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遼寧省開始向全國各地輸出工業產業鏈之前，政務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需要中央進行決定，那便是經濟體制如何架構，企業如何發展。新中國要發展工業，就要建設工廠，有了工廠就要有相應的企業進行管理。
對於老一輩的革命家而言，建工廠辦企業都是新鮮事物，原歷史上的新中國的第一批企業基本是按照蘇聯模式進行建設的，不僅僅是在技術上一脈相承，在管理和其他制度上也完全照抄。在學習到蘇聯的先進經驗和技術的同時，也把蘇聯經濟體制和其他方面的缺點一併帶了過來，有些傳統就這麼在中國一直流傳到21世紀。
傳統的蘇聯指令性計畫經濟體制不能說沒有其優點，它先後使得蘇聯與新中國從工業較弱國家和完全的農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成長為重工業大國，獲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人民第一次有能力在帝國主義佔據優勢的世界格局下保全自己並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發展生產力。但是問題就在於工業體系建設完畢之後，這一套指令性計畫經濟模式已經完全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的下一步發展。
倒不是計畫經濟體制過於落後而無法適應發展，而是社會生產力過於落後以至於無法發揮計畫經濟的真正優勢。直到21世紀初期，人類的計算能力也遠遠達不到算出社會資源最有效配置，生產力發展速度最快的經濟計畫的程度，尤其是在人口大量上升的情況之下，社會需求的複雜程度指數上升，完全由政府指導生產不太可能滿足得了人民的需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開放一部分民營經濟的目的就在於讓市場引導社會資源，以減輕政府指導生產的壓力，避免完全計畫經濟下由於應變能力不足導致的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在蘇式計畫經濟中對農業問題的考慮不足，並不適合中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情。新中國基本上也把蘇聯那種剝削農村補貼城市的積累方式照搬過來，導致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產生了諸多的水土不服。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與過去的其他社會形態有著根本上的不同，而且它在歷史上是一個嶄新的命題。在1951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僅僅過去了三十年左右，而資本主義社會有著幾百年的演化，按照社會階段論而言，資本主義尚未走到盡頭。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嘗試直接跳過某些社會階段，從遼寧省已掌握的歷史來看，無一例外在經濟學和社會學客觀規律上碰得頭破血流。
原歷史上的新中國經濟發展史充滿了曲折和艱難，可以說除了一五計畫期間以外，新中國的國民經濟沒有得到足夠大的發展。按部就班地發展出來的新增產能迅速被無限制擴張的人口稀釋，國民生活水平也被限制在很低的水平上。
在城市當中，工業化建設帶來的大批重工業企業確實使得一批從農村中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得以成為產業工人，並進一步為擴大生產做出貢獻。但是隨著蘇式工業化建設而來的是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在城市的公共醫療、教育和文化服務沒能跟得上城市人口擴張的腳步的情況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本該只作為生產部門的企業卻負擔起了不屬於它們的公共服務義務。在全國絕大多數農民還住不起土胚房的時候，大型國企的職工就可以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雖然這種福利在後世看來算不上什麼，但那時候的全國大環境中也只有城鎮居民享受得到福利政策。而且國企職工的崗位一般是隱性世襲制，一個工人的職位很大概率由自己的兒子或是其他親戚繼承，另一方面大多數農民根本離不開農村，罔論進入城市競爭就業了。
工業城市的生產制度持續僵化，工業生產的新增就業崗位甚至無法滿足城市內部的新增勞動力，以至於在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搞上山下鄉，將城市勞動力直接「放逐」到農村地區。直接導致在知青回城的那段時間裡，暴增的城市人口使得各種社會問題集中爆發。「嚴打」就是在那一時期中，由於基層組織無力穩定好隨人口一同上升的犯罪率而出現的。
這種福利制度在大型國企的勞動生產率尚未落後的時候還足以維持，但是到了後來企業效益一再降低，最後國家已經不得不用財政補貼和銀行貸款維持企業存在的時候，這種福利措施就成了沉重的負擔。在原歷史上的八九十年代，東北地區國企的生產技術落後和不斷攀升的資產負債率終於導致國家財政再也無法支撐，這一切便最終導向了國企破產和下崗潮。而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城市居民的生存環境也談不上多好，數百萬戶居民長期地居住在地下室、走廊過道乃至是廁所和下水道中，等待遙遙無期的住房分配。
而在農村當中，新中國從建國以來到二十一世紀之前的農村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某些問題也根深蒂固地存在著。首先就是農民的生存問題，後世的人們很難想像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還有不少地區的農民會在當年收成不好的時候集體逃荒要飯，這一現象在西北和西南的貧困地區尤其明顯。
雖然原歷史上的新中國也經過農業技術的改革使得平均畝產有所上升，但是到了1979年的時候，農村實際人均收入和1957年並無差別，全國人均糧食佔有量甚至在那之後還下降了。無數農民活在絕對貧困的狀態之中，僅有的收入將將維持生活，用以購買柴米油鹽和棉布等基本生活物資，更不要談什麼文化娛樂項目了。至於下崗，崗都沒得上還談什麼下崗呢？
在後世的印象當中，新中國一解放，土地改革一結束，農村就穩定了，農民就是共和國最穩定的基本盤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剛建國的時候餓死人的現象很少出現，加之農村信息閉塞，農民總會忍一忍就過去了。而在幾十年後，如果農村補貼城市的現象繼續進行下去，那麼農民遲早會在支部書記的帶領下進城討飯。農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再後來已經導致上山下鄉時期，農民對知青的不待見，以及一些比較嚴重的民事衝突。
主席在遼寧省的資料庫中查閱到的一份七十年代末中央幹部到貧困縣調研的報告當中就有提到，當時這個縣的農民一共有三大願望，第一大願望是吃得飽飯，第二大願望是吃得飽飯，第三大願望還是吃得飽飯。至於出生在農村的大量人口，除了成為農民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路可走，教育和醫療都維持在最低水平中的最低水平，僅僅是不會大量產生文盲以及不會產生大規模惡性傳染病的程度。
除了中央幹部的調研報告之外，主席還提前二十多年收到了一封來自福建省一名小學教員寫給他的信，描述了自己的孩子在下鄉務農過程中遭遇的種種生活困境，以及城內幹部子女在下鄉之後不久就以「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需要」的名義被調回城市工作的情況。這並不是一個家庭身上發生的個例，而是在國家經濟與社會建設過程中產生路徑依賴和體制僵化導致的全國性的困難。
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全都走向了瓶頸，改革來得越晚，改革過程中的阻力越大，人民為改革付出的代價越慘痛。
而現如今，新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比起原歷史上大有改觀，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照搬歷史上的發展歷程。已經被證明走不通的道路需要從一開始就想明白從哪裡進行改良，以免再次在客觀規律的牆上撞得頭暈目眩。
「首先是在工業發展的方面，我們不能走專註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忽視輕工業和民用工業的老路。既然國家的家安全可以得到確保，那麼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第一要務。」主席在政治局的討論會上嚴肅地說道，「人民群眾跟著我們鬧革命，是因為舊社會讓人活不下去了。我們的革命勝利，不僅要讓人民活得下去，還要讓人民活得更好，否則的話我們就對不起人民群眾。」
建國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上漲緩慢乃至於開倒車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幾點就是人口無限制暴漲、執政黨幼稚思想導致的「左傾」或「右傾」、科學技術基礎差發展慢，而遼寧省穿越之後，這些問題都有了明確的解決辦法。
中央在經過討論之後，初步確定了未來將要建設的國家經濟的形式，大體上和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差不多，但是施加了許多的限制條件。相比原先的政策而言，最明顯的改變當屬允許私營經濟的繼續存在，但是對私營經濟的規模作出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政策將會保證國企對國民經濟的命脈產業進行全面的把控，在某些行業禁止私營經濟的存在，同時在同行業的國有企業中製造競爭局面，以避免國企壟斷導致的僵化。國企將不再作為同時負責生產和生活的「小社會」，必要的公共服務由專門的部門負責。
農村向城市的流通渠道必須擴大，不能限於每年只有一點點的人才招工和徵兵，同時要保證農村的收入水平不被城市拉開太遠。遼寧省生產的工業產品將以解放軍的武力作為後盾對外徵收帝國主義國家的「剝削債」，用於對內補貼以人民負擔得起的價格進行銷售，盡量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社會建設的方面，主席也對遼寧省提供的基本政策進行調整，主要是在打破社會階層固化這一方面。由於最根本的人性使然，在制度不夠嚴厲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總是會為自己的後代謀取更多的利益，哪怕是非法利益。在這件事情上從古至今都沒什麼好辦法，只能以強制手段規定某些高收入崗位或者政府部門的工作者的後代在應聘同單位崗位的時候作延後考慮或者是直接禁止。
為了使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在得到基本的滿足之後能有一定的文化娛樂，新的政策也保證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必須得到保護。在網路時代到來之前，農村生活的枯燥只能依靠幾個重大節日和層出不窮的民間藝術得以緩解，如果人為破壞這一類傳統文化，不僅僅會造成當代人的生活變得枯燥，還會使後代子孫的文化生活由於傳承斷代容易受到其他文化體系的入侵。
總而言之，在新中國已經擁有了強大的對外威懾能力的情況下，保證中華民族的生存已經不是我黨的當務之急，現在的新中國必須一切以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中心。在政治體系、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上的基本國策都結合當前新中國的國情以及未來世界提供的經驗教訓進行了修正和完善，力求在犯最少的錯誤的情況下達到盡量大的發展成果，為全體人民爭取盡量多的福利。
「我們現在在經濟制度建設上是學生，在未來也將一直是學生。我們有社會主義的理想，但是從未有人直到如何去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要做的就是探出一條路來，證明社會主義這條路走得通。」主席在討論會的最後如是說道。
而在中央政治局討論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過程當中，有那麼一個社會問題貫穿始終，幾乎所有其他社會問題都與之有極大的淵源。如果不能先解決這一問題，那麼一個隱形炸彈就會被埋下，終究會在十幾年或二十幾年後將遼寧省穿越帶來的優勢消耗殆盡。
新中國在1951年的人口總數大約為五億六千萬人。