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接到了武漢發出的調令，但徐錫麟並沒有急著放下手中的工作返回武漢，而是發了一封電報回武漢，表示自己最好在本地多待上2-3個月，因為他才把外蒙古和內蒙東部的情況搞清楚，假如現在換人接手自己的工作，勢必對當地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整理工作造成影響。
武漢黨中央考慮到蔡鍔領導的西伯利亞遠征軍正處於撤離階段，為了保證外蒙地區的軍隊保障工作，也就認同了徐錫麟的報告。
在尼古拉二世頒發了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後，俄國實際上已經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對內政治上，遠東地區已處於放棄狀態，武漢自然不會繼續把五六萬軍隊放在外蒙和色楞河谷，光是維持這隻部隊的日常消耗都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而蔡鍔部隊的回歸，也順便給北洋施加了壓力，在北洋主力被牽制在南滿之際，這樣一支部隊返回到山西地區，北洋上下自然是深感緊張的。
事實上，在武漢發出了共和通電之後，北洋諸將就失去了南下搶地盤的念頭，因為大家都認為現在的北洋壓根不是武漢的對手。更何況，武漢軍隊在佔據了北滿和山西、內蒙後，配合黃河南面的部隊，已經對北洋形成了包圍之勢，就戰略形態上來說北洋也是不利的。
於是在在武漢通電發出24小時後，也就是南京事變的第四天，袁世凱以國務會議主席的名義在報紙上刊文：要求南京和武漢保持冷靜，在此艱難之時局不要分裂國家，大家應當坐下來協商解決問題。
袁世凱雖然沒有正面的回應武漢的共和通電，但其發表的言論無疑已經表明北洋不會和南京兵戎相見，這就意味著北洋對於共和的立場並不是不能接受。於是剩下的各省，也終於發出通電附和袁世凱，要求武漢和南京坐下協商。
雲貴總督趙爾巽在貴州巡撫倒向武漢之後，其勢力就大大的被削弱了，雖然他個人是效忠於滿清的，但是雲南這個地方本就經濟較為落後，且在法國勢力、英國勢力向雲南擴張後，該地區的民眾出於反帝國主義的需要，早就對惟洋人之命是從的滿人朝廷大為不滿了，只不過四川被武漢控制後，一批忠誠於滿清的遺老從四川逃到了雲南，使得雲南的保守勢力大漲，才讓趙爾巽在雲南站穩了腳跟。
但是貴州倒向武漢之後，雲南的門戶就被武漢所控制了，所以雲南的革命力量每一天都在增長，趙爾巽也不敢過於積極的鎮壓雲南本地的革命力量，於是只好打起了效忠中央政府的旗號，以緩和革命黨人對自己的逼迫。
雲南和內地聯繫其實就三條路，一條是從四川走貴州入雲南，一條是從湖南進入雲南，還有一條則是走廣西，當然最方便的還是乘坐通往越南的窄軌火車，不過這是受法國人所控制的通道，所以國內根本控制不了。
現在湖南、貴州兩條進入雲南的通道都被武漢控制了，雲南這邊想要和北京聯繫上就只能走廣西、廣東這條路了。
兩廣總督岑春煊雖然是個清流，但他的立場其實相當的靈活，並沒有為滿清陪葬的決心，只是作為清流的一員，他也繼承了清流和李鴻章領導的淮系之間的鬥爭，李鴻章去世後就變成了和袁世凱領導的北洋團體的對抗。
應該來說，隨著光緒帝被武漢解放出來，岑春煊很快就和康有為、梁啟超進行了聯繫，試圖回歸帝黨，並建議拉攏江浙立憲派為外援，重新整合忠於朝廷的力量。
梁啟超對於岑春煊的建議很感興趣，也建議光緒帝拉攏岑春煊，但康有為認為此人不過是紈絝子弟，且和榮祿關係密切，不值得信任。於是岑春煊終究還是被排斥在了康梁為首的保皇黨之外，這就使得他的地位相當之尷尬。
滿清對於兩廣不可謂不重視，畢竟太平天國起於廣西，廣州十三行又是滿清過去唯一的對外窗口，也是滿清的一大財源，所以滿清在兩廣，特別是廣東駐紮了不少兵馬，以鎮壓本地的的反清勢力。
兩廣反清是滿清建立以來的傳統了，明末有很大一部分遺民從兩廣遷移到了南洋各地，保留了反清復明的政治理念，而兩廣地狹人稠，哪怕滿清搞閉關鎖國也阻礙不了兩廣地區的居民下南洋討生活，因此這些清朝的移民到了南洋之後，隨著和老移民社會的融合，也就接受了反清復明的政治理念。
比如孫文可不是去了海外接受了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才開始反清的，他從小就是在廣東民間反清故事的熏陶範圍中長大的，海外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不過是讓這種兩廣民眾的樸素的反清復明的傳統增添了現代意義的革命理念。
所以，駐紮在兩廣的軍隊除了滿人的旗兵外，其實大多來自於各省，特別是來自於湖南地區。但是隨著兩湖地區為勞工黨所佔據，駐紮在廣東的湖南軍隊就開始衰弱下去了，為了抵抗武漢在軍事上的壓力，岑春煊只能編練新軍，但是兩廣新軍大量的吸收本地人，又使得新軍大多傾向於革命。
這也是岑春煊倒向江浙立憲派的原因，因為他知道過去的滿漢體制已經無法維持統治了，特別是兩廣地區的民眾對滿人的厭惡已經公開化，八旗漢軍甚至更認同自己漢人而非在旗的身份，朝廷要想維持在廣東的統治，就必須獲得更高合法性的統治來源-憲法。
但是康有為對他的排擠，江浙立憲派缺乏實力，都使得君主立憲距離大清越來越遠，因此岑春煊不得不主動的和革命黨人進行聯繫，試圖在革命和變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也是孫文等同盟會首腦跑回廣東的原因。
南京事變，實質上已經預告了廣東的結局，而廣西向來是廣東的附屬，因此雲南的趙爾巽及滿清支持者其實已經被困在了省內。各省中真正頭鐵，通電反對共和的只有伊犁將軍志銳，這位珍妃的堂兄是被前伊犁將軍長庚邀請去新疆保護起來的，光緒帝復出之後接任了伊犁將軍。
志銳是滿人中少有的能做事且不畏懼洋人的能員，其在新疆清理中俄邊民糾紛積案，並沒有讓俄國太過得寸進尺。但是王朝末年越是有才能的官員，對這個朝廷越忠誠，也就越不會有什麼好下場，因為他所維持的這個朝廷正是民眾所痛恨的一切罪惡的根源。
滿清中期對準噶爾用兵，一度把勢力深入了中亞地區，但是隨著王朝末年的勢力收縮，加上英俄對中亞的爭奪，很快就引發了中亞及新疆各民族對滿清高壓統治的反彈，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前，滿人在新疆的力量幾乎都被清掃一空。
左宗棠收復新疆之後，滿清的統治才重新回到新疆地區，但也損失了大片中亞地區的控制權，與此同時也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清朝中期對新疆、中亞的統治主要依賴八旗和蒙古軍隊，但是在左宗棠收復新疆後，維持滿清在此地的統治主要依賴回民武裝和湘軍。
志銳把新疆當成了滿人的私有財產，試圖將這裡當成滿人最後的退所，這實際上已經激起了湘軍的不滿。這支湘軍雖然和張之洞建立的湖北新軍關係不大，但是在地域上他們屬於湖南人，且軍中盛行的哥老會又同已經加入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湖南會黨關係密切，他們自然是傾向於武漢的。
只不過新疆畢竟遠離內地，這些湘軍得不到內地的支持，只能保持忍耐。但是隨著共和通電的傳開，內地各省及邊疆省份都傾向於共和後，新疆的漢人軍隊自然是不願意跟著滿人搞什麼新疆獨立的，且回民武裝和新疆本地民眾都和滿人關係疏遠，志銳的通電其實就是個人的獨斷，於是這位滿人將軍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對於武漢來說，此時已經顧不上關注這些個人的命運前途了，通電共和實質上已經把武漢和國內各方勢力划出了一條鴻溝，即武漢已經從國家前途為出發點去考量未來，而不再是蠅營狗苟的拉幫結派。
事實上除了北洋之外，其他地方勢力甚至連看都看不懂武漢這番通電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政治涵義，因為他們根本達不到這樣的高度去審視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至於北洋，雖然地位勉強合格，可北洋作為一個政治團體的能力卻實在欠缺，要不然袁世凱也不至於要等到武漢發出通電才能感覺到天要變了。
在近半省份表明了對共和的支持後，武漢此時最為關心的還是列強的反應。北京條約簽訂後，列強對於中國政治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而辛丑條約更是進一步確立了列強對中國政治的支配權，因此列強若是不顧一切的站在北洋一邊封堵長江出海口，對於武漢來說就是最為棘手的選擇了。
不過列強的反應卻基本在林信義的判斷之內，德國樂見武漢勢力擴張到長江下游，這也意味著德國的商業可以繞過德英揚子江協議，在中國最富庶的地區進行擴張了。當然德國人並不願意正面挑釁英國，因此主張外交中立，中國的事情交由中國人自己解決。
法國無意對南京事件做出什麼反應，歐洲的局勢已經讓法國對亞洲地區的殖民地採取了懷柔政策，在中國表明了有對抗俄國的力量和意願後，法國人現在更加不願意刺|激武漢，以避免武漢干預俄國軍隊撤回歐洲。
至於俄國人，這場戰爭的失敗幾乎賠掉了中俄北京協議之後獲得的所有遠東利益，此時又要面對國內革命的問題，因此對於南京事變採取了和法國一致的立場，不作任何判斷。
美國人的情況比較複雜，美國政府此時並不希望過多的干涉中國內政問題，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還在不斷地發酵蔓延，雖然摩根的出手使得美國銀行和信託公司的倒閉潮終於停止了，但是遠東戰爭的結束和金融危機造成美國實業界失去了大量市場和中小工廠的債務危機，這直接影響到了歐洲經濟。
歐洲在美國股市的投資遭到損失，讓歐洲的消費能力下降，歐洲工廠對美國市場的出口大量減少，又進一步惡化了歐洲的經濟。於是歐洲和美國的製造業都出現了不斷關閉產能的惡劣情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鋼鐵產能，美國不少鋼鐵廠在10月份的產鋼量只有上月的40%，這顯然是說明市場蕭條最顯著的指標。
在歐洲，只有德國的工業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較少，不是德國和美國的貿易量不大，而是中國這個新開發的市場，正源源不斷的吸納德國的工業產能。對美出口出現問題的德國工廠，很快就在德國銀行的支持下轉向了對華出口。
因此，美國政府和美國經濟界都把走出這場金融危機的希望放在了中國市場上，原本在遠東戰爭中傾向於和日俄瓜分滿洲、外蒙利益的美國人，不得不放棄了門戶開發政策，轉向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輿論。
不過，對於在華的美國商人們來說，他們更傾向於積極干涉中國內政，以保住美國的在華特權，這一點倒是和英國在華商業團體的看法一致。不過倫敦此時把歐洲利益放置於一切之上，壓根不願意在亞洲分散自己的力量，因此英美在華商人的積極干涉觀點並沒有得到英美兩國政府的支持。
至於日本，則完全被武漢的共和通電搞亂了。日本對於支持滿清還是支持革命黨本就非常矛盾，一般來說，執政時的當權派都會主張維持滿清政府，以保全日本和滿清簽訂的各項條約，而在野勢力則喜歡支持革命黨，試圖通過中國內部的混亂局勢來破壞政府的對華政策，從而製造自己上台的機會。
但是不管那一派，其實都沒認真的考慮過中國革命成功後的東亞走向，因為大家都不認為這些烏合之眾能夠成功。日本方面從來都沒有對武漢表示過支持，就算是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也是主張建立一個日本化的中國，而不是什麼人民共和國。
突然之間，一水之隔的中國就從帝制走向了共和，這一消息很快就對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衝擊。哪怕再怎麼高喊脫亞入歐，日本人所保留的君臣體制也還是來自於中國文化，因此日本人堅定的相信，中國是不可能脫離帝制的，就如日本不可能放棄天皇制度一樣，這也是某些日本人敢放手支持中國革命黨的原因。
日本的上層突然就恐懼了起來，假如中國人可以一夜之間拋棄君主體制，那麼整天高喊著要西化的日本人會不會也是如此？明治天皇數次召集重臣面議，商討中國的局勢和滿清體制維持的可能性，只是陸海軍都表現了退縮之意，以伊藤為首的元老也堅決反對干涉中國革命，認為這隻會讓中日進一步對立，有礙亞洲團結之大局。
列強這種混亂立場，讓勞工黨的高層們都鬆了口氣，這意味著列強出手干預的機會不大，接下來就是和各方儘快達成協議，從而統一共識建立起新的國家，滿清也就正式的畫上句號了。
林信義向田均一移交了手上的工作，決定乘坐10月27日的輪船前往南京，從上海返回日本。田均一不捨得放林信義離去，雖然對方只回來了2個月，但是卻把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大的向前推動了一大步，他認為林信義歸國之後未必能夠發揮出什麼作用，還不如留在武漢更能推動亞洲之革命。
林信義想了想還是搖著頭說道：「接下來亞洲革命最重要的還是提升自己的工業能力，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一個和平建設期，可和平並不取決於我們一方，我們也需要帝國主義者不選擇戰爭。我此次回去，就是希望能夠牽制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不破壞亞洲的和平，從而給我們留下足夠的建設期，只有中國的工業發展起來了，亞洲革命才會有一個真正牢固的堡壘，否則帝國主義必然會用機槍和大炮消滅革命的力量…」
無法勸說林信義留下，田均一隻好說道：「如果你在日本沒法繼續工作下去，那麼就儘快回來吧，我們始終會歡迎你歸來的。另外，你還有什麼對我們說的嗎？」
林信義思考了一下後說道：「我認為，民主集中制度的集中，是指集中人民和群眾之意見，不是集中權力。如果黨把集中意見搞成了集中權力，那麼黨就會蛻變成新官僚集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