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難對於北京居民來說確實是大不幸，但是這場劫難卻也清除了北京城內的一部分頑固派分子，這些頑固派分子正是反對戊戌新政的主要骨幹，他們抱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想阻止了一場從內部變革大清的運動，但卻阻止不了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殺人放火。
因為八國聯軍攻陷了北京城，使得朝廷的權威大大的被削弱了，因此慈禧在西安時頒發了迴鑾新政，以緩和同地方上開明士紳的矛盾。這點從清政府恢複對北京的統治權後，沿襲「安民公所」之制，在京城設立善後協巡總局一事，就能看得出朝廷這一次並不是在嘴上鼓吹支持新政，而是確實希望尋求改變以延續大清王朝的統治。
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於1897年抵達北京時，曾經向朋友抱怨「這座城市夏天太熱，且塵土飛揚，下雨時路上泥濘一片，難以行走，城牆和大大小小的圍牆把這座城市分割成了一個個狹小的區域，加上北京城密集的人口，讓人似乎身處於中世紀時的城堡內。」
不過到了1906年，報紙上說北京城最近出現了六種新事物，「槐與柳兩行碧青；設崗位指揮交通；太平童以防危險；自燃燈大放光明；石子路洒掃乾淨；四輪車最走當中。」可以說，北京正在努力的改變自己，以迎合一種變革的潮流。
雖然這種變革並沒有觸動根本的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但至少還是改變了這座古老城市的面貌，令其煥發出了一種新的氣象。當然，對於那些去過漢口的外國人來說，北京城的這種變革還是流於表面了，北京的城市公共建設雖然投入了一些資金，可這座城市的底層民眾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相比之下，武漢地區的變革則是深入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最底層的民眾生活水準一直在提升，1904年漢口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為月薪5元，到了1906年漢口工人平均月薪就已經上升到了7元。
和北京的公共建設主要為達官貴人們服務不同，武漢的公共建設則是為了提升整個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性，所以武漢的公共交通事業及水電煤事業都獲得了工農兵委員會的補貼，使得整座城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
按照一位美國傳教士的看法，「朝廷這邊推動新政的動力，其實都是為了和外國爭奪利益，所以朝廷所辦新政都是從是否有利可圖出發，結果中國民眾幾乎都不能從新政中獲得好處。
只有少數開辦新式工廠的人才能從中受益，因為朝廷從平民身上搜刮的財富都補貼給了這些新式工廠，但這些新式工廠並不是拿朝廷的補貼用來擴大生產，他們把朝廷的補貼當成了工廠的盈利先發給了股東，好讓股東先收回自己的投資。
而武漢這邊雖然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但實質上他們搞的是壟斷資本主義，只不過這種壟斷並不是依賴於資本的組織和生產，而是仰賴於一種行政上的權力。勞工黨以人民的名義管理這些資本，並通過行政命令壟斷生產和市場，從而獲得了壟斷的利益，類似於美國標準石油公司。
…雖然這種依賴行政權力的壟斷必然會造成權力上的腐敗，但至少在現在這個階段，勞工黨還是克制住了組織內的腐敗情況，依賴於一種超越司法獨立精神的肅反運動……
武漢工農兵委員會依然是一種獨裁體制，不過是從一個人的獨裁變成了一群人的獨裁，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我國的自由精神是相違背的，假如讓這樣一群人掌握了中國，那麼美國和中國之間今後必然會爆發衝突。
…不過，這種強力的獨裁體制卻要比現在的清政府更加的適合中國，因為這樣的體制能夠充分的把中國近乎無限的人力資源開發出來，這點從湖北地區近幾年的建設速度就能看的出來…」
不管怎麼說，北京城近五年來的變化已經超過了過去200餘年的變革。事實上，除了滿清入關時把漢人從北京內城驅逐出去外，這座城市和明末時相比，並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只是和1906年七月、八月所爆發的變化相比，過去幾年裡北京所推行的新政又不算什麼了。月底，朝廷終於沒能抗住武漢和北洋共同施加的壓力，同意北洋派人對北洋第一師進行整編，並對城內的治安問題進行整頓。
這一次北洋對第一師進行整改可不是如之前那樣把這些旗人供起來，而是真正的要對第一師進行拆骨換皮了，整編完成之後，第一師就將進駐承德，其守備京城的職責也被取消了。
隨著俄西路軍主力的投降，駐承德的俄軍也失去了向張家口進軍的動力，加上日軍加入了戰局，新任遠東陸軍總司令庫羅帕特金乾脆的放棄了第二戰場，預備把俄軍撤到朝陽一帶，從進攻轉為防禦。
敵前撤退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袁世凱無意拖住承德的俄軍，他只要求收復失土。而俄軍也承諾，絕不破壞承德避暑山莊，雙方很快就在承德撤軍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至於張家口的工農紅軍，此時也正處於有心無力的階段，因為物資供應不上了。為了圍殲俄軍西路軍的主力，工農兵委員會足足投入了近千萬元，如果再加上對山西民眾的賑濟，工農兵委員會也有些扛不住這樣的花錢速度了，畢竟他們還要負擔起湖南、安徽的賑災及湖北、河南、四川、江西的建設任務。
在這樣的局勢下，蔡鍔也只能默認俄軍從承德撤離。中俄的這種默契，日本人一無所知，他們就是覺得中國軍隊有些軟弱了，此時北洋和武漢應該齊心協力的去進攻承德的俄軍，再吃掉這一個多師，那麼就能給陸軍南滿的攻略減輕極大的負擔了。
青木宣純對俄軍能從承德順利撤退的看法是，「北洋和武漢之間互相提防，故不能精誠合作，俄軍撤退的也相當的果斷，所以中國人白白浪費了大好機會。」
不過駐華公使館翻譯島川毅三郎卻不這麼看，在他看來，武漢和北洋在對付滿人一事上簡直合拍極了。武漢唱著白臉對滿人逼宮，而北洋唱著紅臉勸說滿人讓權，滿人簡直束手無策。
島川毅三郎名義上駐華公使館的翻譯官，但實際上卻是負責對清政府的情報人員。時京城白雲觀觀主高仁峒在宮內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甚至連李蓮英這樣的人都是他的信徒，因此俄國外交官璞科第刻意接近高仁峒，並把自己的住宅安置在了白雲觀的後花園內。
日本人偵測到了這一點，就同樣從白雲觀下手，希望了解到中國和俄國之間到底達成了什麼樣的密約。島川毅三郎數次向白雲觀進行大額施捨，從而得到了觀中道士的親近，並成功的拜在了高仁峒門下，也因此了解了清宮內的動向。
武漢不僅迫使清政府交出了北洋第一師的軍權，還對京城內外警察廳進行了整頓。滿清在北京最關鍵的武力是步軍統領衙門和巡捕五營，九門提督管理的就是這兩個部門，這兩支部隊在清朝中前期約有3萬餘人，2萬多步兵，1萬多騎兵。
不過到了光緒時期，這兩支部隊也幾乎腐化完蛋了，和明末的京軍一樣，只能吃餉不能上戰場，庚子國難前大約有一萬多步兵，五千騎兵。八國聯軍一役，敢拚命的被聯軍給打死了，剩下的就更加的不能打，也不能做事了。
因此清政府恢複對北京的統治後，並沒有重新充實步軍統領衙門和巡捕五營，而是乾脆保留了八國聯軍遺留下來的「安民公所」，1902年改為工巡總局，1904年武漢發生兵變，在袁世凱的建議下，1905年設立京城巡警部，以管理京城內外治安，步軍統領衙門和巡捕五營雖然建制還在，但幾乎已經不管什麼正事了。掌權者是滿族親貴大臣毓朗、善耆。
秦力山借口北京地面不靖，一些旗人試圖圍攻國會，因為國會試圖取消他們的鐵杆莊稼。清末北京的旗人是真的啥也不幹，就靠著旗餉過日子，哪怕家裡斷頓了，家裡的爺們也還是提著鳥籠在街面上廝混，讓家裡的女人去當東西或借錢過日子。
旗人之所以那麼懶還能借到錢，因為旗人有專門的滿缺，只要能補上缺就等於有了官員的身份。但到了清末，哪怕乾隆把大量的漢奸八旗給開除了旗人的行列，清末滿蒙八旗的數量也是國初時的上百倍了，這滿缺的數量和滿人的數量相比，也還是杯水車薪。
所以想要補上缺，不僅要人脈，還需要一點名望，要是上面的人連你的名字都沒聽說過，還怎麼給你補缺？比如馮玉祥的本名就不是馮玉祥，可為了幫其佔住這個缺，他的長輩乾脆給他起了個新名字。旗人謀缺也大體如此，在街面上宣揚自己的名聲，多認識幾個朋友，也許運氣就來了。老老實實去幹活的旗人，顯然是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的。
國會居然要動旗人的飯碗，他們自然是不幹的，所以還是鼓動了起來去圍了國會一次。只是，這些旗人也只敢鬧事，不敢真正的製造流血事件，因為武漢實在是太強勢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俄軍俘虜川流不息的從北京城內穿過，又有那個旗人真的敢去和武漢強硬表態呢？
秦力山借著這一事情要求毓朗、善耆辭職謝罪，並將北京內城巡警廳的主要官員同北京外城巡警廳進行對調，原內城巡警廳的官員大多是依附毓朗、善耆的。這樣一來，滿人對於北京城的武力保障幾乎就被剝光了，出手的雖然是武漢方面的代表，但是在邊上敲邊鼓的卻是北洋一系。
因此島川毅三郎認為，北洋和武漢之間的分歧，並不如表面上那麼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