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這個群體，起於明而盛於清，明代以邊貿和壟斷邊軍的鹽、糧供應為主，到了清代則進一步成為了清軍的後勤供應商及對蒙貿易的壟斷商人，並於清末轉入了金融業。
在大清銀行沒有建立之前，山西錢莊每年就要從山西匯出2400萬兩白銀，山西全省每年田賦稅收兩項收入約共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民間匯出的白銀已經超過了朝廷的現金。
大清銀行成立時，朝廷也是給了晉商機會的，想要讓晉商出面組建大清銀行，不過對於已經形成私人金融業格局的晉商來說，官辦銀行對於私人資本限制太多，加上晉商傳統的財不露白的思想，最終還是拒絕了這一機會。
或者其他人以為是這些山西土財主不懂新式銀行的奧妙，才會讓一群江浙絲綢商人撿了便宜。但實際上晉商都已經在莫斯科購下了一條街，又怎麼不會不了解銀行和錢莊、票號的區別呢？
真正的事實在於，江浙絲綢商人背靠上海，身後有各列強的支持，他們並不擔憂朝廷會吞沒自己的本錢，因為他們的本錢就是從列強銀行手中借的。
但是晉商不同，晉商和俄國人之間打交道雖然時間更久，可俄國作為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本國自己都缺乏資本，需要獲得西歐各國資本的注入，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去扶持晉商的金融資本。相反，俄國人倒是很想把晉商的資本留在俄國，為俄國的商業做出貢獻，因此在開辦銀行這件事上，晉商其實是沒有外援的。
憑藉著晉商對蒙貿易的壟斷，雖然晉商的對俄貿易被現代科技所打敗，但好歹還能靠著蒙古人繼續吃肉喝酒，因此晉商也就選擇了保守主義。
在晉商看來，只要朝廷還在，那麼晉商在內外蒙的生意就能維持下去，他們的錢莊、票號也就能夠靠著對蒙貿易支持下去，畢竟這是幾百年形成的格局了，朝廷各個部門都在這盤生意里有好處，誰能動？誰敢動？
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把太后和皇上都趕出了京城，確實讓晉商群體緊張了一陣，不少人加大了對於俄國的投資，也確實有迎接改朝換代的打算，就像大明快完了，咱們就去投大清的故事。不過之後兩宮重新回京掌握了朝廷，看起來朝廷的統治反而比庚子前更加鞏固了，因此晉商們自然又放鬆了下來。
但是武漢的兵變給了晉商們一擊，這些武漢人起來造朝廷的反，但是卻首先革了錢莊和票號的命，漢口銀行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清除了漢口錢莊、票號過去的秘密經營原則，迫使這些錢莊的經營必須要在自己的管制下進行運營。
雖然一部分錢莊、票號撤出了漢口市場，錢莊、票號最為反感的就是讓外人，特別是官府知道自己的運營模式，因為他們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和貪污腐敗是分不開的。假如他們把自己的業務開放給官府監督，這就意味著許多貪官壓根就不會再和他們發生聯繫。
比如，錢莊生意最好的一個項目，就是向候補官員提供貸款購買實缺，然後在其上任後提供如何貪污腐敗的計畫，從而收回貸款，這種項目是能夠給官府知道的嗎？
因此，對於武漢兵變，晉商實際上比朝廷還要痛恨，一度主動向朝廷借款以平亂，只不過朝廷的兵馬實在不能打，他們的這一次投資也就打了水漂了。就在晉商們考慮著這朝廷還能存在多久的時候，俄中戰爭又爆發，這又堵死了他們向俄國轉移財產的時機，也因為這場戰爭損害到了晉商的對蒙貿易，因此一部分晉商還是支持朝廷的對俄作戰的。
但是令晉商失望的事，朝廷還是擋不住俄國人的進攻，反而讓武漢就此做大了，原本在南方的武漢勢力就此入侵了山西，並藉助戰爭對地方的經濟管制的機會，直接把手伸向了對蒙貿易，並在山西推動了土地改革。
1907年正月過後，太谷、祁縣、平遙的錢莊、票號股東們齊聚於祁縣渠家，就晉商面臨的困境向渠家的當家人渠本翹討個主意。渠家雖然在晉商中發家較晚，渠本翹在商業上也遠不及喬致庸這個亮財主出名，但他是進士出身，又崇尚新學，因此在山西教育界相當的出名。
武漢勢力進入山西後，許多滿清舊員都被清理革職，但渠本翹卻因為開辦了祁縣中學堂而被武漢賞識，令其主持山西教育委員會，以推動全省中小學之建設工作。
喬映霞在渠家待了大半天，借口擔憂祖父的病情告辭回家了。回到家中後，他就去拜見了已經卧床不起的祖父喬致庸，89歲的喬致庸今日的氣色還不錯，見到孫子回來便隨口問道：「他們跑去渠家是想做什麼呢？」
喬映霞想了想便說道：「不過是想讓表叔出頭，讓那邊放他們一馬。不過我看，多半成不了。」
喬致庸饒有興趣的看著孫子問道：「為什麼成不了？」
喬映霞不假思索的回道：「我們山西人經商總喜歡圍繞著官員打轉，只要投注的官員青雲直上，那麼自家的生意也就能跟著水漲船高。
但是今時已經不同往日，武漢那邊提出：要革舊時代地主老爺們的命，成人民共和之新時代。對於官員的貪污舞弊行為尤為痛恨，對於那些整天想要拉官員下水的商人，他們又怎麼會有放一馬的念頭。」
喬致庸先是微笑著點了點頭，但很快又搖著頭說道：「你說的是表面的道理，那麼你知道什麼是內里的道理嗎？」
喬映霞沉默了好一會，還是搖著頭向祖父請教什麼是內里的道理。喬致庸這才說道：「內里的道理就是，朝廷自己辦不了事，所以需要有給他們辦事的人，大家圍繞官員打轉，其實就是希望讓官員上去後挑選自己來辦事。
但是武漢那邊是不同的，他們自起事以來都是自己在辦事，你看看這法國人修正太鐵路和英國福公司開採山西煤鐵礦產兩事，不就是朝廷自己不能修鐵路和開礦，所以才讓洋人鑽了空子么。
我山西人反感的是洋人修鐵路和開採煤鐵礦產嗎？不是，是反感朝廷撇開了自己人，讓別人來修山西的鐵路，挖山西的煤鐵礦。所以武漢人從法國人手中拿回了正太鐵路的修建權，從福公司手中拿回了山西煤鐵礦開採權，可大家並不以為這是好事。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武漢不是朝廷，他們不需要其他人來給自己辦事，他們自己就能把事給辦了，那麼我山西商人以後還有容身之處嗎？所以，大家自然是要反對武漢支持朝廷的。」
喬映霞在腦子裡想了想祖父的話，覺得確實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分田地或是整理蒙債，實際上都是在清理一部分食利者，這些人除了收田租、收利息之外，基本就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現在武漢不准他們躺著收田租、收利息了，他們怎麼能夠忍的下去。
不過他很快就對著祖父說道：「朝廷對付不了洋人，洋人對付不了武漢，他們連朝廷都對付不了，難道還能讓武漢退讓了？」
喬致庸點了點頭認同了孫子的看法說道：「所以，他們想要找你表叔出頭，其實沒啥作用。哪怕你表叔再怎麼被人敬重，可想要在這個問題上和武漢對著干，那麼下場不會比京中的那些滿人王公更體面，這就是武漢想要建立的新時代的根本，不會允許有人和自己唱反調的，我們喬家也確實要換一種活法了。」
喬映霞沉吟了片刻後開口說道：「祖父說的是，今後我們必須要做實事才能活下來，想要拿著土地和票號收租金、利息，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渠本翹的看法也和喬致庸差不多，他拒絕了為這些晉商向武漢方面求情，反而勸說大家要積極的配合武漢所頒發的各項政策，主動的把土地交出來、並清理對蒙債務。
和晉商群體對於武漢推動的土地即邊貿政策不滿相比，山西及內蒙的農牧民則對這些新政策則是歡迎和支持的。雁北地區的農民就不說了，因為武漢積極的賑災和擊敗了俄國軍隊的入侵，這一地區的民眾幾乎是毫無疑義的就接受了武漢發布的各項政令。
而口外的察哈爾、綏遠地區，一開始還對武漢所代表的漢人武力表現了擔憂，因為金丹道起義，該地區的蒙古人對漢人武力都有著一種警惕心理。而金丹道起義的根源，就在於蒙人王公打著民族歧視的旗號對漢人移民進行了殘酷的壓迫，按照蒙古王公的命令，對於那些擅自砍柴的漢人，一律是處死的，有的甚至是處以虐殺，以震懾漢人移民。
金丹道起義，漢人對蒙人的怨恨發泄到了普通蒙古牧民身上，於是就形成了民族仇殺。這種仇視到了什麼程度，李鴻章的淮軍雖然是剿滅金丹道農民的主力，但是面對蒙古人對漢人移民的殘忍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出手阻止蒙古騎隊對起義農民進行屠殺。
庚子國恥之後，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書銜兵部左侍郎貽谷來綏遠督辦內蒙西部地區墾務，意圖為清政府開拓稅源，規定開墾蒙地「押荒一半歸蒙，升科地租全歸蒙旗」。
實質上就是讓朝廷對那些已經開墾的蒙地進行徵收押荒金，從而侵佔了大批的熟地，並把許多好牧地給圈了起來，這就得罪了蒙漢兩族人民。
1905年，烏審旗爆發了獨貴龍運動，以海留圖為中心，進行抗墾鬥爭。宣布反對王公出賣土地，拒不繳納各種賦稅等。在這一運動中，既出現了反抗朝廷的主張，也出現了排斥漢人的思想。
毅軍駐紮在綏遠等地，除了警惕漢人移民之外，也是為了鎮壓蒙古民眾的反抗。武漢接管了雁北、綏遠的防務之後，雖然獲得了本地漢人移民的親近，但並沒有獲得蒙古牧民的好感。
不過，隨著武漢將大量的生活用品代價輸入草原，打破了晉商的壟斷，又開始清理墾務和蒙債後，蒙古群眾開始逐漸的信任起了武漢所代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