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於銅罐鎮一帶設水驛站，名銅罐驛。此地同魚洞、木洞並稱重慶三大水驛站，是成都、雲南、貴州通往重慶的必經之路，因此也被稱之為川東第一大鎮。
應該來說，銅罐驛鎮的人見慣了往來的南北客商，一般的西洋鏡是很難引起鎮民們的興趣的，但是在1905年5月27日這天清晨，鎮上的人卻都圍在了冬筍壩上，似乎在期待著什麼。
當太陽高高升起時，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呼道：「來了，來了，我看到冒煙了…」
人群一時轟動了起來，很快遠處一個黑點朝著他們不斷壓來，漸漸的長出了一個鋼鐵頭顱，身後則拖著長長的身子，宛若一條巨龍一般出現了。聽著遠處鳴叫的汽笛聲，圍觀的人群一時大氣也不敢出，只覺得這東西太過神奇了。
詹天佑下車時受到了群眾極熱烈的歡迎，雖然此地的車站只有一個竹木棚子，可是群眾們即便是站在了鐵路線兩側的山坡和田地里也在歡迎著他們，這人詹天佑很是感動的對身邊的人說道：「誰說四川民眾不喜歡洋玩意，他們只是不喜歡有害的洋玩意么。這條鐵路要是沒有四川人民的支持，我們怎麼能修的這麼快…」
剛回國不久的鐵路工程師胡棟朝深以為然，重慶工農兵委員會勞動委員楊庶堪也出聲響應道：「我們川人也非愚昧之人，怎麼會分不清好壞呢？那些洋人帶來的東西究竟是好是壞，我們還是能夠分辨的出的。說我們川人排外，就是一派胡言，難道讓四川遍布鴉片，讓教徒凌駕於普通民眾和中國官吏之上才叫開明嗎？這種開明不如不要。」
詹天佑雖然在政治上表現的比較淡泊，但此時他倒也認同了楊庶堪的主張，雖然他是主張建設要壓倒政治鬥爭的，但今次這條鐵路的建設經歷也讓他不得不承認，沒有政治上的勝利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搞建設。
假如按照大清官場的搞法，估計這條鐵路應該還在籌備當中，不把這條鐵路的利益分配的明明白白，估計是動不了工的。畢竟在大清的官場，做不做的成事不重要，懂不懂事才重要，少你一個做事大清垮不了，可你要是不懂事壞了規矩，豈不是讓大家難辦了么。
但是在工農兵委員會的領導下，雖然連詹天佑都覺得這種另起一套的舉動確實有造反的意思，可是這委員會確實能辦事啊。對於勞工黨來說，不革命、不辦事的人就滾蛋，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你要是不服氣那麼就拿起武器來反抗好了。
假如說，一開始在列強和朝廷的圍攻下，勞工黨對地方上的紳士們還有所優待，雖然工農兵委員會掌握了地方權力，可並沒有直接取消地方官府的權力，比如斷案和收稅權還是歸地方官府處理的，工農兵委員會不過是派人進行監督而已。
等到武漢擊退毅軍，列強開始退讓之後，勞工黨對地方上的控制就開始加強了。哪怕是四川這裡，三月武漢船只能開到重慶後，也開始進一步加強工農兵委員會對地方上的控制，對於那些不願意和勞工黨合作，或是反對工農兵委員會決策的地方士紳，都採取了打壓姿態。
這種打壓的標準也不是隨心所欲，而是由勞工黨划出一條線，然後便以此線進行分辨地方上的士紳是否能合作。在四川，總的原則就是要不要共和、要不要經濟發展。仔細一點就是要不要召開國會，要不要抵抗列強入侵，要不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不要搞經濟建設，要不要打擊鴉片種植和販賣。
在這樣一條紅線下，那些試圖打著支持工農兵委員會但依舊保持地方傳統的士紳和試圖天下大亂出人頭地的會黨首領，都遭到了工農兵委員會的強力鎮壓。只不過四川地區比較封閉，所以沒有如南陽、信陽地區的肅反運動搞得那麼的轟轟烈烈。
當然，這種鎮壓行動也是遭到了一些四川地方鄉紳和會黨的反對的。雖然這些反對工農兵委員會鎮壓的鄉紳也許在日常生活中也對那些被鎮壓的劣紳表達過不滿，平日也有過衝突，但是並不礙於他們在這個時候站出來說句「公道話」，認為工農兵委員會在鎮壓劣紳的過程中搞了擴大化，這顯然是壞了規矩的。
詹天佑雖然從小出洋，在國內生活的時間未必有在國外長，但他也知道這些鄉紳口中所謂的規矩其實是上不得檯面的。一言以蔽之，這些鄉紳其實倒也不反對委員會正法幾個劣紳，但他們所希望的正法是幫助士紳階層剔除幾個壞蛋，而不是把整個士紳的特權都給廢除了。他們掛在口邊的規矩其實就是一句話，「今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詹天佑其實對於這種腔調是反感的，雖然美國人搞財閥治國也未必好，但財閥至少還能搞搞建設，而這些鄉紳們除了壓榨農民之外，幾乎對任何有益於社會進步的制度都是反對的。他們掛在嘴邊的名言就是，「中國這麼多人，文盲遍地都是，這些人那裡懂什麼民主共和，要是縱容這些泥腿子來治國，天下非大亂不可…所以中國想要安穩太平就得尊孔，就得有個皇帝管著大家…寧為太平犬，不為離亂人。」
若是按照自己的本心，詹天佑是不想和這些士紳對抗下去的，今天的中國至少落後了歐美一百年，要是還不抓緊搞建設，哪裡還趕得上世界的潮流？他可是在美國見過印第安人的頭皮靴子的，也見過那些美國人把澳大利亞土著、太平洋群島上的土著頭顱當成收藏品炫耀的。假如中國不能趕上世界的潮流，那麼這些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島土著的下場，難保不會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但是對於勞工黨能夠壓制住這些士紳的反抗，從而確保經濟建設不受影響，他又保持默認的態度。他不想和士紳衝突是擔心士紳聯合起來阻擾經濟建設，並不是他有多喜歡這些劃地為國的土皇帝。
至於那些會黨們的不滿，詹天佑則沒有任何同情的念頭。假如說士紳中還有開明派的話，他自己也算是士紳之一，那麼會黨絕大多數都和犯罪有關，而且這些會黨經手的犯罪勾當就沒有一個是能放到檯面上來說的，不管是拐賣孩童婦女、販賣鴉片、還是打劫路人，哪一樣能培養出好人來？
也就是四川這個地方實在是沒辦法，不加入會黨連正常生活都無法保證，所以才會出現清水袍哥這種奇怪的存在。什麼是清水？其實就是說我也是組織里的一員，但我不幹那些下三濫的事，你也別來搞我，就是這個意思。
對於鎮壓那些認為造反就是讓他們當土皇帝的會黨首領，詹天佑是難得的持正面支持的立場的。他覺得要是讓這些人打著革命的名義在鄉間欺壓良善，這種革命不革也罷，好歹滿清政府也知道要給小民喘口氣好收稅，這些土棍則完全把農民當成自家的牛羊了，想宰就宰。
當然，要維持這種兩手都要鎮壓的局面，對士紳和會黨的同時打壓，實際上讓工農兵委員會在四川處在了一個極危險的環境，大家都不願意支持你了，只能依賴來自武漢源源不斷的援助。比如修鐵路這件事，假如沒有武漢運來的大批物資和火車頭、鐵軌，工農兵委員會是怎麼也完不成的。
有了這些來自武漢的資源，工農兵委員會才能為那些農村裡的無產者找到新的工作，從而在地方上製造出一個支持自己的階層。而隨著火車的開通，重慶-武漢的航運路線的維持，工農兵委員會也就有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在銅罐驛鎮搭建起來的小木台上，詹天佑為重慶到銅罐驛鎮的鐵路開通做了講話，「…這52公里鐵路只是一個開始，今後我們不僅要把鐵路修到成都，修到貴陽和昆明去，還要修到武漢和西安去。蜀道難將不難矣…」
詹天佑的講話大受本地群眾的歡迎。在銅罐驛鎮吃了午飯後，詹天佑和胡棟朝、楊庶堪一起在江邊走了走，詹天佑不由讚歎道：「四川的風景可真是秀麗啊，難怪古人云：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可惜我很快就要走了，今後四川的建設事務就要靠你們了。」
楊庶堪是了解詹天佑調離的情況的，四川的鐵路建設已經上了正規，當前最要緊的反而是政治工作，畢竟成都的錫良無時無刻不想著打倒重慶的工農兵委員會，而會黨和一些地方士紳也對工農兵委員會不滿。這種工作對於詹天佑來說沒什麼意思，所以在川江通行後就打了報告要求回去主持粵漢鐵路的修築工作。
在這個決斷上，楊庶堪並不認同詹天佑的做法，他認為沒有革命的政權，談什麼革命的建設工作。不過他倒也不會去阻止詹天佑，畢竟對方離開之後，倒是可以讓他們這些革命派大展拳腳了，之前詹天佑對於那些反對者還是過於和氣了。
不過胡棟朝是真不知道，他來四川是為了協助詹天佑工作的，因此他比較吃驚的詢問了對方的去處。詹天佑倒是很坦率的說道：「其實說到建設，武漢要比四川多的多，不管是長江大橋，粵漢鐵路或是北方的黃河大橋的合攏，不過鐵路委員會打算讓我去負責洛陽到西安鐵路段的勘察建設籌備工作。」
胡棟朝聽了這話立刻就有些激動了，「要建洛陽到西安的鐵路。那麼一旦成都和西安的鐵路建好，四川到中原就不用再走長江和山路了么。」
詹天佑充滿期盼的說道：「何止，鐵路委員會是打算把鐵路一直修到蘭州和新疆去的，這條鐵路要是完成了，重要性不亞於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