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松爵士在離開孟買登船回歐洲之前曾經發表過對印度人的最後演講，他指出帝國在印度統治的目標就是，「為正義而奮鬥，拒絕瑕疵、不公平或卑劣，既不偏向右，也不偏向左，不介意奉承或是讚許、憎惡或是辱罵…但是，要記住萬能的上帝已經將你的手置於他偉大的道路上……」
在你的時代將利劍向前推動一點，去感受在公眾之中的某個地方，你留下了一絲公正、幸福或者繁榮，留下了一種剛毅氣概或道德尊嚴感，留下了愛國精神的源泉，留下了理性啟蒙的黎明，或者留下了責任的召喚，這都是當地從前不存在的。」
最後他總結道：「這已足夠，這就是英國人在印度的正當性。」
不過寇松爵士的這種鬼話只能哄騙一下國內的英國人，印度人已經不再相信這種鬼話了，早在年初時孟加拉人民就開始集會抵制英貨運動了，8月初加爾各答甚至出現了萬人大會公開宣布抵制英貨和開展斯瓦德西（自產）運動迫英撤銷分割計畫。
8月17日，寇松爵士宣布分割法生效的這一天，加爾各答民眾把這一天當成了國喪日，全城總罷業。以提拉克為首的國大黨極端派提出斯瓦拉吉、斯瓦德西、抵制英貨和民族教育4點綱領，此後抵制英貨和開展斯瓦德西運動開始從孟買和加爾各答向著全印度地區蔓延了。
明托伯爵覺得四處都在著火，西北地區不僅遭到了地震還因為季風期雨水不足導致了糧食減產，現在西北的錫克人要求減免稅收，但是為了籌備西藏遠征，印度政府花費了50萬英鎊，而之後和中國人的作戰，從中國人進入大吉嶺的時間開始算起，印度政府又額外花費了大約350萬英鎊，這還沒計算中國人在下錫金及印度平原上造成的破壞帶來的地租損失。
也就是說，英屬印度政府在過去兩年時間裡額外花費了400萬英鎊，而1905年英屬印度政府的財政收入卻從去年8000萬英鎊跌落到了7100萬英鎊左右，而英屬印度政府自身的經常開支為4400萬英鎊，另外公債利息、鐵路債券利息等支付給英國的國內開支1750萬英鎊，剩下的便是資助大英帝國的海外戰爭費用及對鐵路的投資建設等。
即按照英國人的設計，英屬印度政府每年的財政支出應當和財政收入持平或略超出，決不能有什麼黑字。1905年的自然災害加上和中國的戰爭蔓延到了印度境內後，就出現了一個極大的赤字缺口。
明托伯爵自然是不能同意所謂的減免稅收的請求的，英屬印度政府可以拿錢出來賑災，每年大約有100萬英鎊的預算，但幾乎都用不完，也大多不會流到真正的災民手中，但交稅是民眾對於國家的義務，怎麼能夠減免呢？
在1899年印度大饑荒，但是1899-1900年的田賦收入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的數額，1800萬英鎊。所以沒有那個英國人會認為印度受了災就要減免稅收的，他們既然已經盡到了賑災的義務，那麼印度人就應當履行繳納稅收的義務。
1899年中央邦的農民為了逃避稅收連土地都不要了，大批的土地荒蕪，農舍被荒棄，但依然沒能讓英國人心軟，何況今年的天氣不過是減產而不是絕收。當然，明托伯爵的底氣在於，他認為英屬印度軍隊足以鎮壓那些農民的叛亂。
但是他沒有了解到，災害引發的農民的不滿和孟加拉分割方案引發的印度民族主義的高潮，再加上對中國軍隊作戰中英軍的失敗，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會製造出一個什麼樣的局面。
黑格上校和達厄爾上校的失敗，使得上山的12個營最終撤到山腳下的只有5個營，3個英國步兵營只逃回來一個。這一戰鬥結果徹底打亂了提斯塔河兩岸的局勢。
羅伯特.坎利夫.洛將軍和查爾斯·湯森中校以1200騎兵和10營步兵，好不容易才沿著從西里古里到格蒂哈爾到提斯塔河的鐵路線，把中國人壓制在了這一三角地帶內，正打算集中力量剿滅該地區內的中國人，結果就聽到了黑格兵敗的消息。
於是，湯森中校立刻向洛將軍指出，「我們現在應當小心中國人衝出山區和平原上的中國軍隊聯成一線，那麼從西里古里到南面的傑爾拜古里、班喬戈爾、伊斯蘭布爾這些地區的守軍就危險了，如果黑格上校不能擋住中國軍隊的進攻的話。」
洛將軍不相信黑格上校會擋不住中國人，他對著中校說道：「就算黑格損失了7個營，但他手中還有五個營，再加上這些地方的三個營，不管怎麼說，他都不應該後退了。3000多人的部隊，要是還擋不住中國人的進攻，那麼我們不如趁早放棄和中國人作戰。現在最要緊的是，儘快把包圍圈裡的中國人吃掉，接下來我們才好去支援黑格上校…」
基欽納勛爵聽到黑格上校失敗消息時，已經回到了加爾各答，他甚至都來不及驚訝了，只是命令剛剛抵達加爾各答的三旅英國士兵開始進行適應性訓練，並以這些英國士兵為基礎招募印度軍團，以組建三個師的新部隊。
基欽納勛爵現在算是看出來了，現在從各地一點點的抽調兵力壓上去，只是在給中國人適應的時間，雖然他不清楚中國人是怎麼誘惑那些印度人加入自己的部隊的，但是顯然這種添油戰術是無法消滅中國人的，想要消滅這些中國人，要一次性壓上足夠數量的軍隊，就如同對付布爾人那樣，把中國人和本地人分割開來。
明托伯爵有些心神不寧的向其詢問黑格上校失敗一事，是否會對當前的印度局面造成什麼惡劣影響時，基欽納勛爵沉著冷靜的告訴他，「只要大英帝國的軍隊還在，那麼就不會有什麼惡劣影響。現在的局面不會比1841年和1857年更壞。中國人畢竟只有少數，大多數都只是被中國人蠱惑了的孟加拉農民，只要我們贏得一次勝利，那些孟加拉人的勇氣就會消失了，他們會毫不猶豫的拋棄中國人跑路，勝利終究還是會屬於我們。」
得到了基欽納勛爵的回覆後，明托伯爵思考了半天最終向倫敦發電，他在電報中認為，「此時免去基欽納勛爵總司令職務並不合適，只會助長了那些中國人和印度人反抗大英帝國的勇氣，他們會認為自己戰勝了大英帝國。」
自由黨魁首坎貝爾.班納曼已經組閣，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紳士典範的約翰·莫利，為自由黨此次組閣立下了汗馬功勞，只是他並沒有獲得自己想要的財政大臣一職位，而是成為了印度事務大臣。
作為一個對首相有影響力的印度事務大臣自然不是普通的印度事務大臣，他很快就把明托伯爵的電報彙報給了班納曼，並支持了明托伯爵的主張，「現在撤換基欽納勛爵也確實不大合適，因中國人還沒有停止對印度的騷擾，假如我們撤掉了勛爵而令中國人活躍起來，就是得不償失了。」
班納曼皺起了眉頭對著莫利說道：「可是不願意結束戰爭的難道不是印度政府自己？中國人的要求，我覺得並不算過分，把軍隊派到別人的國土上不叫入侵，那麼還有什麼才算得上是入侵行動？莫利先生，您不是極力反對布爾戰爭的嗎？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卻又和愛德華.格雷站在了一起？」
在首相略顯昏暗的辦公室內，約翰·莫利臉上的神情似乎看不出什麼變化，他語氣平靜的對著首相回道：「布爾人、愛爾蘭人終究是和印度人、中國人不同的，適用於布爾人、愛爾蘭人的規則並不能適用於印度人、中國人。」
坎貝爾.班納曼沉默了許久，方才又問道：「那麼你認為，我們還有必要支持日本和中國對抗俄國人嗎？」
約翰·莫利安靜了數秒後說道：「讓俄國把精力放在遠東，至少比讓俄國在歐洲事務上指手畫腳強，這樣我們至少可以騰出時間來解決國內的問題。現在英國這部機器實在是太過老舊了，老舊的已經沒法應對世界各地的衝突了，這也是民眾選擇我們上台的原因。
一個精力充沛的俄國，只會造成歐洲進一步的衝突，讓他們在遠東和中國人、日本人糾纏，這才符合我國的利益。我們支持日本和中國，同是否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無關，這只是為了維護我國利益做出的合適的判斷。」
坎貝爾.班納曼最終還是同意了莫利的請求，並向他說道：「我支持你的決定，但我還是希望早日讓印度恢複寧靜。我們支持明托伯爵去印度，是為了讓印度安寧下來，不是為了讓那裡變成第二個南非戰場的，大英帝國的改革，同樣需要來自印度的支持…」
於此同時，印度的激進民族主義者開始通過室利·奧羅賓多·高士同中國人取得了聯繫，他們或者通過信使傳遞信件，或者直接前往了中國人所在的地區，同林楓等人碰面，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中國軍隊幫助他們建立武裝，或是對英國軍隊展開更大規模的襲擊。
當然，這些印度民族主義者把目標都放在了剛剛在山上擊敗了黑格上校的中國大軍身上，渾然沒有察覺到他們腳下這片土地上的力量正匯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