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袁世凱的擔心，唐紹儀不是沒有這樣的感覺，武漢工農兵委員會的突然出現確實改變了國內的格局，從而讓大清的內政外交上都出現了有利的變化。
唐紹儀也清楚，假如沒有這樣一個有實力的地方勢力的崛起，那麼滿人壓根就不會放權，而列強也不可能對北京放鬆了壓迫。
因為滿人和列強都明白，現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可以取代北京的新勢力，而他們又不能在武力上對其加以剿滅，自然就只能對這個國家做出變革，以平息下層民眾的憤怒，列強也不願意因小失大把已經馴服的滿人逼下台，換上一群桀驁不馴的民族主義者成為中國的領導者。
當然，唐紹儀和滿人親貴一樣，都不明白為什麼義和團運動會招來八國聯軍的報復，但是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對抗各國軍艦的行為，卻使得列強對武漢做出了讓步，這顯然有些超出了他們對於列強的了解能力了。
雖然唐紹儀作為留美|幼童，對於歐美情況的了解不是滿人親貴能比的，但是就如同滿人親貴畏懼列強的軍艦大炮一樣，他也是深刻的敬畏著列強所制定的國際秩序，因為在他的留學生涯中，他受到的教育就是-大國制定的秩序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唐紹儀當然不清楚後世的馴化理論。印度人把小象用繩子綁在一根柱子上，因為年幼的小象力氣較小無法破壞這根柱子，慢慢的就會接受柱子是堅固的想法，於是等到它長大成年了，即便輕易可以破壞柱子，也不會試圖去破壞它，因為它的潛意識裡已經種下了柱子不可能被自己摧毀的念頭。
這些留美|幼童在海外的學習，本質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制定的規則是最好最文明的觀念，特別是那些學習法律的留學生，當他們對西方制定的法律深信不疑時，自然也就沒法再生起對抗西方法律的念頭。
而對於列強來說，用艦隊維護自己制定的國際秩序，花費實在太高，完全不如這種馴養有色民族的知識分子那麼的低廉和有效。這也是英國人特別鼓勵印度的精英們在英國學習法律的原因，哪怕這些印度人沒有在英國的大學畢業，他們回到印度之後一樣能夠獲得印度的律師執照並有機會進入英屬印度政府，因為這些印度精英們的思維方式已經英國化了。
留美|幼童本質上就是美國人向英國人學習的一種殖民地精英教育的方式，當然這種試圖灌輸美國價值觀的教育理念立刻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對，他們派出這些留美|幼童是為了維護大清的統治，而不是為了摧毀它，所以雙方的衝突導致了留美|幼童制度的中斷。
於是，一開始還對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報以同情，因為這一地方勢力的崛起直接打破了滿人的專權和打破了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企圖，從而給了他們這些海外留學人士有了一個在政治上發言的機會，即推動中國的立憲，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文明國家，從而在列強所營造的國際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唐紹儀這些海外留學生看來，當前列強之所以把中國視為野蠻的東方君主制國家，不是因為中國的君主制度，而是中國現存的東方君主制度不能適應西方君主制國家所制定的文明國家的交往原則，因為西方君主制度已經摒棄了君權神授的傳統，轉向了社會契約論，君主只是人民的代表而非上帝的代表，這也是西方君主制和共和制能夠和平共處的基礎。
而這一基礎是經過了30年戰爭和拿破崙戰爭，留了歐洲無數鮮血才奠定下來的，這也是沙皇俄國始終不能融入歐洲的原因。是否立憲，實質上就是君權神授或是民選的一個基本特徵，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大家才會有相同的價值觀，才能締結雙方可以遵守下去的國際準則。
當然，對於滿人來說，哪怕是一丁點的權力轉讓出去都是要血流成河的，比如戊戌變法和庚子國恥，這些都是滿人親貴不肯放權的抵抗。因此對於毫無實力的海外留學生的立憲呼籲，自然沒人會理睬。這也是唐紹儀等人一開始覺得武漢工農兵委員會出現是好事的原因，因為工農兵委員會的出現讓滿人不得不在改革或滅亡中做出選擇。
但是，武漢工農兵委員會所選擇的社會改革道路又絕非是唐紹儀這些海外留學生所認同的文明之路。因為這條路不是英式的溫和變革之路，而是暴烈的法國大革命之路，作為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紹儀自然不會不知什麼是法國大革命。
雖然美國人吸納了不少法國大革命的革命理念，也在文化上親近了共和體制，但是美國在社會實踐中採用的其實還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當前高喊捍衛自由的正是大英帝國，美國人繼承了這一政治倫理，比他們在形式上接受的法國共和體制更深入人心。
因此，這個時代的美國大學的政治教育最敵視的正是民主主義，因民主正是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暴民政治，摧毀了法蘭西的傳統文化。工農兵委員會選擇的這條路，在唐紹儀看來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暴民政治，他自然是不敢苟同的。
但是在歐美褒貶不一的民主主義，在中國卻是褒義詞。因民主正是反抗君主暴政最有號召力的旗幟，就如三級會議打倒了路易十六，現在的中國需要民主比自由更甚。
而某些壓根不理解什麼是民主和自由的鄉下土財主，望文生義，把民主視為了對抗皇權的有力工具，卻不知羅伯斯庇爾曾經用民主把他們這些士紳階級的腦袋砍下了不知多少。
因此唐紹儀等海外留學生認為，現在能救中國的也只有袁世凱了，既不能讓滿人把這個國家一起帶進墳墓，也不能讓這個國家落入一群暴民的手中，作為軍事強人的袁世凱若是能夠接受立憲的話，那麼無疑是可以成為挽救法蘭西的拿破崙的。
心中閃過了這許多念頭，唐紹儀還是向袁世凱勸說道，「武漢的背後是德國人，但這個世界的秩序還是英國人制定的，只要德國人沒法直接挑戰英國，那麼武漢對於朝廷和英國協議的反對是沒法得到德國的支持的，一個沒有德國在背後支持的武漢，如何是宮保的對手？」
袁世凱沉吟了許久之後說道：「話是這麼說沒錯，但現在我北洋被俄國人牽制，武漢就算不在這個時候在我們背後捅刀子，他們只要撤掉對我們的支援，也就成了隔岸觀火的漁翁了，這個時候還是不能和他們翻臉的。
我看，還是要和武漢談一談，他們想要什麼都可以談，比如把四川和西藏都交給武漢去管。這兩個地方現在朝廷鞭長莫及，遲早是要落到武漢手中的，倒不如順水推舟拿來和武漢做個交易。只要他們承擔起了對於西藏的防禦責任，和英國取得和平，我想他們是不會繼續反對下去了。」
唐紹儀也覺得這是個辦法，但對於一下子把西藏和四川交出去，他也還是有些猶豫的說道：「西藏也就罷了，四川也交給武漢，這是不是太過助長武漢的勢力了？四川人口近4000萬，若是讓武漢納入掌握，他們可就擁有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了。」
聽了這話，袁世凱也是忍不住心裡有些亂，但他還是很快鎮定了下來說道：「錫良和成都將軍已經幾次發電，要求朝廷調派兵力入川，否則四川將不為朝廷所有。現在的四川亂啊，不僅僅有武漢的勢力，也有本地會黨的割據，四川總督的政令已經不能出成都府了。
可朝廷現在有什麼力量派兵入川？要是朝廷有這樣的力量不如直接把武漢拿下更好？現在大半個河南都被武漢用鐵路分割了出去，河南巡撫也就管得住盧漢路以東的地方，盧漢路以西現在也是天高皇帝遠，要麼服從武漢的命令，要麼關起門來搞士紳自治，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情況。武漢建成了汴洛鐵路，現在又開始修建洛潼鐵路。詹天佑確實是個人才啊，硤石驛大隧道工程，據說沒有聘請外國工程師就做出了設計方案，而且現在已經進入到了施工環節。若是讓武漢把這條鐵路修到了西安去，陝西還能服從朝廷？
盧漢路上的黃河大橋據說也進展順利，最多兩三個月就能通車，這樣一來武漢到北京和天津的火車就不用換車可以直達了，武漢到北京的快車30幾個小時就可到了。少川，我是膽顫心驚啊，這些湖北人這麼不管不顧的求發展，我們北洋怎麼辦？
與其讓他們把目光轉向北面來，倒不如讓他們去四川，不管四川再怎麼好，終究是一處守成之地，他們進去容易，想出來就難了。我尋思著，武漢想要把四川吞下去，沒個五六年總是不成的，有這五六年時間，我們總能和俄國人打完這一仗了。
接下來，我們也得修鐵路啊，得把鐵路從北京修到張家口、大同、歸化城和庫倫去，只有用鐵路把西北地區和直隸、山東聯繫起來，我們才不用擔心西北被武漢拿捏住，也就有了以北御南的基礎。
若是讓武漢先把鐵路修到了關中，然再進入山西北上內蒙，直隸、山東就被其封死在了一角，不要說四川，北方我都不敢保證能守住了。所以，英國人若是真心想要支持我們，就該借錢給我們修這條鐵路，只有修成了北京通往歸化城、大同、西安的鐵路，北方的局勢才能真正穩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