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群德國資本家面前，田均一直言不諱的說道：「…我不認為採用苦力貿易的方式有利於德屬太平洋群島的資源開發，因為苦力貿易的方式不會讓華工有什麼積極性，也會讓中國人對德國感到反感，我們也反對這樣做，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德國的利益。
開發太平洋群島其實和開發中國沒什麼區別，只有在讓當地人、華工都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才會積極的配合德國開發當地的資源。
他們獲得的收益並不會全部儲存起來，按照人的本性，只要賺到錢了必然會用來改善自己的生活，那麼太平洋群島就一定會需要電力、現代化的碼頭、公路、鐵路和各種有利於人類生活方便的現代化設施，這樣太平洋群島就會變成德國的工業市場。
這就是我們三方都能受益的方案。無論如何，建設是不能在一個動蕩的社會下進行的，只有在穩定了社會秩序之後，人才會安心於建設自己的家園。假如太平洋群島的土著、華工都是貧窮不堪的，那麼德國工業生產出來的東西又要賣給誰呢？
一旦外部市場不能擴大，那麼德國工業除了降低產能之外，我不覺得還有什麼辦法去維持自己的生產。而根據我們現在的調查來看，生產的越少，成本就越高，生產的越多，成本就越少。因此，市場規模其實要比高利潤更為重要，因為只有活下去的企業才能談盈利…」
弗蘭茨·克虜伯倒是最能接受田均一的這套理論，倒不是因為田均一解救了自己，而是克虜伯家族的傳統就是優待工人，從而避免公司的技術外泄。克虜伯公司憑藉著技術優勢獲得了高額的利潤，關鍵就在於克虜伯公司的那些優秀的技術工人始終保守著公司的秘密。
當然，克虜伯公司對於工人的優待，也使得克虜伯家族成為了埃森地區的主宰，埃森地區21000名克虜伯工人是克虜伯家族最堅定的支持者。所以弗蘭茨·克虜伯並不反感給工人以福利，他所反感的是那些試圖剝奪資本家財產的社會主義思想。
克虜伯和西門子為首的德國工業家們，他們現在也正處於產能過剩的階段，這個產能過剩實際上就是全球的殖民主義競爭導致的貿易戰造成的，俄國、英國、法國、美國這些國家在技術上無法和德國工業展開競爭後，就開始啟動關稅保護的貿易戰爭了。
此時的德國已經接近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後階段，和第一次工業革命所不同的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巨大生產力的同時，也使得停產變為了一種可怕的災難。
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工廠停產雖然要蒙受損失，但是這種損失還是有限的，因為此時的工廠投資規模還是比較小的。但是第二次工業革命完成之後，集合了各種先進技術的重化工工廠，其投資額度甚至已經超出了普通農業國的國家稅收。
1901年2月，卡耐基以5億美元的價格將卡內基鋼鐵公司賣給摩根。這是一筆震驚世界的交易，也是讓許多小國感到絕望的交易，因為他們永遠不能投資建設這樣一家大型鋼鐵公司，而摩根以卡內基鋼鐵公司為基礎組建的美國鋼鐵公司，更是美國第一家資產突破10億美元的公司，這家公司的鋼鐵產能超過了英國的一國鋼鐵產出。
可以說，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重化工產業已經成為了大國之間的遊戲，誰能讓本國的重化工產業活下去，比能否賺到高額的利潤更重要，因為失敗者將會徹底退出這一市場，贏者將獲得一切。美國人最先意識到了這一點，才會建立了壟斷美國鋼鐵產業的大型鋼鐵托拉斯，德國人同樣開始意識到了這點，但是德國吃虧就在於，德國重化工工業的原料和市場都不在國內，沒法如美國這樣搞高關稅保護。
德國人既希望他國對自己的工業開放市場，但又不想讓他國的農產品進入本國市場，這種經濟上左右互搏的對立政策，使得德國的工業過剩產能一直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傾銷對象。中國確實是德國工業界的最後希望了，而湖廣表現出的親德傾向，也使得德國工業界不得不對湖廣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委員會做出一定的讓步，以維持當前雙方良好的合作關係。
當這些德國資本家向田均一表示他們同樣反對苦力貿易，支持以華人勞務公司的模式進行勞務派遣合作後，田均一等人也是鬆了口氣。這是中德海外合作最為關鍵的一點，勞工黨當然能夠組織一批勞動力前往海外務工，但是勞工黨卻不能成為苦力貿易的支持者，這顯然是有違黨的自身理念的。
當德國人願意以合作的方式簽訂勞動委託合同後，那麼接下來的不過就是經濟問題了，經濟問題總是問題不大的。因為當前中國正屬於小農經濟不斷被破壞的階段，義和團運動之後，滿清簽署的對列強的進一步開放條款，實質上已經讓內陸鄉村也成為了帝國主義掠奪的對象。
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委員會實際上是加快而不是減緩了這一過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破壞之後，必然是要釋放出大量的勞動力的，現在委員會雖然用大量的基建工程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給吸納了，但是僅憑湖廣一家的能力並不能面對長江中部地區各省源源不斷出現的破產農民，假如沒有更多的崗位給他們，那麼各地動亂就會不斷的出現。
勞工黨的目標是革命但現在的革命時機並不成熟，因為朝廷推動的新政看起來確實迷惑了不少人，這種地方上的動亂除了白白耗費革命的力量之外，並不能讓清政府垮台。更何況，這些農民並沒有什麼革命理論的指導，他們也很難理解什麼是工業建設，他們往往就把暴動的目標指向了洋人、教徒和西洋機器，認為正是這些東西破壞了自己的生活。
哪怕是暫時性的，勞工黨也需要幫助這個朝廷先穩住社會秩序，等到勞工黨積蓄足夠的力量和革命的時機成熟時，才可以一次性的打倒這個朝廷，這也是對中國損失最小的革命方式。
過去田均一併不理解為何要這樣做，但是隨著他越來越深入的去了解各國的工業化之後，他發覺林信義說的是正確的，德國人就是先完成了工業化，所以才能以不大的代價就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這不是德意志民族第一次做統一的嘗試，在17世紀、18世紀，德意志民族都試圖統一在一個國家之內，但是這種嘗試都被外力給打破了。
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一個先部分地區獨立然後再統一全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要是沒有足夠的工業能力去對抗那些外力干涉，那麼中國要付出的代價將會難以想像。因為當前反對中國革命的包括了所有列強，德國也同樣不會接受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出現，否則他們就不可能在中國投入這麼多資本。
越是明白了這一點，田均一就越是遠離了所謂歐美先進國家會樂於見到中國走向文明的說法，中國革命最終都是要依賴於暴力破局的，所以積蓄實力一次性打破僵局最為重要，假如拖延下去讓列強看到有機可乘，那麼革命就必然會失敗。
拋棄了這種和列強合作換取中國獨立的僥倖心理後，田均一做起事來倒是更加的大膽了，因為他覺得反正這些條款最終都是要靠實力來說話的，不管許諾了多少，在力量面前都是不做數的，這也是列強教給中國人的邏輯。
不過現在他則需要給這些德國人更多的希望，讓他們覺得在中國投資是有價值的，這樣才能進一步增強中國的工業能力，田均一心中這樣想著，口中則說道：「事實上，我認為太平洋諸島不僅僅可以進行農業、伐木業和礦業開發，也可以進行遠洋捕撈業的開發。
不管是中國還是德國，對於海洋資源的開發都屬於落後者，德國是因為距離太平洋太遠所以才對遠洋捕撈業沒什麼興趣，但是我國距離太平洋並不遠，我國也需要大量的魚獲來補充國民的營養，所以為什麼中國和德國不能聯合起來開發太平洋的漁業資源呢？
建造大型的遠洋漁輪不僅可以刺|激造船產業，也能刺|激鋼鐵產業，而我國也可以藉此解決大量農村聲譽勞動力的出路。我以為，這是一個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作項目…」
在大廳的另一個角落裡，幾位英美記者站在了一起注視著大廳內所發生的一切，記者們的核心自然是著名的喬治·沃尼斯特·莫理循，《泰晤士報》駐華特派記者，一位傳奇人物。
莫理循來武漢也是因為德國人的異動，武漢可不是青島，這裡並不是德國人的殖民地或租界地，按照道理這裡應當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才對，但是德國人在武漢的投資卻已經開始超過了青島，而且德國人的投資越來越集中於湖北這個中國中部的核心地區。
這讓英國外交部相當的吃驚，他們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事實上他們和張之洞之間的關係一直維持的不錯。雖然在東南互保協議上，英國人沒有完全的履行自己的承諾，即保證對於北方拳亂的鎮壓不會波及到和列強合作的南方省份。
但是英國人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因為中國南方並沒有這個力量讓英國履行自己的承諾，這就意味著協議沒有法律效果，因為大國不能被小國約束，這就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系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