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針對幾名被捕獲的前國民黨高級官員、重大經濟犯罪嫌疑犯的審判即將開始，庭審準備工作也進入到了最後的階段。負責收集證據、提起公訴的中央特別犯罪調查小組主要由來自遼寧省人民檢察院的資深檢察官段正功和其他專家組成，而進行庭審審判的最高人民法院則以院長沈鈞儒親自作為審判長，剩下的就是讓被告人選擇自己的辯護律師了。
新中國建國之後一直沒有放鬆法律制度的建設，在1950年的時候就已經設立了有關刑事審判辯護人的制度，不過到目前為止，國內的合法律師其實也沒有多少人。民國時期那些盤踞在南京和上海等地的知名律師，大多在革命時期被定性為黑律師和訟棍，送進勞改所進行勞動改造了。雖然合格的律師很難找，而且大多數現在都服務於國家法律機關，民間的律師鳳毛麟角，但是這種最高級別的國家審判也不能就這麼直接忽略掉辯護人這個程序。
我黨統計了一下可以擔任辯護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並制定了一份相應的名單，讓即將受到審判的那幾個前國民黨高官自己選擇。來自遼寧省的律師由於各種原因，沒有人願意報名這項工作，因此名單上基本都是本時代的法律工作者。
但是，當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員找到正在看守所裡面被羈押的宋子文的時候，這個喝飽了洋墨水的經濟犯對我黨工作人員提供的可選律師名單不屑一顧：「你們都是讓自己人來當所謂的辯護律師，那我們還有什麼可辯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你們羅織罪名誣陷我們一家就算了，現在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我呸！」
站在囚室外面的看守所工作人員和法院的年輕小夥子們一看到這個反革命分子如此囂張，差點就要衝進去揍他一頓，但是帶隊前來的工作小組組長把他們攔住了，用十分平靜的語氣對囚室裡面的宋子文說道：「新中國的最高法院可不是你們手下的那種，也不是美國人的那種，我們為你提供的辯護人都有職業道德。」
「哼，那又怎麼樣，不還都是你們共產黨的人？除非你們能讓我請到香港的律師。」宋子文擺出一副高傲的態度來，讓外面的工作組人員氣得直咬牙。
「你還不知道嗎？我們已經讓英國人從香港滾蛋了，香港的那些律師現在大部分都在勞改所，我們確實可以破例讓你請正在服刑的舊律師，但是他們沒有閱讀過新中國的法律，恐怕上了法庭也沒有用的。」工作小組的組長還是一副脾氣很好的樣子，耐心地給宋子文解釋目前的情況。
而聽到這句話的宋子文倒是被驚呆了，他確實沒聽說過香港已經被收回的事情，事實上他一點都不看每天送到囚室裡面的報紙。
我黨在收回香港主權之後，已經按照既定手段清理了整座城市的舊勢力和反動分子，那些英國人留下的法律從業者自然不例外。從理論上說，為了滿足最高法院庭審的程序正義，也不是不能把正把在勞改所服刑的舊律師拉出來干「社會服務」，不過他們腦子裡都是民國時期的法律，而最高法院此次審判要使用的是剛剛出爐沒多久的新法。
「那好吧，你們這份名單上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為我辯護是嗎？」宋子文沉默了一會兒後又開口問道。
「當然，我們保證任何一位辯護人都將以最公正的態度為你們辯護。」
「那就讓你們的司法部長史良來給我辯護。」
此話一出，站在囚室外面的工作人員們都有些驚訝，沒想到宋子文真的選擇了時任新中國司法部部長的史良。身為民盟成員的史良不僅是新中國難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也是一名堅定的革命者，在建國之後為中國法律和婦女權益的事業做了不少貢獻，新中國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制定就有史良部長的參與。
理論上，宋子文這種人應該不信任在新中國司法部擔任部長的史良，因此工作人員們才不明白為什麼他做出這種選擇。
「好的，既然您已經做好選擇，我們之後會通知下一步進展。」工作小組的組長倒是沒有多問，只是在筆記本上記下了這件事。
「我倒要看看你們這些土匪到時候要怎麼給我羅織罪名，哼！」宋子文最後撂下一句氣話，又躺回到自己的床上，翻過身去不理睬工作人員了。
任務已經完成的工作人員們也不繼續留著，在組長的帶領下前往下一個囚室。
宋子文的打算其實很簡單，他覺得自己到頭來肯定是要被定罪的，無非是個槍斃或者弔死的區別，請什麼律師都一樣的。既然共產黨要裝模作樣地審判自己，那不如就讓他能叫到的級別最高的「律師」幫他辯護。
「我倒要看看你們要怎麼強詞奪理。」宋子文側躺在床上，嘴巴里還在低聲地碎碎念。
其他的幾個受審人員也基本都作出了和宋子文相似的選擇，讓目前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擔任官職的法律工作者作為辯護律師。到目前為止，庭審之前的準備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當天下午，史良部長和幾位被受審者們選定的法律工作者一同來到了北京的一處會議室裡面，討論要如何在即將開始的大審判上為那幾個經濟及反革命罪犯進行刑事辯護。
在會議上，史良部長首先對眾人說道：「大家都是法律工作者，知道依法審判對我們的新中國的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明白我們要為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法庭上進行辯護的原因。我們今天開會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如何為我們的被告人進行辯護工作……」
最開始的時候，中央的幾位領導其實不太明白為什麼遼寧省進入中央的幾位官員堅持要在這次審判上過一遍完整的程序，而負責為老前輩們解釋司法程序重要性的是吳銘。我黨在革命時期一般是不搞什麼法庭審判的，一來是當時沒有法律可以用，只有黨規黨紀，二來是當時黨內的大多數人不了解法律是什麼，也不了解法律程序的重要性，遇到要懲罰的人的時候，一般是拖到群眾面前，渲染一下群眾情緒，遊街示眾搞鬥爭，然後槍斃或者送到勞改地點。但是現在新中國已經成立了，這一套隨意性很強的程序最好逐漸淘汰掉。
「法律工作上的程序正義，是保護無辜群眾、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錯案的重要措施。現在我們搞鬥爭、拖人上去遊街示眾，目標都是明確的，地主惡霸投機分子這些人都是群眾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穩定之後，繼續使用這一套的話，總有一天會導致很多冤假錯案的產生，尤其是在基層。」吳銘解釋的時候如此說道，「鬥爭大會、批鬥大會，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層組織自發搞的，上級黨組織很難做到監督每一次這種『民間審判』，這樣裡面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間了，如果基層組織的內部出現問題，這種民間的審判行為就會成為私人鬥爭的工具。如果某個壞心眼的人混進了黨組織，他就可以借用這種不需要切實證據，只需要煽動或者是造謠能力的審判，讓他討厭的人成為眾矢之的，甚至是身敗名裂。」
另外，這次審判的幾個人，反革命罪行不是那麼的明顯，基本上沒有像蔣介石或者某些原國民黨將領一樣直接下令屠戮革命群眾，和革命軍隊對抗，他們犯下的主要是經濟上的罪行，而且對人民群眾的傷害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因此直接拉到群眾面前搞公審的可行性不高。將他們送到最高人民法院上明正典刑，還能為以後處理重大經濟犯罪樹立標杆。
「首先，我們這次受理辯護的幾名被告人，犯罪事實清楚，人證物證齊全，社會影響重大，因此只考慮做減刑辯護，不考慮無罪辯護，大家是否同意？」史良先給今天的討論開了個頭，在場的幾位同事都點頭同意，這種情況總不會真的有人去考慮無罪辯護的。
「被告人的犯罪程度不同，因此難以統一討論，我們應該認識到，本次審判使用的法律是第一次出現在法庭中，類似案件也是第一次出現在我國法院，因此我們可以利用沒有判決先例這一點，以適量減刑為目標。」一名司法部的同事說道。
「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主要集中在經濟犯罪上，但是少數幾個被告人還被控訴犯有叛國罪，這個罪名的辯護比較難以處理……」
在史良部長開頭之後，幾位法律工作者熱烈地討論起來，這既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等級最高的庭審審判，也是新中國的法院審判制度第一次運作，每個人都想儘力做到最好，為後世留下制度榜樣。他們被選為辯護律師之前，就已經讓周總理囑咐過，要出全力為被告人辯護，不要因為個人私情扭曲法律公正，否則從長遠上看反而對國家和人民不利。
辯護人們的討論持續了幾個小時的時間，最終大家整理出了幾個庭審辯護時的共同著眼點。包括被告人的主動行為能力受到蔣介石的限制、被告人在抗日戰爭中曾經有一定的貢獻等等，這些辯護理由不會讓那幾個被告人得到多少減刑的機會，但確實是幾位辯護人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最佳方案了。
看著大家整理出來的最終方案，史良苦笑著搖搖頭，對討論得滿頭大汗的同事們說道：「看來，這伙反革……被告人還真是難搞，我們想了這麼久的時間，只想出來這麼幾條，如果我是檢察官的話，現在就能逐條反駁裡面的內容了。」
在場的其他幾位辯護人也都無奈地笑了笑，他們或許不是很想接受這次辯護任務，但確實願意儘力去做，不過想要辯護成功，那可就太難了。不過從另一層面上講，他們接受辯護任務的初衷是維護國家法律的程序正義，而不是真的要為這些人進行辯護。
「我聽說特別犯罪調查小組那邊，找到的罪證能堆得像山一樣高，還把美國人的資料都給拿出來了，相比我們這邊能做的準備，也不是一個等級上的了。」一名同事笑著說道。
「鐵證如山，但是我們還是得迎難而上。」另一名同事笑道。
「好了，大家回去之後，都各自準備一下吧，雖然說任務比較難，但總歸是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一定要拿出全力來。」
史良部長最後向眾人總結了一下，大家也都同意這一說法。
於是，這場辯護方案討論會在持續了幾個小時後總算結束了，而在同一時間，中央特別犯罪調查小組的組員們其實還在資料室裡面整理之後要用到的證據。為了把那幾個反革命從快從重地送進勞改營地或者刑場，調查小組的幾十位檢察官們已經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從遼寧省的資料庫、台灣省的原國民黨檔案庫提取以及通過外交部門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稅務部門要求的資料足足有上千份之多。
組長段正功作為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檢察官，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好幾天時間，為庭審之前的準備工作做最後的檢查。小組的其他組員們都勸段正功不必要這麼拚命，畢竟現有的資料無論如何都足夠把那些人全部判刑了，而且之後又補充材料的話也可以添加到案件卷宗裡面，不急於一時。
而段正功則對他們說道：「我們是代表廣大人民對他們提起了公訴，他們對所有的中國人民犯下了罪行，如果我們在起訴他們的時候漏了任何一件罪行，那我們就對不起人民群眾啊。能參與到這樣的工作當中，我不會覺得累，這可是我們法律工作者最大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