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末的某一天，死氣沉沉的東京灣終於發生了異動，在東京灣內的安全地區試圖捕魚的日本漁民在這一天早上看到，那條被水雷阻隔了數月時間之久的水道突然沸騰起來。爆炸巨響接連傳到岸邊，水柱此起彼伏地衝破原本平靜的海面。目瞪口呆的日本漁民全程旁觀了這場持續十幾分鐘的水下爆炸，他們此刻還不知道這接連的爆炸聲意味著什麼。
又經過大半個月時間的消耗之後，日本政府手中握有的物資儲備已經接近枯竭，無論如何計算都不可能撐到今年的晚春時期。吉田茂內閣接連收到日本各地政府發來的有關日本共產黨越發活躍的消息，有些小城市已經出現了工人組織奪權的跡象。在日本的對外交流基本被切斷的情況下，日本共產黨是如何維持住自己的活動，是什麼人在給他們提供支持這點不言而喻。失業的日本工人終於在饑寒交迫的情況下被激發出反抗的精神，有關日本官僚和財閥如何在國運艱難的情況下享受奢靡生活的照片和宣傳材料不停地在民眾當中傳播，失業的工人們重新聚集起來衝擊日本的政府機關。在去年那幾次武裝襲擊後蟄伏起來的日共組織也開始由地下活動轉為半公開活動，他們召集工人群體進行演講，號召人們反對至今仍然控制著日本政府的、在過去幾十年間造成日本民眾無盡苦難的右翼集團。
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是，吉田茂內閣發現日共組織的宣傳內容變得更加現實，對他們這些人也更加危險。他們不再教條地用書本上的內容進行演講，而是對本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日本民眾講解日本如今這種情況的前因後果，並將鬥爭的對象鎖定在比之前更小的範圍上。為了降低日本民眾對日共組織的敵視態度，他們將裕仁天皇暫時排除在鬥爭對象之外，畢竟現階段讓所有日本民眾了解天皇的惡行並不容易，還是先將那些超級財閥以及軍國主義餘孽鬥倒再說。
當然了，對此表示不理解的日共組織成員也是有的，在其內部的一次高層會議上，一直留在本土進行工作的一名黨員就向之前曾去中國學習的折木喜彥提問道：「我不明白，天皇制度不是錯誤的嗎？為什麼我們的宣傳要將裕仁天皇排除在外？」
「裕仁天皇在許多國民的心中仍然是無罪的，這有敵人的宣傳洗白的作用在內，我們現在和民眾宣傳天皇有罪是不利於團結大多數人的。況且，天皇的罪孽更多的不是針對我們的國民，還有更多人會想找他算賬。在廢除天皇制度這方面，我們暫時沒有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必要，也沒有那個資格。」折木喜彥指了指桌子上的印刷精美的宣傳冊說道，這些都是他從中國帶回來的東西。
前往中國學習的日本學員們基本都見識了遼寧省的奇蹟，要是說他們之前還對中國人選擇的道路有所懷疑的話，現在他們都成為了中國的堅定崇拜者，認定只有跟著中國走才能找到日本真正的出路。主要由進步學生構成的日共組織在後世經驗教訓的洗禮之下也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他們身上的稚氣，原本十分激進的年輕成員在看到原歷史上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之後都驚出一身冷汗。
時至今日，日共組織的成員們大多欣喜地看到日本各地的左翼運動漸漸在國家被封鎖的情況下興起，困窘的處境使得進步的思潮由年輕學生內部交流轉向全社會的廣泛傳播。黔驢技窮的右翼政府在經濟基本崩潰的情況下左支右拙，許多地區的失業工人群體已經準備在日共組織的帶領下奪取政權，中國方面已經答應將在他們奪取政權的地區提供支持並開放航路。
「我們奪取政權之後，要如何恢複生產、恢複經濟呢？聽說中國現在還很窮，他們能像美國人一樣提供工廠訂單和原材料嗎？」一名年輕黨員憂心忡忡地問道。
「這個問題你放心好了，中國同志們現在和我們以往的認知大不相同，只要我們能夠認真地反思過去的錯誤，讓兩國能夠團結到一起，日本的未來一定會更加光明的。」折木喜彥等「留學」歸來的幹部信心滿滿地回應這名黨員的疑惑。
他們現在已經準備選擇一座合適的城市發起奪權運動，在這種民怨沸騰的情況之下，日本政府原本就捉襟見肘的警察暴力機關根本攔不住有了未來先進武器的日共城市游擊隊。雖然建立工人政權對這群入黨沒多少年的日共黨員來說還是一件新鮮事，但他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不僅有從中蘇兩國和後世歷史廣泛汲取的經驗，還有這幾個月時間進行的廣泛的社會調查工作總結出來的運動方法。
而在大海另一邊的中國，我黨也已經準備好跟日本的軍國主義餘孽算總賬了，經過一個月左右時間的周旋，新中國在國際上已經混了個臉熟，之前就已經準備好的解決方案也可以向各國拋出。
要解決日本的軍國主義餘孽問題，自然就要回溯到幾年前的東京審判當中，在這場本該一一判決日本戰犯的公開審判當中，足足有42名日本甲級戰犯被美國人以「罪證不足，免於起訴」的借口宣判無罪，剩下被判決的28人當中也僅僅有7人被處以死刑。尤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最主要戰犯裕仁天皇，不僅沒有被列為頭號戰犯判處死刑，甚至繼續保留了天皇的頭銜，在日本國內照常生活。
這場不公正的審判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相互媾和的結果，對遭受侵略承受苦難數十年的東亞其他國家人民而言是完完全全的背叛。想要推翻日本軍國主義餘孽的權威，勢必要推翻東京審判的判決結果，重新逮捕並審判日本戰犯。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最主要受害者的中國，當時只能派出一名法官參與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如今身為新中國外交部顧問的梅汝璈在和主席、總理聊東京審判的過程的時候，總是會捶胸頓足，痛斥當時帝國主義勢力和日本人狼狽為奸，蔣介石更是直接指示他放過某些日本戰犯，包括在中國搞了三光政策的岡村寧次。
「我當時和美國人據理力爭，什麼照片啊、文件啊我都一件一件地拿給他們看，但是他們就是要說證據不足。我當時那個生氣，差點在法庭上和那個叫巴爾的印度鬼子吵起來，那個印度鬼子比美國人還要壞，簡直就不是人！」梅汝璈在說到審判過程的時候情緒不免激動起來，而那個讓一向文質彬彬的梅汝璈都爆粗口的印度法官拉達賓諾德·巴爾，主席和總理二人也有所了解。
這個印度人不僅主張所有日本戰犯無罪，而且在原歷史上還被日本人樹碑立傳，給他在靖國神廁裡面也立了一塊碑，向後世人傳頌他的大缺大德。不僅是梅汝璈，吳銘之前在和主席談論東京大審判時也會生氣地把這人拉出來批鬥一番。
「帝國主義本質上和日本軍國主義是一丘之貉，這一點我們也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才能看得清楚，當時梅先生已經盡了全力，現在我們就要好好地給他們抓起來再審一次。」周總理頗有些憤慨地說道。
「是啊，現在我們有實力了，可以讓全世界人民都好好看看，美帝國主義是如何包庇這些對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民燒殺搶掠、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戰犯的，讓全世界人民都能認清他們沆瀣一氣的反動本質。」主席說道。
重新組織東京審判最早就是由梅汝璈提出的，原本我黨的打算是把那群日本戰犯都抓起來，判處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罪名絞死就好。但是梅汝璈認為，這群日本戰犯的罪名應該被釘在全人類的歷史恥辱柱上，不然未來其他國家就可能對中國自己進行戰犯審判說三道四。主席和總理認為此事並無不可，東京審判的結果本來就是美國人強行操縱導致的，現有的罪證在沒有美國人和戰犯們相互媾和的情的況下足以將這群人全部判處絞刑，讓他們在全世界面前被公開公正地審判總比中國人自己審的效果要好得多。
於是，在日內瓦的新中國駐安理會代表王炳南便接到了新的任務，最近幾十天時間裡新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基本上光顧著接待各國大使了，甚至有幾場聯合國大會因此被推遲召開。中央下達給他們的新指示和附帶的文件很快通過衛星網路送達，王炳南當天下午就把這件事情送到了安理會上進行討論。
由於事關二戰的戰敗國日本，這件事情依照程序要先經過安理會討論才能送到聯合國大會上進行公示。而現在的安理會其實也形同虛設，美國代表奧斯汀最近一段時間整個人都麻了，國內在德特里克堡被整個抹除之後慫出新高度，搖搖欲墜的杜魯門政府命令他不要多生事端。
「介於1946年至1948年召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結果充滿了某些國家的偏見、戰爭罪犯與某些國家進行無恥的媾和，成功逃脫應有的正義判決。我國主張徹底推翻對目前還存活著的日本戰犯的所有審判結果，並重新組織國際法庭調查其戰爭罪行，我們絕不容許某些國家以一己之私，背叛在對日戰爭中付出重大犧牲的各國人民。」王炳南在安理會閉門會議上說的話鏗鏘有力，在場的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代表當中，多勃雷寧早就知道今天的事情，對中國的提議予以絕對支持，而美英法三國代表則知道他們就算反對也無濟於事。
剩下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代表們自然也不會反對，他們有些人甚至已經忘了「消失」在國際視野中的日本。決議被做出之後，之前參與到東京審判當中的各國重新匯聚到一起，商議如何進行這次重新審判，美國方面直接宣稱一切按照中國的意思，中國方面想怎麼搞就怎麼搞。
王炳南向與會各國提出，這個新組建的「東亞國際軍事法庭」將同樣被設立在東京，這讓各國代表都吃了一驚，畢竟目前尚未傳出中國對日本進行軍事佔領的消息，這很有可能是某種大事件的預告。而與以往不同的是，即使中國給出了這種預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到這件事情當中去摻和了。要知道日本對外交流被封鎖除了日本各條航道裡面的水雷之外，還有中國海軍不間斷巡邏，「勸退」外國商船的作用在內，這是明明白白地向全世界宣示自己對日本的控制力。
而新的東亞國際軍事法庭只有參與到對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戰的國家才能派出成員參與，王炳南特地在相關文件上註明中國後續將對赦免了11名日本戰犯的印度法官巴爾等人提起反人類罪訴訟，讓印度大使當場愣住。
聯合國的決議在不久之後傳到了已經很久沒有接到過外部消息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打死也想不到聯合國給日本發來的第一封電報竟然是這樣的內容，很明顯他們之前通過各種途徑在國際上進行的嘗試都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雖然他們之前就把這群戰犯當做和中國談判的籌碼偷偷軟禁了一部分，但是中國人似乎並不打算和他們私下解決了。
雖然通知文件上註明了是給日本政府的，但是這份來自聯合國安理會的電報當中沒有要求日本政府做出任何反應，也沒有要求他們逮捕戰犯候審。吉田茂內閣很快就看清了這份電報的實質，這明顯就是中國發給他們的「審判書」。
「倒不如說是一種解脫吧。」吉田茂拿著電報悻悻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