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會議結束之後，楊衢雲留下單獨同田均一進行交流，他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認為當前需要同德國人稍稍遠離，以防止德國人進一步在借款合同上給他們增加不利的條款。
楊衢雲對他說道：「…我們越是表現的急切，就越是讓德國人認為，除了他們之外我們已經沒有了其他融資的渠道，那麼他們就會進一步的抬高要求，我們在談判中選擇的餘地就越小。」
田均一點頭同意了他的看法，但他也搖頭說道：「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遠離不遠離德國人，他們都會知道我們現在的困境。因此，即便是按照你的方式，德國人也不會改變自己的態度的，但是錢確實是非借不可的，不僅僅是為了賑濟湖南的災民，山西那邊也需要建設啊。
汪楚珍發電報回來，說大同一帶的旱情應當是確定了的，既然我們現在控制了雁北，就不可能不去管當地的百姓，否則當地的民眾會如何看待我們？
而對山西北部進行救災，最好的辦法不是發糧食，而是在當地興修水利和鐵路，如果能夠把武漢和雁北聯繫上，那麼當地豐富的煤炭就能運出來解決南方工業和發電用煤的問題。
除此之外，把鐵路延伸到河套和外蒙地區，不僅可以移民開墾內蒙的荒地，還能夠確保外蒙的安全。所以，北方的建設也是不能停下的。」
楊衢雲一時也不知該說什麼好了，過了好半天才開口道：「我們擴張的太快了，所有的計畫都被打亂了，這樣下去是會出現很大的問題的。如果能夠讓我們安心建設五年，哪怕是三年，都不會像現在這樣焦頭爛額。」
田均一隻能苦笑道：「我算是真正明白了林楓同志說的那句話的意思了。革命不僅是對舊世界的破壞，也是對新世界的建設，假如我們有一處沒跟上，那麼革命的形勢又會出現反覆的局面。
我們必須要堅持建設新世界，這樣革命才能繼續向前，因為革命的腳步一旦停下，舊的勢力就會捲土重來，而群眾也不知該聽誰的了。所以，寧可快一些出現問題，也不能慢下來，因為問題可以解決，但是停下腳步就意味著死亡。」
楊衢雲思考了半天，也不得不承認，田均一說的是正確的。勞工黨在人數上和輿論上其實並不佔據優勢，事實上勞工黨的許多黨員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都沒有入門，包括楊衢雲在內；而在輿論上，主張生產資料公有的勞工主義，一直都被有產者們所敵視，認為這是黃巢和太平天國的賊寇主義，想要鼓動無產者去奪取有產者的財產，實在是卑劣之極。
那麼為什麼勞工黨還能存在下去，還能不斷的擴張控制區域？根本原因就在於勞工黨一直在搞建設，哪怕在和列強對抗的時候，勞工黨也沒有停下對道路和水利的建設。這種建設不僅粉碎了地主階級對勞工黨的革命理念的污衊，也令那些普通民眾接受了勞工黨的統治權力。
雖然在這個時代，民眾對現狀都普遍抱有不滿，但是真正願意豁出命來改變世道的，大約不會佔總人口的10%，而同樣的，願意豁出命來保衛大清的人，估計連5%都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都屬於普通民眾，他們雖然抱怨現狀，但又認命的接受現有的社會秩序，除非災難落在自己頭上，否則就不會真正用行動去反抗。
勞工黨成立工農兵委員會，正是通過了不斷的建設，把這些佔據了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群眾納入到了自己的統治秩序下，讓他們成為了新政權的力量來源。
這就是為什麼，朝廷掌控著天下的時候，連36鎮新軍都編不出，需要放權給各地方督撫自己找錢編練新軍，而工農兵委員會一開始不過就掌握了一個武漢地區，卻迅速的編製出了5個師的武裝力量，現在更是開始組建第十五師了。
因為工農兵委員會通過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兒童團、青年團、婦女會、工會、農會、士兵委員會等，把幾乎所有的人都納入到了一個個的集體中去，然後通過各種建設任務把這些社會組織變成了新政權的參與者。
表面上看起來朝廷掌握了近4億人口，事實上清政府能夠管理到的人口最多不過5%，清政府是通過一層層的個人效忠體系去控制這個龐大帝國的。嚴格的來說，慈禧真正能夠管得到人，其實只有京城裡的旗人，京城之外她其實是管不到的，人家只是服從於大清國的這個體制。這個體制要是崩潰了，外地人就不會接受北京的命令了。
但是在武漢，哪怕不通過工農兵委員會的命令，勞工黨也可以通過各級黨組織領導各個社會性組織，最終重新改組工農兵委員會。也就是說，在武漢地區勞工黨管理的人口幾乎佔了九成以上，而其他地方雖然比例不及武漢這個革命中心，但也是遠遠高於滿清對地方的統治力度的。
但是這種對社會的強化管理必須建立在一種共同的利益上，假如沒有這種共同的利益，就變成了新時代的保甲制度了，而保甲制度是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的，因為它不符合民眾的利益，這不過是為了少數統治者對廣大底層民眾的壓迫，自然就會遭到民眾的反抗。
所以，一旦勞工黨停下了建設速度，不僅那些普通民眾難以忍受這種強化的社會管理，就連黨內的成員們都會出現思想上的動搖了，因為在這樣的高強度的工作下，看不到任何好處。
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是唯物主義哲學，因此這一理論是圍繞物質利益的生產和分配進行的研究，科學社會主義反對任何不勞而獲的思想，也反對勞而不得的主張。當然，一些小農出身的黨員或舊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總試圖把科學社會主義加上一層道德光環，甚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聯繫起來。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相當奇怪的現象，一些黨員不去研究資本論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卻整天把目光放在了黨員個人的品德上，認為黨員就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非如此則不能稱之為勞工主義的信仰者，他們反對給工人漲工資，理由是農民過的太苦，所以工人也不能過的太好。
當建設的腳步停下來時，這些高尚的黨員的言論就會冒出頭了，而他們的言論因為符合窮苦貧農的心理，反而獲得了貧民的支持。而對於那些主張按照勞動分配的黨員來說，這種主張自然是難以接受的，雖然在道德上他們同情貧民，但在物質生產上卻不能認同這種平均主義。
在建設的高速發展時期，這兩種聲音都能被壓制下去，因為經濟的高速增長能夠普遍的提高各階層的生活水平，底層貧民的怨氣也少的多。但建設速度一旦降下來，黨內自己就開始思想分裂了。
楊衢雲只能點頭向田均一說道：「那麼我盡量和美國人談一談，或者美國人會加大投資也說不定。」
田均一躊躇了一下後說道：「其實林楓同志讓人送回來一封信件，我一直認為裡面的建議過於冒險了，但是現在看來，還是得試一試…」
保爾·羅爾巴赫博士正在向自己的漢語老師學習漢語的時候，聽到了田均一來拜訪自己，他於是結束了課程，邀請田均一去會客廳見面。在中國待了半年之後，羅爾巴赫博士已經漸漸開始習慣於武漢的生活了，他覺得這裡其實和德國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時期，正處於德國快速城市化的時期，而武漢這座城市的擴張和德國的城市化相當的類似，實際上他認為武漢的建設更類似於柏林，一座被歐洲人視為暴發戶的城市，卻是德國人所迷戀的現代技術所創造的全新城市。
和歐洲其他大城市相比，柏林更加註重公共交通對城市居民的需要，環繞柏林的鐵路可以讓德國人在一個小時內抵達柏林的任何一個地區。雖然武漢的地理位置沒法像柏林那樣建立一個環繞城市的鐵路系統，但是中國人還是竭力用現代的交通工具把城市的各個角落聯繫了起來，從而營造出了一小時交通圈。
從這座城市營建理念就能看得出來，工農兵委員會是有著和歐洲人相通的文明理念的，畢竟對於東方的王國來說，任何一座城市都應當圍繞一個核心來建設，這個核心就是這座城市上流階層所居住的區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是為核心區服務的。
其實歐洲也是如此，只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貴族們一般都會表示自己和平民是平等的，只不過他們用地價的不同，把自己的住宅和窮人居住的街區分隔了開來。法國大革命至少讓歐洲貴族們了解了一個事實，在斷頭台下，貴族和窮人的腦袋是平等的。
因此，歐洲人在東方時會出現一種很奇怪的心理，他們一邊鄙視東方的等級制度，認為是一種野蠻社會的習俗，一邊則毫不猶豫的把自己凌駕於有色人種之上，製造出了歐洲文明更高級的形象。
羅爾巴赫博士雖然也是這些人中的一份子，不過他在武漢卻很好的掩飾了這一點，因為這裡的中國人不喜歡高高在上的老爺，不管他是外國人或中國人。在博士看來，這裡似乎更像是進行了一場法國大革命，人人都在追求平等，並用平等的理念來裝飾自己。反對平等理念的人，被視為是不識時務的老頑固或試圖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這樣的人是沒法得到這座城市居民的友善對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