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經歷過今天的勞動的話，那麼奧羅賓多和賈丁未必會認同林信義的話，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為衣食發愁過，他們感受最深的乃是英國人對於印度人的欺凌。他們真誠的相信，農民活不下去，不是地主拿走的太多，而是英國人的稅太重。
在1885年國大黨成立之前，為了獲取英國人給與印度人更多職位，這些印度精英們也終於不再研究宗教教義，轉而把精力放在了國家的經營上，他們對於農民生活的關注，正是國大黨成立的契機。雖然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獲得包稅地主和永佃戶的支持，但卻也不得不通過對於印度農民的悲慘生活的描述來求取英國人的同情。
國大黨成立之後，更是把這種個人研究行為轉為了一種集會呼籲，每年國大黨年會的報告，本質上就是一場對印度社會現狀的報告，雖然國大黨只研究社會問題不提出解決辦法，或者說他們的解決辦法就是希望英國人把更多的政府職位交給印度人，因為印度人更加的了解本國的國情。
而國大黨在描述印度農民的貧困時，常常以最底層的佃戶為代表，1900年之後他們最常提及的一件事就是，19世紀最後25年印度三次大饑荒餓死了1500萬農民，這就是英國對於印度剝削太甚的結果。但是他們請求英國人改善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主張減少向地主徵收的田賦，畢竟在莫卧兒王朝時期，地主要交的田賦只有5-20%。
但是在英國人手中，田賦一度達到了地租的八九成，這也是1860年之前印度地主不斷反叛東印度公司的原因。印度民族大起義之後，東印度公司把統治印度的權力交給了國家，倫敦開始對印度實施了近代化改造，提升了糧食產量，降低了運輸費用，並採取了30年一議的田賦固定制度，才算是恢複了地主對於土地的改良投入。
通過這一系列的對比，印度的精英們認為，印度農民的貧困就是英國人向地主們徵收的田賦過多，從印度收取的稅款用在印度的太少，使得地主沒有動力去投資印度的農業。假如英國願意減少田賦，並把印度的稅款用在印度人身上，那麼印度就會繁榮起來，農民也就不必這樣大批大批的餓死了。
這些印度精英們大多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有的從小就被送往英國留學，在倫敦最好的寄宿學校學習，最後在英國最好的大學學習法律，可以說他們接受的教育甚至還要好於英國的布爾喬亞們。這些人提出的理念自然是相當符合邏輯的，只要勞動者不去思考，思考者不去勞動，他們都會覺得這是印度民族的自我拯救之道。
只不過，在如何達成印度民族的自由上，國大黨的溫和派認為應當祈求英國人，而極端派則認為需要通過鬥爭，甚至不惜發展到武裝鬥爭的階段。奧羅賓多和賈丁是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極端派，他們和溫和派之間的爭議是如何爭取印度民族的自由，而不是解決印度當前問題的關鍵是否是爭取印度民族的自由。
但是和林信義一起勞動了一個上午之後，兩人都不約而同的發現，對於底層的民眾來說，一邊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邊討論自由，這顯然是不適合的，因為以這些底層民眾的勞動量，他們根本不會去思考什麼自由問題，想的只會是兩件事：休息和吃飯。
因此他們不得不認同了林信義的觀點，想要底層民眾去思考自由的價值，至少應當先保證民眾衣食無缺並能接受必要的教育，而這顯然不是英國人減少田賦或把稅款留在印度修建水利設施和道路設施就能解決的問題，這些政策的受益者實質上都是包稅地主和永佃戶，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土地和有剩餘的農產品需要外運。
而經過了上午的勞動之後，兩人也同樣接受了林信義這樣的觀點，地主或資本家把勞動者的大半勞動成果掠奪走顯然是不對的，這才是勞動者沒法養活自己的真相。有了這樣的共同認識之後，他們對於林信義提出的一系列維護勞動者利益的理念就能接受了。
在革命方向達成了統一之後，林信義這才對著兩人談及了武裝鬥爭的問題，他坦誠的對著兩人說道：「英屬印度政府是一個組織，所以想要打倒這個組織，你們需要的不是武裝鬥爭，而是要建立一個代表印度人民的組織，和英屬印度政府爭奪對於印度人民的管治權力。武裝鬥爭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或趕走英國人，而是捍衛印度人民自治的權利。」
聽到林信義提及這個話題，賈丁的精神明顯一振，之前討論的話題對於他來說其實是比較痛苦的，因為林信義正在否定他過去的價值觀，假如他不是一個堅定的革命派，那麼恐怕就要打退堂鼓了，因為林信義給他們指出的印度人民的鬥爭目標顯然不是英國人，而是在印度人民身邊壓迫他們最深的地主階級。
雖然賈丁和奧羅賓多的父輩已經脫離了鄉村，成為了城市中商人、醫生和律師等職業中的精英，但是他們的家族依然是印度地主階級的一部分，因為印度人和中國人一樣，都認為有錢之後購買土地才是最為保值的手段。所以，他們的家族依舊紮根於鄉村，正是林信義所指出的印度人民的鬥爭目標。
反倒是奧羅賓多對林信義闡述的革命理念興趣頗大，頗有意猶未盡之感。但是他還是很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求知慾望，轉而認真的傾聽起了關於武裝鬥爭的講解。雖然林信義口上說是和兩人討論武裝鬥爭的問題，但基本上都是他在說，兩人只有認真傾聽和請教。
奧羅賓多和賈丁聽完了之後，才發覺他們過去對於和英國人進行武裝鬥爭的想法確實膚淺了，他們只考慮著真刀真槍的和英國人干，完全沒有想過如何戰勝英國人，而林信義所提出的武裝鬥爭，則一切都是圍繞如何戰勝英國人展開的。
「…事實上，我認為巴爾·甘格達爾·提拉克所推動的西瓦吉運動，就是一個組織的雛形。它有一種吸引群眾的理念，有領導者，有組織者，有宣傳者，它所缺乏的是一個能夠維持長期運作的體制…
一個成熟的組織必然是代表著某一階層或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獲得這一階層或階級的衷心支持。除此之外，它還需要一個大腦，領導組織不斷的前進並完成階段性的目標…」
林信義主張領導武裝鬥爭的組織必須把自己的職能分散給各個部門，以求職業化和專業化，並建立嚴格的組織紀律，嚴禁各個部門之間的私下交流，「…假如不這麼做，那麼英國人只要找到一個組織的叛徒，那麼整個組織就會毀於一旦。而嚴格的分離措施，不僅讓組織無法被破壞，即便破壞了也能迅速重建，重要的是可以讓一部分人在合法的情況下為組織工作。
我們主張和殖民者的鬥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這同樣也包括合法的手段去鬥爭，或者說應當儘可能的利用合法的手段去公開的和殖民者進行鬥爭，這種合法鬥爭的方式不僅僅在於宣傳，還在於為組織提供後勤保障及培養後備人才…」
接下來的一周內，奧羅賓多和賈丁幾乎每天都會去和林信義進行請教，他們大多在下午前往林信義的辦公室，然後討論到下午茶時間。上午他們會抽出時間來去參觀軍政委員會的各個部門，晚上則對一天的活動進行總結。
賈丁對奧羅賓多這樣說道：「這大約是我這輩子距離真理最近的日子，我現在就擔心一件事，我是否能把這些真理如實的傳達給其他革命同志。」
奧羅賓多也認同了賈丁的看法，和山南軍政委員會的革命道路相比，國大黨就像是一個政治俱樂部，而薩米提則是在過家家，他誠懇的說道：「我們過去對於反抗英國人說的太多，對如何去反抗英國人則思考的太少，這是我們印度人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當老實的向中國人學習，對薩米提進行全面的整改，使之真正的成為一個政治組織而不是青年俱樂部，我們需要讓每個人都參與到印度獨立的工作中來，並分配給他們合適的工作，而不是讓一部分人去戰鬥，其他人只是在邊上圍觀喊口號…」
在印度這邊取得暫時的和平時，中國的北方則開始逐步走向了戰爭。1905年3月1日，彼得堡正式向北京提交了宣戰文書，彼得堡認為湖廣地方政府沒收了俄國政府及商人的財產並向俄國宣戰是一種戰爭行為，北京既然不能制止湖廣地方政府的不法之舉，又不肯和俄國簽署兩國邊境的劃分協議，俄國只好回應中國的戰爭行為。
俄國人隨即派出騎兵部隊向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進軍，並在滿洲地區驅逐中國官吏，這一舉動極大的震撼了北京，同時也徹底破壞了東亞秩序。
日本人的看法是，戰爭終於爆發了，整個國家開始進入到了備戰狀態。法國和德國對俄國的行動表示遺憾，但又聲稱能夠理解俄國的行為，但是兩國不約而同的表示對中俄戰爭採取中立立場，法國宣布向中國禁運武器，德國表示在中俄進一步行動之前，德國暫時不會公布禁運武器。
美國總統羅斯福則對自己的國務卿說道：「終於打起來了，必須要讓日本也加入到這場戰爭中去，讓那些銀行家去支持日本人和中國人，確保他們和俄國人打的激烈一些。然後我們要給那些狗娘養的哥倫比亞人一個教訓，讓他們知道違背了商業合同是什麼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