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原到榆次的道路修的還是相當平坦的，但是從榆次到陽泉的道路就比較顛簸了，因為這條路還在擴建當中。途中張人駿不得不要求下來喘口氣，不過即便如此，這速度也要比過去快的多了。
在路上，張人駿也注意到了和公路相距不遠的正在分段施工的正太路，法國人雖然接下了正太路，但是其實法國自己負責的只是穿越太行山的一段，這也是最有技術難度的一段，從陽泉下盤石到太原比較平坦的地方則轉包給了中國人修建。
這種分段施工方式雖然極大的節約了法國人的開支，但是卻拖延了這條鐵路的完成，不過卻也給了中國人自行修建鐵路的經驗。武漢迫使法國人交出正太路路權時，可以說並沒有影響到正太路的修建，相反的是，武漢先行修建從陽泉到太原和鐵路平行的公路，現在看來倒是為鐵路建設加快了進程。
在公路修通之後，這條鐵路的施工段就可以分的更短了，此前修建鐵路最多也不過是從兩頭開始，現在則通過公路把人和材料運到到了中間，然後建立起多個工作面。如果不是因為要改造成標準軌距的鐵路，那麼今年年底這條鐵路就可以通車了，畢竟從石家莊到陽泉的鐵路已經建成了。
張人駿雖然忠誠於大清，但是對於洋務運動卻是持開明態度的，所以在他任職的期間並不是沒有去視察過建設工地，不過他還是第一次看到眼下這種綿延上百里且勞動者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過去的工地上他看到的都是些沉默不語的苦力，哪怕吆喝起勞動號子來也是充滿了悲涼情緒的，但是在這條路上的勞動者甚至有力氣在唱歌了。
雖然張人駿聽不懂這些人在唱什麼，但是他能聽得出其中的喜悅，他也能夠理解這些人為什麼會抱有喜悅，因為在這條路上他看不到監管的工頭或士兵，像這種大工程，沒有工頭和士兵監管苦力，簡直是不可想像的，要是這些苦力開始鬧事怎麼辦？
滿清入關以來，最為忌諱的就是漢人集會，清初時更是強行把西山煤窯給封禁了，直到中期北京城實在缺乏燃料才准許西山重新開採煤炭。所以從明末到清中期之前有著一個相當明顯的工商業斷層，這段時期除了務農之外，從事工商業都是被嚴格限制人數的。
中期之後，因為人口的滋長，使得朝廷不得不漸漸放開了對於工商業的管制，但是對於這種大型的工礦企業和建設工程，朝廷都是要派出軍隊加以管束的，而這種管束一般都是棍棒加上各種肉刑，甚至還有砍頭的刑罰。
在這樣的高壓管制下，苦力們自然不會有什麼喜悅的情緒，畢竟他們連索要正常的待遇都可能挨上一頓毒打。但是在這裡，這些苦力已經不能再稱之為苦力了，武漢那邊說他們是勞動者，只要看一看這些人身邊沒有監工也能自覺的幹活，張人駿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確實不是苦力而是勞動者了。
只是這樣的場面並不能讓張人駿看到大清的未來，反而讓他心頭壓上了一塊大石頭。抵達了陽泉之後，張允愷安排好晚餐回來和他說：「徐伯蓀好像也在這裡，要不要讓我去和他打聲招呼？」
張人駿看著房間內明亮的電燈，神情有些落寞的說道：「不必了，都不是一路人，沒必要去打招呼了。趕了一天的路，我也乏了，吃了晚餐後就早點休息。明天幾點的火車…」
第二天徐錫麟過來問候張人駿，卻發現他已經一早就坐早班車離去了，他也沒有太過在意便安排了車子前往太原。在太原接收了巡撫衙門之後，徐錫麟也並沒有在太原多待上幾天，而是再次乘坐汽車前往了大同，在路上他還帶上了正在勘察地理的詹天佑。
他帶上詹天佑自然有原因的，兩人一到大同就被請去了駐大同的司令部。在一張碩大的地圖前沉思的蔡鍔看到兩人過來，立刻便高興的歡迎了兩人並說道：「我請你們過來，主要就想問幾件事。第一件，石家莊到太原的鐵路什麼時候能夠通車？」
徐錫麟思考了一下後說道：「現在正太路最大的問題還是把石家莊到陽泉之間的六座木橋改為鋼橋，否則運輸能力就要受到限制，按照我們的估算，至少到明年七八月份才能實現通車。」
蔡鍔頓時搖著頭說道：「那可不行，至少在明年五月之前，我需要在大同囤積三萬噸物資，否則就不能安排作戰計畫了。現在的鐵路和公路聯運，能不能繼續擴大規模？」
徐錫麟計算了一下後說道：「可以，我們可以先升級公路，並每隔30公里設立一個加油站。武漢那邊已經試驗過，條件較好的公路不僅更適合載重汽車的行使，也更加的省油。不過，這需要更多的汽車才行，從陽泉到太原汽車至少要開40-50小時，也就是2天時間。
一輛車以2.5噸載重計算，一個月大約能運20噸貨物到太原，100輛汽車就是2000噸，從現在到5月有6個月時間，也就是1.2萬噸，我們至少需要300輛汽車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但是我們現在滿打滿算也就79，不78輛汽車，有22輛汽車需要送回武漢進行維修了。」
蔡鍔思考了半天后點頭說道：「這確實是個問題，我看不僅僅需要更多的汽車，還應當在太原建立一個汽車維修廠，以確保汽車損壞後能及時獲得修理。這個問題，我會向軍事委員會直接提出的。那麼接下來第二件事…」
蔡鍔把目光轉向了詹天佑說道：「詹局長，我希望你們鐵路局能夠暫時放下對同蒲線的測繪，先幫助我們完成從太原到二連的公路建設…」
蔡鍔說著便把目光轉向了地圖，並伸手在地圖上點了點。詹天佑很快就把目光望向了地圖上二連的位置，1899年朝廷沿著張庫大道搭建起了一條有線電報，途徑的伊林驛站於是便改為了二連電報局，這裡也是內外蒙古的分界。
他下意識的就把目光往地圖上方的庫倫望了望，不由脫口說道：「這是要收復庫倫嗎？不過…」
詹天佑很快又住了嘴，他覺得3萬噸物資對於收復庫倫來說又多了些，顯然蔡鍔的目標並不僅僅是庫倫，或者是更北面的西伯利亞鐵路線。作為一名鐵路工程師的敏感性立刻讓他住了嘴，也許這個時代大多數軍人眼中的戰爭還在關注於戰場上人和人的搏殺，但是作為鐵路工程師來說，切斷交通線卻是第一反應，畢竟現在的戰爭可不是一匹馬一副弓箭一把馬刀就能打完的。
蔡鍔也注意到了詹天佑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後說道：「這是軍事機密，詹局長只要知道，我們現在需要這條公路就好。其實人手我們倒也不缺，我們現在缺的是技術人員，所以需要鐵路局給與我們支援。」
詹天佑點了點頭應道：「行，正好今年鐵路測繪學校畢業了一批學生，我可以安排50人給你們，另外再派10位工程師、技術員擔任技術指導…」
蔡鍔和兩人足足談了一個多小時才放他們離開，雖然不是什麼正式的會議，但是三方很快就獲得了自己想要的支持。詹天佑得到了軍方對西北鐵路建設事業的支持，而徐錫麟則獲得軍方對於整頓山西、察哈爾政治的支持。
徐錫麟來山西雖然不久，但很快就接手了汪楚珍在雁北和察哈爾的調查報告，雖然作為軍隊的政治委員，汪楚珍的主要任務是抓軍隊的政治和後勤工作，並承擔起了地方上的行政管理和救災任務，但他也還是花了不少精力對山西和察哈爾的情況做了一個較為細緻的調查。
根據汪楚珍的調查報告，山西問題其實和察哈爾的問題是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的，而雙方的聯繫就在於晉商和同治年間興起的走西口運動，走西口並不是簡單的前往草原進行貿易活動，還包括了山西無地貧民在口外的拓殖和開荒運動。
而口外拓荒成績最為顯著的則是河套開渠，黃河流入後套平原，河面寬連三公里以上，水勢十分緩慢，在這裡開鑿溝渠，引黃河河水灌溉，即成沃土。因此隨著清末北方連年災害，清政府放寬了內地漢人出關的限制後，許多北方農民就跑來河套開渠開荒了。
到了光緒三十年之後，後套地區已經形成了以八道乾渠形成的大型灌區農業，使得清政府都開始垂涎不已。於是在頒發了迴鑾新政後，清政府派出貽谷督辦蒙旗墾務，開拓內蒙荒地並不是件壞事，貽谷也不是不能做事的人，但是他的行事作風還是得罪了蒙漢雙方。
他看重官墾，因此主張建立墾務局來統一管理內蒙的墾務，也就是說把開墾荒地帶來的利益都收回朝廷所有，這自然就得罪了蒙古各旗的王公。而墾務局指定開墾的地方並不是什麼荒地而是蒙人認為的水草豐美之地，漢人大地主和墾務局勾結把這些好地給佔了，自然引發了底層蒙古人的不滿。
其次就是，他要清查舊墾，主張過去已經開墾出來的熟地也要納入墾務局，這樣一來漢人和蒙人簽署的合同就不作數了，漢人失去了開墾出來的熟地，這些熟地被墾務局廉價的出售給了漢人地主，蒙人也失去了約定的租金。
簡單的說，貽谷乾的事就是顆粒歸朝廷，然後蒙古人失去了土地，漢人失去了自己的勞動果實。真正得到好處的是朝廷和那些從墾務局獲得大量好地的地主們。假如貽谷有美國白人的實力，那麼這就是一次西進運動。只能說他生錯了時代，這個時候的朝廷是支撐不起他這種強勢的作風的。
徐錫麟對這些情報研究了半天，認為開拓內蒙不能算是錯誤，特別是雁北一帶的自然環境如此惡劣，再不進行植樹造林的改造，這裡都快變成戈壁灘了，哪還能養活人呢？想要把山西多餘的人口遷移出去，開拓內蒙是必然的。但是在開拓的過程中，不能只讓地主們得利，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對貽谷頒發的政策進行糾偏，而不是徹底取消。其中首先要打擊蒙古王公和在墾務中大肆侵佔土地的晉商勢力。因此他把目標放在了口外貿易和蒙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