利益，財閥們控制的小報自然不甘示弱的進行的反擊，把陸軍遲遲不肯從滿洲撤軍，且還想增加到25師團的事拿出來說事，認為陸軍的所作所為就是打算把國家拖入到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戰爭中去，國民根本不能從戰爭中受益。
支持戰爭的右翼分子立刻對反戰言論的小報進行了反擊，他們主張日本這個國家本就是軍部在一場場對外戰爭中建立起來的，要是沒有軍部在日清戰爭中的勝利，怎麼能夠獲得清國數億兩白銀的賠償？怎麼能夠讓日本登上朝鮮半島？
而在今次的戰爭中，日本付出了數萬條人命和十多億日元，自然就應該獲得比日清戰爭更大的回報，假如中國和俄國不承認這一點，那麼就必須要把戰爭進行下去，此時提出和平就是對天皇、對日本國民、對戰場上犧牲的軍人的背叛。
在爭論中，有人更是提出：日本現在不是沒錢打仗，而是錢都被財閥們給放進了自己的口袋，日本是天皇的國家，大家都是天皇的臣民，為什麼一部分臣民佔據了大部分財富，而大部分臣民卻連溫飽都很難解決，這難道是天皇所允許的嗎？應該以天皇的名義沒收所有的土地和工廠，把土地重新分配給國民，而工廠收歸國有，為戰爭服務……
這篇文章很快就被政府下令禁止了，不過這篇文章的作者倒是被許多人記住了，許多人都認為這位叫做北輝次郎的人說的很有道理，於是連帶著他此前被禁的《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一書也被私下傳抄開了。
應該說，一開始支持軍部的報紙和財閥控制的報紙互相攻擊的時候，陸軍上層是半推半就的，一方面他們覺得打擊一下政黨不是什麼壞事；另一方面他們也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大事，畢竟國民總不能把軍部和民黨一起打倒，然後自己組建政府吧？
但是隨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右翼分子和政黨成員親自下場論戰，這場輿論大戰就漸漸失去了控制，變成了陸軍和政友會之間的直接對立了。海軍和憲政本黨雖然也被輿論波及，但雙方卻表現的很克制。
於是在4月中旬，原敬為了平息民眾對於政友會推出的私鐵國有化方案不滿，宣布辭去內務大臣一職，這實際上宣告了私鐵國有化計畫的終止。一周後，外相加藤高明也宣布辭職，加藤的辭職是因為日本的外交陷入了死胡同，他既不能要求中國對日本做出補償，也無法改變立場要求陸軍無條件撤軍，只能稱病請辭，於是西園寺內閣變得搖搖欲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