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初的某一天，位於東京的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收到了一份來自我黨的電報，其內容並未讓日共總書記德田球一感到驚訝，他們早在幾個月之前就知道會收到這個信息了。
經過數月時間的準備之後，東亞國際軍事法庭已經做好了開庭審判的準備，庭審地點如同先前決定的一樣，將設立在日本首都東京。新日本政府被告知需要輔助中國工程隊做好庭審現場的建設工作，並保證審判過程中的安全事項，最最重要的是，要向全日本的所有人公開本次審判的全部過程。
推翻東京審判結果、重新審判在日本革命過程中被捕的舊日本戰犯這件事早在本年的年初就已經向全世界公示，不過當時世界各國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國的突然崛起之上，並未太多地關注日本。不過對於日本新政府而言，這卻是他們上台之後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所有日共黨員都明白，他們成功奪取政權主要是依靠中國的幫助，軍國主義餘孽雖然在他們上台之後已經被狠狠地清洗了一波，但民眾的思想依舊向著過去的舊日本。
如果他們想要融入以中國為主導的新國際秩序當中，那麼和舊日本一刀兩斷就是絕對必要的工作，日共必須將天皇的影響力從民眾的思想中徹底洗乾淨，把天皇和它的那些爪牙批倒斗臭。為了達成這一目的，他們在日本各地的少量反抗力量被清除掉、社會秩序基本恢複穩定之後，便不遺餘力地動用各種宣傳手段攻擊軍國主義歷史。
最開始的時候，他們針對軍國主義歷史對日本造成的苦難下手，給民眾分析他們在戰爭末期的悲慘遭遇為什麼是軍國主義造成的後果。這個道理通俗易懂，大多數人很快就接受了舊日本軍隊不是東西的理念，並樹立起「和舊日本軍隊有關的東西都是壞的」這一想法。然後日共的宣傳部門就開始抽絲剝繭，向民眾揭露日本幾代天皇和軍國主義之間的關係，慢慢地將矛頭引向天皇和天皇制度。
長時間的、循序漸進的思想引導最終成功地將大部分日本年輕人的思想扭轉過來。在日本各地的學校當中，新上任的教師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向學生教導舊日本犯下的種種罪行，讓日本的新一代人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長輩犯下了什麼樣的罪孽，以及為什麼他們作為後代必須要補償受侵略國家的損失、在未來支付戰爭賠款等等。
德田球一的一段講話被列為日本學校新式教育的思政課內容，這也是日本共產黨在周圍各國監督下制定的對舊日本的定性：「過去的日本是一場由皇室以及軍隊主導的大型犯罪，幾乎每一個日本國民都間接地成為這個巨大犯罪集團的一份子。過去日本對周邊國家進行的侵略和破壞是嚴酷的既成事實，生活在日本的人們不能不為此付出代價、受到懲罰，我們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身上所背負的歷史污點。不過這種罪責並不會永遠地持續下去，當我們的人民最終將賠償還清、將過去的軍國主義餘孽清洗乾淨，我們就能成為新時代中人類文明正常的、光榮的一份子，與世界各國的人民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當然了，日本社會中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已經接受了天皇有罪、軍國主義制度有罪的正確思想，新組織的日本警察部門在這段時間裡經常能抓獲一些暗搓搓地搞軍國主義小團體、宣傳舊日本忠君思想的頑固分子，中年人和老年人的這種情況尤其常見。不過日本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此時更關心的是他們的生計問題，而非天皇的死活。
用幾個月時間清除國內的頑固抵抗份子，將權力下沉到日本各地的鄉村之後，日共成功地在我國以及蘇聯的幫助之下恢複了一定的工業能力。現在日本幾個主要的工業區已經基本恢複生產，社會經濟秩序逐漸趨於平穩，工人們獲得了工作，一船船的零部件和簡單工業製成品被送往中國和蘇聯，為日本換取了糧食和礦物資源。
「所以，大家都已經看到了中國同志們的要求，我們要不遺餘力地配合東亞國際軍事法庭的工作。」德田球一在日共政治局的會議室裡面向他的同志們展示了手中的文件，「這是我們和舊日本做出切割的重要部分，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到時候要讓所有的民眾都能看到這場審判，認識到審判的重要性。」
圍坐在桌邊的日共領導人們紛紛點頭表示同意，他們大多是日共的元老級人物，經過了數十年的艱苦鬥爭才換來今日的成就，深知本次事件的重要性。
「屆時，港區的公審會場必須得到安全保障，中國同志們將會組織大部分的安保工作，我們的任務雖然是輔助，但一定也要做到最好。不能讓任何中國人受到任何傷害，也不能讓任何人行刺或者劫獄舊日本戰犯。」德田球環視眾人，然後又轉頭看向坐在一邊的小林寬澄，開口說道：「小林同志，你們武裝力量務必要配合好中國方面的一切要求，認真地執行每一項命令。」
「我明白的！」小林寬澄用力地點了點頭。
由於東亞國際軍事法庭將以開放式的法庭進行審行判工作，到時候會有大量的群眾能夠直接圍觀法庭，庭審地址就被要求有足夠大的地方能夠使用。而被核彈夷平的東京港區正好符合這一要求，日本政府已經組織人手在幾個月時間中清理完港區的廢墟，並修建了一些統一的臨時房屋以供難民居住，在重新修築長期使用的建築之前，港區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平整的空地。
遼寧省的工程人員在實地考察之後，選擇了臨近海岸的一片空地，並修建起了一座類似露天運動場的建築，以及一座形式威嚴肅穆的大型法庭。審判區的內部座位足夠來自中國和其他受侵略國家的一萬多人就坐圍觀，在外面還安裝有大量的屏幕和聲音設備以供日本民眾圍觀使用。
向幾個人布置了一些任務之後，德田球一又提起了另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本次受審的幾十名舊日本戰犯將在不久之後被轉移到東京看押，具體的轉移流程在文件裡面，大家想必也都看過了。不過我們還是有個問題的，中國同志們沒有提到是秘密轉移或者禁止民眾到港口和路邊觀看轉移過程，我想看看大家的看法怎麼樣。」
「我認為是可以讓民眾去看一看的，這樣能確認一下我們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果如何。」野坂參三首先回應道，「中國同志們也有提到過，要打擊舊日本戰犯的心理防線，讓他們在臨刑之前信仰崩塌，這對摧毀軍國主義精神有所幫助。」
「可是這對安全工作並不有利。」小林寬澄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道：「我們在過去的一個月時間裡，僅僅在東京就抓獲了兩百多名軍國主義頑固份子，並破獲了一個密謀劫獄的小團伙。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環境並不夠成熟，如果轉移過程能夠讓民眾圍觀的話，對安保工作的壓力將會非常大。」
東京的治安情況在這大半年時間裡經歷了大起大落的過程，從美軍撤離開始，城市的治安就向著徹底的混亂滑去，等到日共上台之後，社會秩序才漸漸地恢複過來，但並沒有到這一系列變故出現之前的那種平常水平。新組織的日本警察乃至日本的所有政府部門面臨著人手不足的問題，能夠被信任的人實在太少，不能被完全信任的舊人則不能參與到重點工作當中。
在這一情況下，東京時常發生盜竊和搶劫事件，甚至還出現過一兩次軍國主義頑固分子組織恐怖襲擊的惡性案件。負責城市治安和防衛工作的日共武裝力量為此傷透了腦筋，如果戰犯們下船坐車被轉移的這段時間裡能讓市民圍觀的話，他們的工作負擔就會大大加強。
那些頑固的軍國主義份子不僅僅會嘗試營救天皇和其他戰犯，他們甚至可能讓這些人在被審判之前「玉碎」，搞出爆炸襲擊的事情來。在小林寬澄眼中，這伙戰犯被自己人炸死也沒什麼區別，但是如果讓中國方面不滿意的話問題就大了去了。
「嚴格選定路線，把警戒線拉得遠一些，圍觀人群和車隊有個幾十米的間隔的話，總不至於出意外了反應不過來。」野坂參三思考了一會兒後說道。
「不行，中國同志們選定的下船地點和臨時羈押地點之間沒有那麼寬敞的路線可以用。」小林寬澄搖了搖頭，覺得野坂可能是有些異想天開了。
「那，我們只在碼頭組織人群圍觀怎麼樣？提前挑選好思想健康的民眾，在碼頭上唾罵那些舊日本戰犯，配合一下中國方面要求的心理攻勢。」另一名政治局成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小林寬澄沉默了一會兒，點點頭說道：「如果只是碼頭的話，我們還是做得到的。」
經過幾番討論之後，他們決定在碼頭和部分轉移路線上比較合適的路段允許民眾圍觀，並在其他可能有危險的路段上實行戒嚴。能夠前往圍觀轉移過程的民眾要經過一定的思想審查，另外要安排一定數量的學校學生參與，以作為教育手段的一部分。
要徹底地摧毀日本軍國主義，處決戰犯和歷史定性是不夠的，日工必須著手消滅這種極端主義的精神寄託，也就是要讓天皇和其他的軍國主義代表人物自己崩潰掉。如果天皇在法庭和刑場上表現得像是精神崩潰的軟蛋，其他戰犯也都一副跳樑小丑的樣子，那麼軍國主義的精神寄託也就消失掉了。
會議結束時，日共將他們的討論結果傳到我黨這裡，並向我黨尋求相應的意見。主席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也對此事進行了探討，並仔細考察了日共制定的方案的可行性，最終同意了他們的計畫。
此時那些將在東亞國際軍事法庭上受到審判的日本戰犯都被關押在遼寧省的一座特殊監獄當中，主犯裕仁在最初的幾個月時間裡試圖裝瘋賣傻、裝病求饒，但是並沒有任何效果，監獄裡面有一個特殊的小組專門負責維繫它的健康狀態，並保證它不會精神失常。而其他的戰犯人員則分別嘗試過越獄、自殺和絕食等種種手段，不過都被監獄的管理人員一一化解。
我黨並沒有嘗試對他們進行什麼思想教育，只是每隔一段時間進行審訊工作，因為這些戰犯的命運早就已經註定，他們不會得到除了死刑以外的任何下場。
遼寧省的網路論壇上面還出現過一個熱門的話題，網民們熱切地討論著到時候應該如何處死這些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針對裕仁的死法設計可謂是眼花繚亂層出不窮，讓看到這一討論的主席等人哭笑不得。網民們在想像如何虐殺這些戰犯的方面展現出了極強的想像力，從生物行刑、環境行刑、化學行刑和物理行刑等方面構思了無數種能把死前的痛苦感和羞辱程度最大化的行刑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最經典的凌遲處死、剝皮實草、五馬分屍、抽腸割舌等古代極刑，也有酸鹼兩重天、毒氣與生物武器浸泡、炮決、物理二維化等現代科技結晶，更有各種各樣視覺效果絕佳的處刑辦法，可見人民群眾對這些在原歷史上逃過一劫的戰犯惡魔恨意之深。
當然了，我黨不會考慮使用虐殺的方式行刑，畢竟消滅肉體很簡單，而抹除精神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戰犯在臨刑的時候沒有精神崩潰屁滾尿流地求饒，那麼折磨他們致死只會讓他們在死後也成為一種精神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